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班昭的妇女贞节观

东汉女史学家班昭在她所著的《女诫·专心》一章中引用《礼记》的话说：

“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班昭的传统儒家夫妇观，她要求妇女对待丈夫要专心一意，而作为女性却不可以三心二意，因为丈夫乃女性生存之天。这里班昭似乎显得有些残忍和偏执，班昭的贞节观，一方面是因为自身所接受的文化观念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风气下的必然。

班昭一生曾经习览过哪些典籍，由于资料过于匮乏，现如今亦不可确考，但我们仍能从她的著述中看出一些端倪。笔者发现，从李善所注《文选》中所录班昭《东征赋》一篇，可知其学问来自于《楚辞》、《毛诗》、《礼记》、《论语》、《史记》、《老子》、《春秋左氏传》等典籍。 [1]而她的《女诫》七章，更是章章以经典为依据，将自己的思想完全浸润在经典古训之中，以使其获得社会群体的认同。据统计，《女诫》中短短1600多字的文章，所用经典不少于17部，除上述所列外还有：《齐鲁韩三家诗》、《尚书》、《周易》、《仪礼》、《周礼》、《孟子》、《大戴礼记》、《荀子》、《毛诗序》、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刘向《列女传》、班固《白虎通义》等。由此可知班昭学问思想的构成更多来源于正统儒家。《仪礼·丧服》中有：“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2]可见“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已被定为妇女应该恪守的道德规范。秦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宗法制度的发展和礼教的形成，统治者不仅提倡女子守贞，而且不断地表彰贞节烈妇，秦始皇几次刻石表明他对女性贞节的重视，如他在会稽刻石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3]并为“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的巴寡妇清修筑“女怀清台”。[4]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汉代并以政府的名义，鼓励女子守节。

在西汉时，早有汉宣帝开始正式褒奖贞妇，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利诱来激发女性严守贞节。神爵四年（前58年），汉宣帝诏“赐贞妇顺女帛”[5]此后皇帝表彰贞妇顺女的事，频见史书。西汉刘向用文字鼓吹贞节。刘向编撰《列女传》与时政紧密相关，也是以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为指导的。当时正值西汉后期，后宫妃后逾礼，外戚干政，皇权衰弱，刘向作为皇族后裔，对于刘汉王朝的治乱安危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多次上书言事，《列女传》作于汉成帝时。“时汉成帝稍隆于内宠”，《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6]于此刘向已经说得很明了，撰《列女传》的目的在于讽谏皇帝，整饬后宫，毋使有后宫逾越礼制。刘向《列女传》中的《贞顺》和《节义》两篇，收录了十余名节烈妇女，约占全书人物的百分之十，以此作为妇女守节的典范。班昭作为一名儒士，不可能不遵循儒家伦理；此外，当时奢汰的社会风气也必定令班昭这样的儒学家担忧。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中评论：“汉代既是贞洁观念由宽泛到严格的过渡时代，女子的人格还未被礼教所摧残，男子的眼睛也未被二重的道德遮住。”[7]。两汉时期，社会对于贞节却不严重看视，也并不以再嫁为非，换句话说，汉代妇人再嫁无人制止也有人愿娶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如西汉时，汉武帝之母王皇后在入宫之前就曾嫁给金王孙。东汉光武帝姊湖阳公主守寡后，光武帝亲自出面欲将姐姐嫁给大司空宋弘。汉桓帝邓皇后之母，初嫁邓香，生了邓皇后，又改嫁梁纪。也有朱买臣妻再嫁，朱买臣发达后，还能优待他们夫妇之事流传后世。汉代妇女改嫁可谓事属平常，高官也愿娶被休的妇女，焦仲卿妻不得于姑，遣归后，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足见当时社会并不歧视离婚的女子。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文士蔡邕虽作《女训，但丝毫未影响蔡文姬的一嫁再嫁。蔡文姬先嫁给卫仲道，后嫁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再嫁董祀，可见改嫁在东汉时是十分平常的。事实上，夫死改嫁是当时社会上的普遍风气。桓鸾之女为防止父兄逼之再嫁，不肯归宁，儿子病死后，她为避免再嫁，竟然自残肢体，刑耳自誓。荀爽欲将荀采再嫁给郭奕，而荀采自缢明志。荀爽著有《女诫》，精通三礼，为一代硕儒，但却违背《礼记》“夫死不嫁”之义逼女改适，可见当时的社会风尚是较为开放的，亦可知贞节观在当时并没有今人想象那般严酷。

