电影语言中暴力与审美符号的意义与价值——电影文学

 从符号学上来说，影像符号可以理解的能指和意指两个理解层面：所谓能指是指电影的视觉影像，所谓意指是指电影影像可能携带着的意义指向。关注能指或是关注意指，其达到的审美作用并不相同，因此将暴力影像区分为两种类型。
暴力影像的两种类型：能指上的与所指上的
（一）能指上的暴力影像
如吴宇森的暴力形象。特点：夸张了暴力中动作要素——动作时间延长，形成了不同于故事时间的特殊时间。在这个故意被放慢的时间里，把武术、舞术结合以来，从暴力动作通常指向的残酷现实中转向审美体验。比如小马哥的形象。这种表达方式与故事（内容）本身的结构和时空秩序无关，而是一种超时空的表现手法，其特殊性在于，它只是在动作符号的能指层面上做了艺术加工，从而影响了观众对动作的审美判断。
再如，昆廷·塔伦蒂诺。他也是通过能指上的突破来达到特殊艺术效果的。一般认为，《低俗小说》在内容上对暴力严肃性的消解形成了玩笑化的风格。在我看来，他把暴力符号的惯常的能指关联加以消解，通过对语境（叙事结构和时空顺序）的特殊处理来转变传统的暴力符号的意义指向，从而达到了对暴力内容的游戏目的。
（二）符号意指上的暴力影像
北野武的暴力影像。特点：与吴宇森相反，动作过程被极度省略，暴力本身作为一个指向更为广阔的生存意义的符号，所以他往往把故事设置在暴力发生点左右，由此得以在生存与毁灭的临界点上展开叙事时空。比如《坏孩子的天空》，小马和新志。在北野武看来，极端境域才能激发生命意志，意义才能在生活中燃烧起来，暴力世界正是这样极端体验的引导者。暴力本身不引起审美判断和道德评价，而是暴力所意指的那些生存境遇，让我们得以判断。
必须指出，无论是在能指层面还是在意指层面，暴力符号在审美判断上的暗示往往带着强烈的道德诱导，因为我们的日常语言往往把美和好一起使用，仿佛美的就是好的。郝建先生因此提出了“美学暴力”和“暴力美学”的概念①。暴力美学真是对美学暴力的彻底的反驳，因为他“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了观众”。但如果说爱森斯坦是把意识形态强加给观众，是导演意识的霸权，那么吴宇森让观众在银幕上体验到暴力行为的诗意，奥利弗让天生杀人狂变成救世主而得到观众的理解，难道不是审美判断对道德判断的诱引？无论是能指上的或者意指上的符号都不可能脱离作者的叙述立场，关键在于在作者意识形态的同时，暴力符号是否给出了合理的意义引导，是否给我们展示了更为深层次的意义世界。如果只是暴力影像，那这等于是在蔑视电影的存在。
暴力符号的审美判断和意义指向
电影中的暴力符号之所以被人们关注，正是因为它并不是作为现实的暴力行为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指向更为宽广的意义世界的符号，那么，是什么样的意义世界呢？
（一）对暴力影像的审美判断：丑恶与不好看
对于暴力现实，往往人们会说丑恶。黑格尔认为：“丑更与内容有关”②，即一个在现实中被认为是丑恶的东西被艺术创造得太好了，在艺术中就是美的，因此“丑”也是一个审美判断。拿暴力影像来说，丑能够描述的只是暴力影像所对应的现实情景，当这个情景在艺术中展现出来，就是属于审美判断了，与现实的“恶”无关。比如，当富有舞美的暴力影像产生震惊的审美效果并引领着我们进入审美之境时，艺术早就从我们心里抽离了现实经验中关于暴力行为的丑恶判断，剩下的只是审美愉悦。同样的，当北野武通过暴力形象将生活推向了生与死的临界点时，生活的困境在暴力的舞台上豁然展现，丑恶的判断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故事内容唤起了观众的生存共鸣。
除了丑恶，我们还有一种审美判断——“不好看”。不好看可能带给我们两种不同的感觉，一个是丑感，一个是痛感。引起丑感的“丑”，一般是艺术家为了表达特殊审美意味。比如，庄子笔下长着肉瘤的人，他一开始带给人们的是丑感，但却被庄子审为“美”人，其目的是为了表达接受自然就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痛感则更与崇高有关。崇高的本质特征是对立，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巨大异己力量压抑下的张现和高扬，尼采将它描述为酒神精神，认为它促使人感受到生命的强健。而帕特里克·沃尔的《疼痛》③认为，痛感的激发会刺激到原本无意识的领域，使其成为意识，即心灵的活动参与了进来，于是就有了反思，有了意识的诸种活动。就北野武的影片而言，当导演通过暴力境域把主人公的生存矛盾全面展现出来时，观众往往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主人公的生存痛苦，进而就产生了认同。
那么，电影中的暴力符号所激发的审美判断是如何影响了观众理解故事所展开的生存境遇的呢？
（二）否定、反抗与人性热情
尹鸿先生认为暴力影片存在的作用就是宣泄，也就是说观众被压抑的暴力欲望释放了，因此得到了快感。这个说法显然与弗洛伊德有关。
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④认为，生命被两种本能所控制——死本能与生本能。生命本能（力比多）导致新生命的诞生，使人类的生生不息。死本能则是人类的血液中留着嗜杀的欲望，是暴力、凶杀、自杀。生本能和死本能构成了人性的张力。虽然这个理论要解释的是现实中的暴力行为，但他强大的解释力对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艺术不仅表现了这个压抑与释放的过程，而且利用绝望的悲观情绪和生存底线来激发起人对自身意义的追问。电影艺术往往就借助了暴力作为一种否定的抗争力量，来展现人性的极端处境，从而达到对人性的拷问。
