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骨师的女儿》中的男性人物分析

摘要： 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以描写母女关系见长，《接骨师的女儿》是她最近一部反映该题材的作品。其中，不同国度中的男性角色命运迥异：中国故事中的男人或阴险狡诈或命运悲惨；美国故事中的男性都是彬彬有礼、衣着体面、健康热心的正面角色。本文着眼于探讨在《接骨师的女儿》中不同时代及文化背景下男性角色的形象及命运产生极大反差的原因。

关键词：东方主义；他者化；边缘化；《接骨师的女儿》；谭恩美

谭恩美是当代备受瞩目的美国华裔文坛的新星之一。1989年她的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9个月之久。此后，她又陆续发表了《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百种秘密感官》（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接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以及《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5).

作为最近一部反映母女题材的作品，《接骨师的女儿》被公认为自传性最强，“对母女之间痛苦而复杂的感情和男女间微妙而又尴尬的关系的洞见甚至超过了《喜福会》”（Edwards 2002）。《接骨师的女儿》共包括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从女儿露丝·杨的角度以第三人称叙述自己和母亲在美国的生活；第二部分由母亲刘杨茹灵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和母亲宝姨在中国北京郊区周口店的故事。文学评论届多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关系，或运用跨文化交际理论来解释其中母女关系从冲突走向融合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却忽略了故事中出场不多、隐身为配角的男性角色。

在女儿的部分提及的男性角色有9位，其中与露丝有直接关系的3位：亚特（现任男友）、保罗·辛（前男友）、兰斯（露丝幼时情窦初开的邻居）；其余6位都与露丝有偶尔接触：泰德（露丝为之代笔写书）、艾德蒙（露丝姨夫）、许大夫（母亲茹灵的主治大夫）、马蒂（男友亚特的父亲）、帕特尔（养老院管理者）以及唐先生（母亲茹灵自传的译者）。9位男性角色都是正面形象。亚特在故事开始时与露丝感情淡漠，虽然同居，但明确表示不想结婚；露丝搬去跟母亲同住后，亚特感受到对露丝的依恋，故事结尾处正式向露丝求婚，并要一起照顾母亲茹灵。前男友保罗借工作调动甩掉露丝，但在她眼中也是和平分手，对他并无厌恶。邻居兰斯是幼年露丝心中的白马王子，她对性的无知使得兰斯妻子误会他与小露丝有染而分居；兰斯与露丝的谈话虽间杂粗俗的玩笑，但并不令读者反感，兰斯的形象还是年轻、健壮、性感、幽默的。几位华裔男性艾德蒙、许大夫和唐先生都是中产阶级，工作体面，举止文雅。唐先生将茹灵的自传完整的翻译成英文，并通过文字爱上了茹灵，也为露丝架起了理解母亲的桥梁。

母亲刘杨茹灵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中国，共涉及8位男性角色：潘开京(茹灵先夫)、潘老师（茹灵公公）、周口店的接骨大夫（茹灵生母宝姨的父亲）、刘沪森（茹灵父）、刘晋森（茹灵大伯、养父）、张福男（茹灵妹高灵丈夫）、棺材铺张老板（高灵公公）、老魏（刘家车夫）。8位男性均命运悲惨：潘开京被日本人打死；接骨大夫在宝姨婚礼当天被劫道的打死；刘沪森在婚礼当天接亲途中被惊马踢死；刘晋森破产；张福男吸食鸦片过量死；车夫老魏病死；潘老师孤独终老；张老板为获得龙骨搞得刘家家破人亡，是一个大腹便便、贪婪阴险的形象。

在吴冰、王立礼主编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中，按照故事的内容进行分类，将华裔美国小说粗略地分为“中国故事”和“华裔美国故事”两类。“前者的叙事中心在中国，主人公移民到美国后的经历在故事中处于次要地位；后者的主人公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故事内容聚焦于华裔在美国社会中的生活，较少涉及中国”（吴冰 王立礼 2009：544）。按照这个标准，《接骨师的女儿》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和华裔美国故事的合体。经过对比，我们发现，在女儿露丝讲述的美国故事中，男性都是彬彬有礼、衣着体面、健康热心的正面角色，都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局。而反观母亲茹灵讲述的中国故事，其中的男性或命运悲惨、不得善终，或优柔寡断、阴险小人。本文着眼于探讨在《接骨师的女儿》中不同时代及背景下男性角色的形象及命运产生极大反差的原因。 