不仅如此，班昭在《专心》条中还对已婚女子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礼义居洁，耳无涂听（涂音涂），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周易系辞云：冶容诲淫，慢藏诲盗），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俗语“倚门子”，即倚靠在门旁，向外张望），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班昭的意思是说，要得到丈夫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信赖，妻子莫过于专心正色。守礼义，存纯洁，耳朵不听不该听到的言语，出门不能打扮得妖艳，在家不能穿得太随便。不和品行不好的人来往，不要只看重门第。这就是所谓的专心正色了。如果行为举止轻浮，目光和神情游移不定。在家披头散发，出门浓妆艳抹，说不恰当的话，看不该看的事物。这就是所谓的不能专心正色。

汉代男女交往较为自由。当时男子和女子可以在一起宴饮，结伴同车而行，女子也可以单独会见男子。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汉画像砖《宴乐图》、《观伎图》可见出当时男女贵族并驾游乐之风在民间的影响，男女同辇出游也是东汉中后期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豪门大户，妇女出入宴饮，交游无度乃寻常之事。彼时桑间濮上之音浓厚，女子可以向男子大胆表白情爱，喊出“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爱情绝响，这表明汉代风气之自由、观念之开放。从今人的角度而言，汉代女性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摆脱了对男性和家庭的依附性，她们的活动空间不仅仅局限在家庭，她们会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这个更加广阔的舞台。在经济、政治、外交甚至军事等各种领域充分展示自己的卓越才华，发挥自己的社会职能，冲击着封建礼教对自己个性的束缚。因此，班昭要求妇女恢复贞节娴静的儒家古礼，正是对社会上妇女竞夸饰，乐游冶，自由散漫之风的抵制。

正如老子所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强调自然无为的处世哲学，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美满幸福，一团和气，大家和睦相处，那么人人看来都是孝子贤孙，根本用不着特别标榜谁孝与不孝；历史上如果出现太多忠诚义士也并非好事，那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迹，也多半发生于历史混乱、生灵涂炭的悲惨时代。同样道理，在汉代之所以有朝廷特别褒奖贞节烈妇，乃是因为贞节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社会的风气实在极为奢汰开放，才有班昭这样的卫道者来极力倡导贞节。

此外，班昭在《妇行》中特别提到了妇女的四德。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齐音斋），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班昭所言妇女的四行，也即后世通常所言之四德。她说，女人不一定要聪明绝顶，不一定要伶牙俐齿，不一定要打扮得鲜艳美丽，做的活计也不一定要精巧过人。女人只需要娴静贞节，举止言行都合符规矩，这便是妇德。女人说话的言辞要有所选择，不道恶语，且要择时而说，以免引起他人的反感，此谓妇言；及时将污秽肮脏的衣服清洗干净，晾晒整齐。身体保持清洁，不存污垢，着装打扮得体，此谓妇容；专心纺纱织布，不喜戏笑打闹，能做可口的酒菜，用以招待宾客，此谓妇功。可见，德、言、容、功这四项是女人的大德，是女人之为女人不可缺少的品行和才能。

中国在五四新文化时提倡妇女运动，当时的所谓有识之士一听到女子要有“三从”、“四德”就认为是孔家店的陋习陈规，大喊打倒。其实“三从”和“四德”都是出于《礼记》中《仪礼》上的记载，并非班昭首创，但后世许多人将此归咎于班昭。《仪礼·丧服·子夏传》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8]《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9]笔者以为，三从四德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和深刻的内涵，不能盲目地认为就是轻视女性、压迫女性。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有一段妙论，他说：“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就叫‘三从’，那有什么错？你把‘从’字换成现在流行的法律术语，变成‘负担’或‘负责’来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对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应该由父母负担生活，负责教养，有什么不对？结婚出嫁以后，作为丈夫的男人，就应该负担起妻子一切的生活费用，负责妻子的安全，那又有什么不对？除非是反过来，男人要靠妻子生活的才对吗？丈夫死了，当然妻子自身的父母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应，怎么办？”[10]

