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进剧的本土化编码构建——以《北京女子图鉴》对《东京女子图鉴》的改编为例

《东京女子图鉴》是日本2016播出的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网络剧，讲述自小向往大城市生活的女主人公齐藤绫（水川麻美饰）大学毕业后来到东京后20年的生活。《北京女子图鉴》（下文简称《北京》）则是由《东京女子图鉴》（下文简称《东京》）版权方渡边娱乐和东京日历株式会社正版授权优酷，由张嘉佳原创剧本，2018年4月在优酷首播的网络剧，讲述女主人公陈可（戚薇饰）大学毕业后从四川来到北京后奋斗成长的“北奔”的故事。

《东京》共11集，每集约20分钟，总时长约220分钟；《北京》共20级，平均每集30分钟左右，总时长约600分钟；从电视剧集数和时长上可以看出，《北京》在剧情上对《东京》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扩展，增改了大量的人物角色。尽管二者在剧情的总体走向和人物关系上依然保持一致，但是《北京》在对《东京》情节的增删和改编，人物性格的呈现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别。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式，考察《北京》在改编过程中对《东京》中各元素重新编码的特征，并试分析这种本土化符号建构背后权的力关系。

一、对“灰姑娘”母题的不同解构

灰姑娘的叙事母题是: 普通或身份低微的女性获得麻雀变凤凰的机会，从而遇到王子并和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叙事的重点在拥有美德的女主角遇到了男主角后人生的境况转变。《东京》中的第六集题目《银座篇：灰姑娘物语》，与第七集构成一段相对完整的故事，女主角齐藤绫与已婚的上流社会和服店老板幸和交往两年，但齐藤绫在33岁生日的时候决定和幸和分手，并迅速与“39岁、在外贸公司上班、还买下了银座的高级公寓”的正人结婚，过上了平稳的生活。《北京》中省略了与幸和这一角色相对应的角色，但依然保留了与正人相对应的角色，即女主角的丈夫何志。何志与正人的角色相似性极高，二者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房产，在外貌和才华上看起来均逊色于女主角和女主角之前历任交往对象，女主都是因为对于婚姻和稳定生活的渴望选择对方作为结婚对象，以及这两段婚姻都以离婚告终。

《东京》和《北京》本身都是对传统“灰姑娘母题”的解构，尽管依然保留了灰姑娘母题中女主人公出身低层次，以及通过婚姻来获得更好的生活的两个要素，但是在构建的过程中，都体现了婚姻生活并不是帮助“灰姑娘”过上更好生活的途径，反而降低了生活标准：《东京》中女主角在加班后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北京》中陈可则要忍受何志和朋友在家中抽烟打牌影响其休息，对“王子”的幻想的一次次打破成为剧情发展的主要推动。

二、女性角色刻画中的固守与改变

在《北京》对《东京》的改编中，大部分出场的女性角色都可以一一对应，在角色性格、生活背景、衣着打扮以及戏份多少的安排上与《东京》保持基本一致。其中，塑造手法差异较大的是夺走女主角“富二代”男朋友的方思（《北京》）和美爱（《东京》）。在《北京》中，方思本人并没有出现在剧中，剧中借女主角上司顾映真之口刻画了方思的形象——“一个家底雄厚，但是又比我们更努力百倍的富家千金”。而在《东京》中，对应的角色“美爱”则被刻画得更为丰富：美爱是一名出身港区的读者模特，对结婚对象的前女友表现出大度和宽容，是天真地支持丈夫梦想的角色。而后，女主角在酒馆遇到离婚的美爱，此时美爱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所谓理想的结婚对象并不是条件合适的人而是支持妻子理想的人”，甚至成为女主在有离婚想法时所寻找的商谈对象，在最后一集中美爱再婚，嫁给了一个同是港区出身的男人。

《北京》中方思对美爱这一角色的改编和弱化，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东京》中，美爱从一开始作为一个普通的被凝视的对象，具有男权主义日本社会下对于理想妻子的特征——美貌，善解人意和富有，而后美爱选择离婚并经营自己的花店则反映出一种对这种刻板印象的突破和消解，最终美爱和同一阶层的人再婚也折射出日本社会阶层的固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北京》反映的仍是对传统社会观念的固守，方思和富二代男友于扬的结合，则是对“王子公主”模式的强化，使得这种“传统童话”更加牢不可破，包括剧中的女主角和观众都迅速且轻易地接受了方思“横刀夺爱”的正义性，折射出当前我国社会的阶级固化。

三、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强调和弱化

《东京》和《北京》都试图描绘年轻女性的大都市生活幻想，“对纠结于现实生活困境的庶民来说有着莫大吸引力。辨认、锁定和比较其现代生活元素给观众带来了虚幻的快乐及希望。”。《东京》中女主的离婚导火索是丈夫的外遇，而《北京》中则将离婚的直接导火索归因于女主与婆家人关于房子产权的纷争。这种改编和中日社会情况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在对原作进行本土化编码的时候，《北京》融入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包括办公室恋情、买房、北京户口等问题，这一部分容易引起观众共鸣，加强的群体认同感。

这种基于本地语境的改编是有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但是在改编过程中，《北京》比《东京》更加突出地方和大城市的矛盾。《北京》中展示女主陈可回成都办理港澳通行证时必须要有认识的人才好办事，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时“嗑瓜子”、等细节来反复强调北京和成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东京》中，这种矛盾随着剧情的推进反而是被淡化的，甚至在《东京》的第11集，女主面向镜头外的观众说了这样一段独白：“觉得我痛苦，看不起这样的我吗？说着不想变成我这个样子。那就请你记住你现在对我的这份优越感，因为现在的你正是十年前的我，而现在的我正是十年后的你”，这段与观众沟通的台词和剧情，都体现出对地区发展差异的让步和一定程度的弱化与消解。

类似地，在《东京》中，女主角的第一份工作获得的相对更加容易和顺利，女主的学历在东京也收到认可；而在《北京》中，女主由于学历和地域出身在第一份工作的面试中屡屡碰壁，最终成为一家小公司的前，连这份正式也是通过所谓的“熟人介绍”才获得的。《北京》女主角依然奋斗在北京的结局并不能削弱剧中对社会矛盾强化所带来的尖锐感，在改编的过程中刻意放大社会矛盾，将北京与地方（成都）的高下好恶添加过多作者的主观感受，从而通过不同的编码语言引导受众的态度，易使观众产生过激情绪。

综上，《北京》在对《东京》的改编过程中，沿用了故事的基本剧情和人物基本背景，但在部分情节和人物的本土化改编过程中，《北京》通过台词、情节、戏份调整、出场人物的调整等方式，突出刻画了孤身到大城市奋斗的不服输的女性形象，并有意放大和强调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矛盾，这在体现了当前我国仍存在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的现状的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对影视剧创作与观众偏好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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