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经济发展浅谈我国生育政策调整

社会和人口发展是动态过程，人口的生育问题一直都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庞大的人口总量进一步加深老龄化程度，或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基本国情，带来“三最”问题，即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最重。微观层面上看老龄是人们生命周期历程记录；宏观层面来讲人口老龄将增加负担，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幸福的因素之一。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在考虑社会承载力和劳动需求量后进行多次生育计划调整。1980年中共中央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决定依法实施“三孩政策”，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从生育调整情况来看，每一历史时期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和这一时期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倒逼”相关联，人口发展的重新调整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前进步伐。

经济与人作为社会产物，二者建立起一种密切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人口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关系。第一，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一方面扮演创造者角色，从古至今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创造并影响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扮演者消费者角色，从经济创造中获取需求的满足，通过消费拉动和刺激更多经济增长点。第二，经济又反作用于人，良好的经济发展促进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平衡等方面发展；反之则制约或阻碍人口发展。1966年，库兹涅茨总结了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四点利处：一是刺激投资和需求的增加；二是人口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三是内卷化促使其产业、技术、服务等领域创新创造；四是形成庞大市场，发展规模经济。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人们生育自主选择权和生育空间中考虑经济这一影响作用，是得以实现重塑生育文化和信心，迎来良好的生育走向趋势和预期效果的可能。

一、人口“量”的发展

人口规模的大小会在一定程度限制经济发展速度。阿尔弗雷·索维提出“适度人口理论”，认为生产能力和生产率因技术的发达而进步，进步的空间能够容纳一定量的人口规模。即是说，技术意味着机器智能时代能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创造出比人工劳动同一时间内更多消费资料，经济的繁荣发展扩大社会承载空间，承载更多人口数量。目前，我国人口数量虽居世界第一，但我国总生育率在理性生育意愿影响下趋于下降，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少子化”现象。人口数量与经济资料之间的不平衡，影响着我国劳动力资源供给，经济创造缺乏后劲。

一是从供给现状来看，人口减少必定导致劳动适龄人数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一方面，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强调人类自身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保持平衡状态。过去，计划生育政策聚焦人口过剩，严格控制人口增速，这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资源获取都造成一定压力。而今，低生育率所伴随的风险和威胁迫切需要寻求适度的人口数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所储备的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来自于人们更多的智力与劳力去创造和实现。另一方面，人口“适度”这个平衡点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维持自然、社会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保证大国人口优势红利和国家安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棘手，需要储备更多的国家安全军用力量和国际金融贸易、医疗、文化精英人才力量。然而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发展趋势，独生子女家庭占比重以及青壮年人口资源减少都将成为“入伍征兵”以及人才培养的阻碍因素，出现兵源短缺的可能。

二是从需求角度来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指出人口数量影响着社会有效需求，即是说人口数量减少相应地社会需求随之下降。我国人口规模的减少导致社会中消费和生产减少，出现生产产品被滞销可能，经济畅通遇阻。我们都知道，物质再生产是建立在人口再生产的基础上，只有当人口数量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状态，社会有效需求才具有可持续性，生产企业收获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产业生产的动力，备足强大后劲力量促使经济增长。

简单地来说，劳动力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载体，是社会生产力的主心骨和中流砥柱。其规模的蓬勃发展凝聚着强大的力量，集聚着厚实的物质基础，紧密联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命运。面对劳动力贫瘠和红利转向新增疲乏的局面，我国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未富先老”这一现象的发生将直接加重国家、社会和家庭的社会抚养、赡养负担，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对此我国生育政策不容忽视人口规模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实时调整并完善，以确保14亿多力量的人口大国具备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精神气质，倾注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创造幸福经济、繁荣富强国家。 

二、人口“质”的提升

人口质量可理解为人的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能力素质等，即“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为人们生活环境改善提供充足条件，以人口高质量提升反促进经济社会同步且高质量发展。《资本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素质提高。无论是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技能或者说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都离不开劳动力劳力和体力，都与劳动者素质息息相关。人是生产活动主体，影响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经济发展潜力。过去，人口大国中低价劳动力成为向外竞争输出的人口红利优势。现今，在科技信息技术为主流的产业发展中，知识文化、能力水平、生活素质成为进入某些领域上发明创造以及一决高下竞争中胜出的门槛限制。

此外，人口素质与经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圈子等存在强关联。人们的素质越高，就越有能力获取更多收入，相应的生活水平也会逐渐提高。如今，生存资料发展的获取已基本呈现饱和状态，一些人群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提档升级为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加入并形成一个个高素质、高收入、高消费圈子。当然，这些人群也会受到圈子的熏陶，逐步巩固提升自身素质。这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底层人群追求高素质生活，驱使更多地人群追求有素养文明的生活，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国家社会的形象。