一、 东方主义“阉割”华人男子

关于“东方主义”， 爱德华·赛义德在他著名的《东方主义》一文中有详尽的阐释，即，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用殖民主义的偏见将东方描写成他们想象中的东方，把“东方”他者化，描绘成愚昧、落后、野蛮，东方人比西方人低劣，这样做的目的是证实西方征服、控制东方的合理性。（Said 1978:212）蒲若茜指出：“在汤婷婷、谭恩美的小说文本中，中国被定格在一段处于‘前工业社会’的落后时空中，是饥荒和灾害肆虐、充满战争伤痛的苦难国度。在谭恩美的前四部小说中，美国的时间是处于20世纪80或90年代的‘现在’，而中国的时间却是20世纪初到40年代的‘过去’。这就为其‘他者化’中国的东方主义叙事奠定了基调”（蒲若茜 2006:157）。

《接骨师的女儿》的中国故事中，对家族男人的第一句描述便是：“可是家里的男人们总是心高气傲，想赚更多的钱。…… 大约1920年的时候，我父亲，几个叔父，还有堂兄弟们，都到北京去做生意，在瓷器口一带开了家店，打那以后，大多数时间他们都住在店堂后面的房子里。”而女人们“在我们家，制墨是女人的事。我们留在家里，人人都干活，我的婶子姑妈，堂姐妹们都一样，就连小娃娃和家里的老太太都有事做。”（谭恩美：133）

    在谭恩美对其母亲的中国家庭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两性的不均衡（Gender Asymmetry）”。但与男权社会意义上的“不均衡”恰恰相反,这里女性成为了家庭的中坚力量— 她们坚韧勇敢、乐观团结，更多地承担了生活的重担。这样的刻划延续了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对女性力量的弘扬（如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和艾丽斯·沃克；华裔作家黄玉雪、汤婷婷等人作品中的坚强女性形象）；同时也强化了美国读者心目中中国男性软弱无能的负面印象。

    陈爱敏先生认为：“一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作家……，有意识地站在西方立场上，用白人的眼光看自己的父母、前辈，‘审视’中国文化，尽力向西方人呈现东方人丑陋、落后的形象，来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陈爱敏：2006）在作品的中国故事部分，家里的男人们眼高手低，不肯在家劳动，在北京开的店又被一把火烧光；最后要靠嫁女儿逃避债务。这种对在生长在中国文化中的华人男子表现出的“无能”、“懦弱”的渲染，正是作者与“东方主义”的一种自愿合作。

    反观在美国故事中的中国男性：茹灵自传的译者唐先生“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还有一次心脏搭桥手术”（谭恩美：143），看起来“人很瘦削，满头白发，脸上有深深的笑纹，面容非常和善。”(谭恩美：150) 高灵第一次在信中描述给自己和姐姐茹灵找的未来丈夫：“两个都是美国公民，生在美国。大的那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小的那个学牙医。大的很聪明，性格严肃。小的长得帅，很会说笑话。”（谭恩美 2006:236）

    模范少数族裔是美国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白人原本把亚裔美国人笼统地界定为不可同化的异族，为了做出平等的姿态，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的外国人被冠之以模范少数族裔的名称，而事实上，这是对东方主义的进一步排斥。（E.M. Kim 1975: 140）作者在描述几位男性的优点时，标榜了“美国公民”这一身份，特意与中国故事中的男性做了明显的区分，更是凸显了主观上将人物形象与命运与所在的环境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历史原因“他者化”华裔男性

在淘金热之后，由于美国建造横贯东西的铁路急需劳工，又有大量华人入境。19世纪60年代，建造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华工人数曾高达1.23-1.5万人之多。然而，铁路建成后，绝大部分华工被解雇。大量失业的华人流落到劳工市场上，有的到联合太平洋或其他铁路段上工作，有的成了矿工，更加激化了华人和原来竞争不过他们的白人工人之间的矛盾。华人逐渐被挤出采矿和铁路这两个工业领域之后，只有在竞争不激烈或白人不愿干而要求资本不多的餐饮和洗衣业中找出路。在中国，洗衣、做饭传统上属于妇女们在家里的工作；大批华裔男性找不到工作,不得不从事这些女性的工种:到洗衣房去洗衣服,到饭店去端盘子、洗碗。这些都象征着华人男子气概的丧失,强化了华裔男性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刻板化形象——阴柔、无能、低劣。大量白人主流文学作品中都对华人带有歧视性的刻画:狡诈、阴险、凶残、低劣、娘娘腔味十足的华裔男性形象长久的滞留在美国人的头脑里。

