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教育政策研究的公众立场

如何实现教育政策研究的公众立场

（一）研究者需要确立为公众服务的意识

    任何行动的改变几乎都是从思想转变开始，思想是行动的先行者，教育政策研究也不例外。教育政策研究要建立公众立场，更好地面对利益相关者就必须从研究者确立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开始。如前文所说，公众利益包括作为国家的公众与作为个体的公众，教育政策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要把教育政策作为政策科学看待，以保证作为国家的公众教育利益实现，也要把教育政策作为教育科学看待，以保证作为个体的公众教育利益得到实现。教育政策研究者应该意识到研究本身即是为公众服务的，只有将研究对象衍生至政策的利益相关者，保证弱势群体的教育利益，整个国家的教育利益才能够得以完满实现。

（二）用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教育政策

在传统的教育政策研究中，理性主义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研究者主要运用理性主义或政治学对教育政策进行分析，这也是教育政策研究中的理性主义研究范式。“理性模型将政策过程分为两个互不相通的阶段：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这种模型假定给定一系列完美条件，政策就能产生所需要的结果”[8]。 但是正如约翰·纳什的博弈论所遇到的困境一样，在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完美的条件是不存在的，理性主义也是存在缺陷的。

事实上，整个社会唯一不变的就是冲突，教育政策研究也是在冲突的社会中对各种教育利益进行分配与整合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用“社会学之眼”[9]进行教育政策研究，因为社会学有助于洞穿教育政策背后所隐藏的冲突、利益以及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讲，社会学注重价值中立，专注于事实本身，价值无涉是社会学的学科态度。这就有利于社会学对世界进行客观的研究，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社会学有利于帮助我们“解释政策是如何可能的，揭示政策文本背后的逻辑，探寻被政策现象掩盖的无形之手”[10]。从教育政策表面看，似乎它们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关照着社会中的各类人群，其实不然，通过社会学的介入，我们逐渐发现教育政策背后存在着各种利益与权力的博弈，而最后往往是主流阶层将自己的权力意志体现在政策文本之中。社会学对教育政策的解释是为了对其进行批判和质疑。有学者认为，社会学“研究者对社会现实所持有的深刻的质疑与批判的立场，往往是研究者与上层的决策者或社会现实一种不合作态度，从而使自己的研究难以付诸实施”[11]。从另一角度讲，也正是社会学特有的批判精神使其在教育政策研究中有立足之地，社会学能够对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的“惯习”进行批判，能够对教育政策中看似“合理”的“不合理”之处进行质疑。在解释和批判之中，社会学更可贵在于其对处于教育政策空间中的边缘群体的关怀。在复杂和散裂的社会中，教育政策运行的背后总存在着被忽视的权力，而这正代表着社会中边缘和弱势的群体。他们是教育政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是被传统理性主义政策研究者不得不“忘记”的群体。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对教育政策进行研究，能够帮助研究者关怀这些弱势群体，帮助他们走出教育政策无法关照的角落，而这也正是社会学本身的精神气质。

因此，笔者以为，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对帮助建立教育政策研究的公众立场有积极意义，不仅仅在于社会学对政策研究的解释、质疑，更在于其对弱势群体和相关利益者的关怀。

（三）建立多元化的教育政策研究方法

当下，教育政策研究在方法论上还处于薄弱环节，“我国当前的教育政策研究方式呈现出‘三不像’的特征，既缺少深刻的思辨研究，也少有严谨的实证研究，更难得像样的实地研究”[12]。的确，目前的教育政策研究主要是思辨研究和量化研究。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传统的思辨研究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运用导致很多研究停留在陈列或者解释政策文献的层面，缺失了政策中行动者的认识，更有研究者用想当然的态度去揣测政策利益者的想法，这造成教育政策研究忽视公众利益。而传统量化研究也占据教育政策研究的很大一部分，量化研究在一方面具有实证的特点，它能够对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环境进行数据上的处理，并依据数据分析政策实施的利益。不可否认，量化研究在政策研究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量化研究也存在致命的弱点。如前文所说，教育政策研究是公众的教育政策研究，而量化研究更注重作为国家的公众，即量化研究将国家整体作为公众，它把公众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但也会造成作为个人的公众利益的缺失。有学者就指出，“量化取向的政策研究忽视了公众政策现象，尤其是教育政策现象中的一项至为主要的因素，这就是人的因素更具体而言，就是意向性、主观性、意义及价值取向以至人的能动性”[13]。因此，量化研究在关注公众立场上是存在缺陷的。

当下社会是一个多元发展的社会，个人在社会中的特殊性也更加明显，这也就要求教育政策研究更加关注作为个体的公众（利益相关者）。在教育政策研究方法上，笔者倡导在保证思辨研究的基础上多进行实证与实地研究并举，形成多元化的研究取向。如果说量化取向为代表的实证研究更重视作为整体的公众，那质性取向为代表的行动研究就更加注重作为个体的公众。质性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关涉公众的特殊性，能够在个体的细微中探寻出教育政策的实施与运行，这正好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如在质性研究的经典案例《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14]中，陈向明教授运用质性研究通过对王小刚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的调查，寻求其辍学的过程和原因，这些是传统量化研究中的数据无法洞察的，也只有进行这样的行动研究才能够更好地研究作为个体的公众，才能够真正使教育政策研究面向相关利益者，重新回到公众立场。

当然，在对质性研究的推崇的同时，笔者并不认为质性研究就能够取代量化研究或思辨研究而成为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的中心。事实上，多元社会的今天也必须要破除这种以一个中心来替代另一中心的做法。“虽然量化与质化取向的政策研究各自声称对公共政策的制订、实施与评鉴有着重要但不同的贡献，但长久以来两大取向都是泾渭分明、各不相干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16]多元化的教育政策研究需要打破这种各自为阵的研究方式，使量化和质化研究跨出各自的壁垒而走向融合，为建立教育政策研究的公众立场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