的确，如果从上古的历史社会形态而言，三千年前，教育并不普及，尤其女性，虽然不是完全无权接受教育，但根本无法接受等同于男人那样的教育。再则，上古乃古老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劳动全靠人力，女性就更没有自由独立谋生的可能了，那么，在家不得不从父，出嫁亦不得不从夫，至于夫死从子，就更是人之常情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夫死而子幼，还要“母兼父职”，养育子女成人，如班昭这样寡母扶孤的经历，究竟谁从谁还是有待商榷的问题。我们也许忽略了，中国古代在强调“从父”时，也需要听从母亲；强调从夫时，妻子也“与夫齐等”。此外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那便是“孝”文化的提倡，儿子对母亲特别是对寡母的尊孝，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至于“四德”，重视妇女品德仪表言辞修养，今天如能代之以时代新内容，如“德”重在提升素质涵养，“言”、“功”重在才能和创造性的培养，“容”适当注重修饰而不刻意化妆美容整容等，其实也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西方曾有个哲人说过，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多高，不是看它建了多少高楼，建了多少豪华设施，关键是要看这个民族，看这个社会培育出来了什么样的男人和什么样的女人，看男人是否气宇轩昂，女人是否温柔敦厚，这才是能否构成一个和谐社会的准绳。

因此，不论在中国或是异域，都将女性的德育摆在一个很高很重的位置，可谓此心同，此理同。如《圣经》当中就有一段描述女性德言容功的语言，虽则文体不同，但和班昭的主张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圣经》“ 箴言”条《论贤妻》一篇云：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作工。

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

她想得田地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

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灭。

她手拿捻线竿，手把纺线车。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

 ……

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

她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圣经·新约》之《彼得前书》 有以下言论：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妆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11]

在古代的《圣经》箴言中，同样强调女性的德行第一，从这些箴言可看出圣经承认女性天生的生理柔弱，认为男女分工有别，男主外、女主内，也认为女人应当有一颗包容和承载万物的伟大心胸。女人不应当过分妖冶的打扮，而应该培养温柔敦厚的内心和纯洁的品性。同时也可以看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给女人以束缚，同时也就给了女人以地位——社会道德的承担者，也就有了男人在道德上对女性的依赖。女性不仅承担着繁衍人类的神圣职责，女性自身更代表着家。因此，女人在顺服男人的同时，男人必须给予女人应有的尊重和照顾。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社会以重男轻女为中心思想，但其实中国妇女的生活尤其是婚姻并非完全没有自由可言，无论是班昭的《女诫》或是后世踵而成书的女学典籍，尽管一致提倡贞节烈妇，都没能改变妇女生活的事实，那就是，在班昭以后的历朝历代，妇女离婚，改嫁的大有人在，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如前所述，汉代有妇女再嫁的自由，魏晋南北朝对于此举也是允许的。[12]贞节观念在唐代的淡薄更是众所周知，据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言，唐时“公主再嫁者达二十三人”，又举例“韩愈的女儿先适李氏，后嫁樊宗懿，足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再嫁。至于杨志坚妻之请离，则更表示社会有离婚改嫁之习俗了”。[13]直至宋元明清时代，社会也都不以再嫁为耻。但自宋代开始，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尤其“存天理灭人欲”之思想所及，妇女的贞节观才开始大盛，进而有妇女裹足，“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变态社会现象产生，此番要研究起来，自然又是长篇大论，笔者在此无意赘述。想要指出的是，班昭的夫妇观并没有影响到汉朝以下历朝历代中国妇女的婚姻生活，认为班昭“是戕害女性的罪魁祸首”的论断是一种盲目的偏见。

注释：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97年。

[2]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48页。

[3]严可均《全秦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1页。

[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5年，第264页。

[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95，第1957页。

[7]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78页。

[8]郑玄《仪礼注疏》卷十一。

[9]郑玄《周礼注疏》卷四十一。

[10]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第六篇《齐家治国》，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90页。

[11]《圣经·新约全书·彼得前书》，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第410页。

[12]李金河《魏晋隋唐婚姻形态研究》，齐鲁书社出版2005年。

[13]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