美国在1882年颁布了《排华法案》，这项歧视性的的法令以及1884年的追加限制几乎把华人赴美移民的大门彻底关闭了60多年。直到1943年才由罗斯福总统签署《马格达森法》，废除了此项法案。但长达61年的排华法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使华人作为一个群体，融入美国文化的时间被耽误了。”（托马斯 1992：182）

《接骨师的女儿》中，妹妹高灵先到美国，想尽办法帮助姐姐茹灵也到美国，“有一种办法是你申请移民签证。可是，给中国难民的签证名额实在太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先成为美国公民，然后给你，作为我姐姐，作担保；……还有第三个办法就是，我嫁给一个美国公民，这样我就可以很快成为美国公民。”（谭恩美 2006:230）一个月后，高灵再次来信，讲到找到两个美国公民单身汉，一个在读博士，另一个学牙医。茹灵的反应却是“哪个快就嫁哪个！”（谭恩美 2006:236）

在这两个急于成为美国公民的姐妹心中，博士，牙医的体面身份，都不如能帮她们获得公民身份的功能重要。而两位华裔男子已经获得了高学位和体面的工作，仍然无法在美国公民中找到体面地妻子，只能在初来乍到还没获得身份的中国女孩中找到一起生活的另一半。在这里作者故意不提两位华裔男士的社会作用，高尚的身份和职业不光难以帮助两位华裔男子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成为美国人的“他者”；在两位中国姐妹眼里也只是能帮她们获得身份的“美国公民”。

经过这样一段艰辛曲折的历史，美国华人就更希望能够保存本国的文化与习俗，留住他们的根。但是，多年的海外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并改变他们的一些观念。不仅如此，近几十年来，许多华人经过努力已走出了唐人街，它们如同沙子一样散落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逐渐失去了个性，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同化了。

三、美国主流文化“边缘化”亚洲男人

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的一批编辑《哎呀！》文集的亚裔作家们尖锐的指出：“白人眼中无论是可以接受还是不能接受的，亚洲人原型形象是完全没有男人气质的。”（Chin: xxx）在许多好莱坞制作的影片中，亚洲女子总是爱上西方男子，却很少有亚洲男人更够娶白人女子为妻的。“在非常受主流文化欢迎的亚裔作家创作的文学文本与电影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边缘化亚洲男人。”（Cheung:112）

    在《接骨师的女儿》的美国故事中，唐先生作为母亲茹灵中文自传的译者，每次出场都是风度翩翩，但作者对他的第一次介绍，即提到“当年他在国内是位著名作家，但在美国，因为作品没有英文译本，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谭恩美：243）爱德华·帕特尔是养老院的管理者，露丝与他初次见面时，便认为“此人大概三十出头，相貌打扮倒像个股票经纪人，真不像是一心惦记着治疗便秘关节炎的医护人员。”（谭恩美：257）在作者的笔下，即便是在美国站住了脚的两位亚裔男士，也或是“名字不为人所知”或是“像个股票经纪人”，没有混入主流社会。

小说中的亚裔角色其实都是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中的他者。移民的第一代还未全面接受了主流文化，仍时时被边缘人的无归属感所困扰：移民的第二代既不被祖先文化也不为主流文化所接受，他们的黑头发黄皮肤注定他们无法在美国社会中轻易混入大众主流。因此，尽管他们生在美国，受美式教育，想做美国人，但却由于他们的他者身份和昭示与主流迥异的外表而被排斥在边缘。（E.D.Huntley 1975: 71）

    四、结束语

    在人类史上，男性和女性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或在某些时期或文化中，处于“男强女弱”的局面。但在谭恩美的作品中，男性、女性的地位被重新定义了。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独立、自强、追求自我；男性角色则被模糊了社会身份和社会存在，集体被边缘化甚至被“阉割”；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成为了美国人眼中的“他者”；身在异乡，也是中国人心中的“他者”。《接骨师的女儿》突破了之前《喜福会》和《百种秘密感官》中主要描写母女感情的局限，增加了男性人物的数量和分量。但在这部作品中，男人们仍然失去了主导地位，将女性推向历史发展舞台的中心。男性角色的形象甚至命运也由其所处的时代、文化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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