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视史学理论在纪录片中的实践应用——以《大唐西市》为例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思想家海登·怀特于1988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率先提出 “Historiophoty”,台湾学者周良楷首译为“影视史学”，是指透过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1996年，周梁楷在其专著《影视史学与历史思维》中拓展了这一名词的内涵——影视史学不仅仅是史学与电影、电视等新媒体相交汇的产物，而且他所勾画出的视觉影像还包括静态平面的照相和图画，立体造型的雕塑、建筑、图像等，凡是所有影像视觉的媒体和图画，只要能呈现某种历史论述，都是影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如《大唐西市》、《西汉帝陵》、《敦煌》《故宫》等优秀的历史纪录片，都是将影视史学理论应用于纪录片拍摄的典型。它们凭借现代技术手段，利用光影互动，将人工拼接、剪辑的“历史”投射到荧幕上，体现了书写史学所不具备的生动立体的表述方式。其中，七集纪录片《国宝档案：大唐西市》，通过第三人称建立表述层，以旁观者的姿态将大唐西市的建立、昔日繁华和趣闻轶事娓娓道来，叙事中穿插丰富多彩的文物、影像和大量专家学者的研究，营造逼真的“虚拟现实”，为观众详细展现了一副大唐盛世的人文历史画卷。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理论要不断接受实践的考验，要与时俱进。现今的影视史学已不再只是探讨如何用镜头表现历史的一门学问，它已上升为历史纪录片导演、剪辑师、编剧和制作人等用现代语境重现过去的一种标准。每集时长仅13分钟的《大唐西市》借助灵活的叙事手法展示了向不在场者还原史貌的技巧，在记录史实和故事化叙事间找到了平衡，诠释了影视史学随时代进步的新内涵。

一、将丰富的史料作为创作依据

影视史学理论的实践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英国女学者玛丽亚·露西亚·帕拉蕾丝的采访中说到“历史学家需要有证据来支持他们所做的每一个陈述……我们有一个戒条：不能只凭自己内心的想法，而且也要求诸外在于我们的某些东西，比如档案或手稿、或者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图画或某些踪迹。”《大唐西市》在建构这条盛唐繁华的商业街历史的过程中坚持真实原则，大量拍摄陕西省博物馆和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馆中的文物资料和文献记载，为纪录片描绘历史图景提供事实依据。这些史料可简要分为以下几类：

1.大唐西市遗址：7集纪录片均拍摄了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馆内的大唐西市遗址，如第一集《万里丝路由此起》就以印有马车车辙的西市道路遗址为引子。

2.专家、学者的研究：片中均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学者，如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口述了长安成为当时国际贸易中心的原因，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讲述了发现西市遗址的经过。

3.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物：如第三集《贸易中心钲鼓声》中西市出土的珠算证实了，中国古代计算工具是从筹算过渡到珠算，最后发展到算盘的学界猜想。

4.传承历史的有形实物或文化、习俗：第二集《金币汇聚天下财》开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引用描述大唐西市喧闹景致的诗句带出纪录片主题，第四集《异域风情映长安》从洋葱、葡萄、西瓜和红萝卜这四个原产地非中国的水果，引入长安的对外贸易活动和异域商人对大唐商品文化的影响。

5.珍贵的书画资料：为使年代久远的人物、景物以具体的形象出现，片中多用古代名人画作，配以简单的文字介绍建构那些无法重现的历史人物和场景。

这些构成《大唐西市》叙事主体的丰富史料是盛唐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它们通过蒙太奇的手法生动地表述着长安城这段辉煌的往事。大唐物资富足、社会风气开放，此片是依托唐朝繁荣的商业文化这一宏大叙事背景，在历史的年轮上勾勒出细枝末节，因此，史料的运用其实是在为合理想象的场景化叙事做铺垫。

二、临摹历史动作的场景化叙事

“场景化”是舞台艺术的名词，场景承载着故事发生的时空，也指向了故事的内涵和意味。纪录片中的“场景化”是指在纪录片中有意识地追求通过“场景”来叙事的一种创作方法，同艺术创作中塑造人物、描写环境时所运用的“典型化”一样，是一种方法。

历史学家吴晗在评价历史剧时说到“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人物确有其人，但事实没有或不可能发生的也不能算历史剧。在这一点上，历史剧必须接受历史的约束，两者是有联系的。”历史纪录片构建场景一定要在堆砌史实的基础上，基于对当时政治、经济和人文社会发展状况，以严谨的态度和充分的逻辑推理做出“合理想象”。《大唐西市》“场景化”叙事方式有三种：

1.真人“扮演”再现历史故事：《大唐西市》每个单元均有专业演员饰演历史人物，还原经典的历史事件。如第一集《万里丝路由此起》，演员再现了“张衡吃饼丢官”这一史实记载的笑料，第四集《异域风情映长安》更是大篇幅通过真人演绎来展现外国商人如何与唐人紧密接触，促进唐文化多元化发展。为保证“搬演”的场景符合史实，摄影棚的搭建和演员服装、妆容都严格按照史书记载进行仿真处理。

2.影像资料代替历史片段：用一些纪录片、电影的片段代替某些历史场景，是不少历史纪录片常用的“场景化”叙事方法。《大唐西市》多借用讲述大唐帝国皇宫的纪录片《大明宫》中的片段，形象地再现某一场景，丰富画面结构。

3.模型建构西市场景：唐代长安城是四方布局，38条纵横的主干道把城市分割成规则的小格子，每块小格子称为坊。摄制组为直观地展现长安城的格局，除长安城构造图外还引入塑胶模型进行解说。该模型按长安城比例缩小制作，片中通过镜头拉伸可一窥长安城热闹有序的景象。并且，其商铺、小摊和房屋构造均根据历史记载来塑型。

约翰·格里尔逊的“创造性处理”理论在纪录片拍摄的多年实践中，演变为“真实再现”的实践依据。本文所说的“真实再现”特指在纪录片和新闻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叙事方法和策略：事件发生时，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以及音响资料，事后根据创作需要，采用补拍、摆拍、扮演等方式把当时发生的东西模拟重现出来。“场景化”叙事是”真实再现”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在表述历史事件时，“真实”放在首位，在尊重事实的出发点上，历史才得以还原。

三、总结

不论是对史料的罗列和解释，还是“场景化”叙事手法的运用，《大唐西市》都表现为人工雕琢的文化产品，制作人将对历史的倾向性转移到影像作品的创作，它是纪录片摄制组经过对史实的加工、整理和重新结构化后反映客观世界的主观符号。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也说：“相信历史事实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要求影视史学‘完美逼真’是不现实的，‘影视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局限于追求客观事实……而是试图探索出一种新的观察过去的方法，这种方法允许用‘虚构’来讲述历史……影视历史最重要之处不在于它所讲述事实的真实性，而在于为讲述这些事实所选择的方式。影视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个看过去的窗口，而在于提供给人们另外一个解读过去的角度和方法。”【7】

  《大唐西市》作为新式的言说大唐历史、解释大唐历史的传播媒介，为传承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普及历史知识、研究唐王朝兴衰提供了更为活泼的方式。同时，作为一种后文学时代的历史阐释方式，影视史学解构了以文字书写历史的传统。《大唐西市》对影视史学理论的实践应用，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间的隔阂，在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传播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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