比如《辛德勒的名单》《战马》等大量描写战争的影片，往往把爱、同情和信仰等人性的超越性价值作为对抗着暴力所带来苦难的力量，通过否定性的因素而变得感人至深。这种对抗式的表现手法在罗贝尔托·贝尼尼自编自导自演的《美丽人生》中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影片用诙谐的方式把基多对生活、对妻子和孩子的爱表现得生动有趣，在欢乐中把纳粹的统治凸显为抗争暴力的力量，拉大了对抗的张力，从而凸现出了基多所代表的人性中至美至善的一面，成就了一位超越战争暴力所带来的绝望命运并守护着至纯心灵的崇高形象，在解救了自己的孩子的同时，也仿佛成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基督（与基多谐音）。
此外，弗洛姆修正了本能理论，通过把弗洛伊德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修正为爱与破坏，提出了人性热情的概念。弗洛姆认为本能纯粹是自然的产物，而人性热情则是社会的、生物的与历史的产物，因此它可能产生两种破坏性：良性的和恶性的。弗洛姆认为：“如果人要得到广泛的解救，就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把人重新放回到崇高的地位上去。……这样的社会能够动员人类对生命的爱，而有对生命的爱才能打败主对死亡的迷恋。”因此，他一方面同弗洛伊德一样在人性层面给暴力找到了位置，另一方面却把对暴力的研究指向了对人的本质力量和超越性的呼唤。正如《美丽人生》中的战争和残酷的描写，一方面刺激了观众在现实生活的痛感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像基多这样超越痛苦的崇高形象，唤醒对生命的希望，在两种对立的情绪中使得人们进入崇高的审美之境。再如吴宇森电影中的小马哥形象，这位传统意义上的黑帮分子，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勇气，通过他挥抢扫射时的潇洒，展现的正是一个至纯至性的英雄义士的形象。
当然，《天生杀人狂》和北野武影片中的暴力影像不同于基多，也不同于小马哥，他们往往是破坏者，是弗洛姆定义的恶性侵犯者（人类特有的毁灭性向和绝对控制欲）。米基和梅勒认为，既然你还在世界上接受痛苦的磨难，我就要拯救你，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去一个纯洁的地方，死亡就是救赎。这意味着，用暴力毁灭他人肉体是为了来救赎他人的灵魂，所以杀人狂本意是种救赎热情。在这个看似变态的逻辑下，我们可以追溯到问题的核心：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人们需要拯救。这个被反抗的世界是一个精神萎靡，以近乎原始的霸权和力量主宰的世界——谁能杀人谁就有力量，谁就可以生存下来，这也就是《大逃杀》里所隐喻的暴力世界。所以，影片中的以暴制暴就是否定和破坏现有世界秩序，以达到拯救。奥利弗·斯通的社会批判性正在于此——塑造了一对寻求拯救的杀手，他们要杀死的是肮脏的世界。
弗洛姆认为“人性热情把人由物体变为英雄，使他虽身处巨大的障碍之间，仍想使生命有意义”⑤。生命的意义，是暴力与死亡的终极指向。比如，吴宇森把小马哥这样一个反叛角色用忠肝义胆正面英雄形象来塑造，正是通过对这个社会正义与邪恶秩序的拷问，对黑白经纬分明的道德判断的挑战，来呼唤人性的本质力量。通过对现有观念的摧毁达到对真正人性的张扬。在北野武那里，自身拷问式的暴力和死亡是一种自我施暴，以示抵抗现有的生存处境而达到拯救。如弗洛姆所言，人性热情正是人使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完整的人的原动力，而完整的人始终是面对生存与死亡的。这种保持整全的方式在艺术中表现为救赎心态。无论是对他人社会还是对自身，暴力都是以暴制暴而获得了新的理解，其实质是通过否定他人或者自身的肉体而达到对生存强烈体验和追问。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纠结的方式：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消灭生命。这不免让人想起弗洛姆所说的真正的倒错，“生命为使自己有意义而跟自己敌对”。
因此，无论是《天生杀人狂》、北野武的暴力影像或者小马哥，无论是能指上或者意指上的暴力符号，它们作为电影符号的意义并非指向暴力行为本身，而正是弗洛姆所呼唤的人性热情的艺术表达——暴力一方面提供了人们面对生存或是毁灭的境域，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展现和高扬生命本质力量的舞台，在这个互相角逐的生死境域和人生舞台上，演绎出的是对绝望的抗争和对希望的渴求，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表达。如果说，暴力符号作为对生存与死亡的隐喻，无论这个毁灭和绝望指向社会还是自身，无论是用理想人格来超越它还是用它来批判社会现实，它都承载着丰富的内涵成为艺术世界的一部分，成为审美对象，并获得了丰富的美学价值，暴力美学的含义也当于此。
注释：
① 郝建：《坏孩子带来的思考——暴力美学源流论》，《成言艺术》，2002年2月号；《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杂耍蒙太奇新论》，《当代电影》，2002年第5期。
②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页。
③ 帕特里克·沃尔：《疼痛》，周晓林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二章，疼痛的哲学”。
④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⑤ E·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孟禅森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引言分别引自《导论：本能与人性热情》，第23页，第21页，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