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处境与生命的尊严——对民生的问题思考-文学论文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哲圣先贤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由来已久。《老子》提倡以民为本的生态智慧。孔子主张“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荀子提出“富国之道，节用裕民”，国家应“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以有利于民众致富《荀子富国篇》。墨子则主张兼爱、非攻、扶助弱小。另外，对民众个体生命的珍惜、爱护与尊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精神，如“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书大禹谟》，都强调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使百姓生活充裕。总之，重视平民生命、生活和利益的民本意识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
在中国文学史上，更不乏关心民生、关注民情的文人作家。那些富有社会良知的诗人们，常常用诗文反映民生的不幸与疾苦，尤其是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与辛酸、自然灾害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带给百姓的灾难与摧残。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杜甫《征夫》；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聂夷中《咏田家》等，皆充满了对生民痛苦的悲悯与同情。可以说，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騷》的悲慨，到诗圣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赤诚，再到苏东坡“但愿人饱我愁无”《浣溪沙》的推己及人，中华传统人文精神中沉淀着生生不息的人道关怀与温情。
关汉卿杂剧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既是对先秦思想家民本思想和优秀诗文作家关心民生疾苦情怀的继承，又是一种独特的发展与超越。关剧不仅热切关注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物质生活的困窘与艰难，而且对民生问题赋予了比物质生活基础更深刻的精神层面的意义。关汉卿“从那些从不被当做人看的非人身上发现了人的觉醒，听到了他们从心灵底处所发出的深沉呼唤和叹息。他率先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为那些奴隶争取人权，争取人身自由，争取爱情幸福的斗争而唱起悲歌“。《单刀会》第一折借乔公之口责备鲁肃欲挑起争斗，却“全不想生灵百万遭残暴！”《拜月亭》中的王瑞兰希望：“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希望“从今不受人磨灭压迫、欺侮，稳情取好夫妻百年喜悦”。《绯衣梦》中的王闰香认为“婚姻，赤紧的心先顺”。《救风尘》中的风尘女子赵盼儿说：“姻缘簿子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谢天香》中的主人公时时“指望嫁杭州柳耆卿，做个自在人”。《调风月》中的婢女燕燕不甘心受人玩弄，是因为“燕燕不是石头镌、铁头做”，也是父母生养，有思想有感情！
透过剧中人物的遭遇及呼唤，隐然寄寓了剧作家深沉的理性思索：每一个人都有鲜活的生命，都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应该也不允许被随意凌辱作践。生命的安全、生存的权利，是民生的第一要义。生命的平等与尊严、民众的情感与愿望，更是生民永远的精神诉求。在强权治下的社会里，怎样让每一个生命都享有人的尊严？是关汉卿杂剧对民生问题最有深度的思考和独特贡献。
直以来，传统文化注重的是民众的衣食温饱，较多关注的是民众物质生活层面的问题，却很少关注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人性的美好与丑恶。虽然在古代诗歌中有大量描写妇女的诗篇值得重视，但在封建宗法家长制为核心的男权社会里，女性没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权，往往被物化为男性赏玩的对象，或抽象为某种审美客体，成为失意诗人的自我象征，很少听见女性主体心灵的呼喊。
关汉卿与为官作宦的传统士大夫文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和“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钟嗣成《录鬼簿》的一批元代书会才人一起，走向了市井，走向了勾栏瓦舍。他结交的多是市井百姓、娼优艺妓，彼此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辛酸与共鸣。他把自己的感同身受形诸笔墨，也就自然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不满和抗争、疾苦和期望。即便和同时代的杂剧作家相比，关剧的关注弱小的题材取向与情感倾向也极有特色。可以说，关汉卿的杂剧具有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文关怀，对民众关心的切身利益和情感需求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
民生问题，既是很古老的社会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焦点话题。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情条件下，民生问题有不同的特点与重点，但是，现在是过去的延续，过去是现在的财富。以民生问题作为切入点，既可以拓展关剧研究的视野，为关汉卿作为伟大戏剧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支撑，又便于了解时代的进步，为今天民生问题的改善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