总的来说，人口素质影响着国民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为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亟需考虑人口“质”的提升这一点，适时注重高素质人群的培育，促使人们有能力获取资源、有能力满足需求。以各领域的精英人才饱和状态和整体人口素质提升来拉动国家发展潜力和经济消费动力，解决经济后劲不足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三、人口结构的完善

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老年人和幼儿少年在总人数中所占比重决定着社会总抚养比的大小，而青、中年人所占比重则决定着人们有多少创造经济和拉动经济的动力。蔡昉指出从1982年到2010年，人口抚养比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4％。这个数据已经超过联合国老龄化7%的衡量标准。老龄化趋势的到来意味着我国经济的主心骨力量也开始逐年减少，2010年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0.1%，2011年为69.8%，2013年下降到67.6%。数据截止到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15-59岁的经济主心骨力量占比已经下降到63.35%，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到13.5%。根据上述数据显示我们可以得知，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从总体上看呈升中有降的趋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可能后果是加剧养老、失独、光棍上的经济风险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养老风险加剧，老年人晚年的“夕阳经济”负重前行。根据普查数据结果和人口发展形势估计，人民政协委员预测2025-2030年前后人口老龄化将超过30%，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引发“银发贫困”的困境。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每个国家都会出现的阶段，但是对国外发达国家来说，老龄化进程相对缓慢，国家有着更为丰厚经济资本、配套措施去应对养老问题。对此，社会、家庭有着更长的时间去准备，面对养老的压力和挑战相对较低小。与之相比，我国前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虽在抑制人口增速、缓轻社会承载困难有着一定的预期效果。但是在严格限制后的今天，老龄趋势来势汹汹，在经济尚未完全厚实的情况下，“银发”群体可能会面临养老资产不充沛、配套措施不到位、人口消费和购买能力不充足等问题，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因此，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考虑老龄化趋势后续的养老服务这一现实问题，促使“银发”群体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其次，独生家庭面临经济压力和困境。我国早期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现大量独生子女家庭。根据国家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规模从1982年的4.43人降到2010年的3.10人，人们生育子女的数量呈下降趋势。简单地来说，独生子女就是一种风险投资。一方面，这意味着独生子女家庭需要承担“失独”风险，一旦因意外失去“独生子女”，父母难以有更多的经济能力重头再来。这带给家庭的不只是伤痛，同时也是家庭组建完整性的缺失。另一方面，相对于多子女的婚姻家庭，由独生子女组建的婚姻家庭更是负重前行。由于老人和孩子能力薄弱，基本没有经济来源，更多的是依赖儿女赡养、父母抚养。这对于那种都是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特别是农村中的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养老育幼方面的经济压力和生活风险都将致使困难雪上加霜。这一处境也催使生育政策在调整的过程中必须要思考后续的步伐迈进要如何化解这一风险和经济压力，最大化的达到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实现家庭结构的完整。

最后，性别失衡失稳，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别比关系到婚姻家庭的成功组建、人口与社会结构持续维稳。在未实施计划生育以前，社会中时常出现 “多胎只求男孩”的生育偏好，虽儿女满堂却吃不饱穿不暖，饿死、丢弃的现象常态化发生。在实施严格计划生育后，人们生育孩子的数量被限制。人们生育行为逐渐开始扭曲，贩卖女性、拐卖儿童、丢弃女婴等一些不正规的犯法事件发酵，造成社会男多女少的性别比失衡局面。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女相差3490万人，毫无意外成为舆论焦点，引起社会大众的激烈讨论。大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将会有3490万男性面临“光棍”处境。面对今天性别失衡的问题，扭转男女性别比失衡局面是极为漫长且渐进的过程，男女性别不平衡局面在一段时间内仍存在于社会。这一局面将会破坏家庭和谐发展和社会秩序，市场上的部分产业也可能会出现倾斜，影响经济健康发展。

四、经济理性思维的冲击

人类在社会中通过生产、再生产与消费等行为活动改造建设，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反哺育人类，默默承受着人类活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于无形中塑造个体社会化。当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只是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充满着理性与文明，更多的是推动社会和人类的同步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受现代经济理性思维的冲击，人们会通过计算自身的经济实力、生活水平、文化程度等承担指标，人们相关生育的价值观发生转变，大众的生育意愿和行为都出现由分化转向趋同。经济成本计算下而发生的“低生育陷阱”以及由此带来因缺乏新鲜的创造活力和建设力量的经济风险是当前生育政策调整所要面对的困境之一。人们的经济理性、经济计算主要体现在由生育成本的增加致使生育意愿降低的转变上。

传统社会中“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总是企盼养育更多的孩子。因为众多孩子可以凝聚起力量抵抗风险，可以帮忙分担家里的重活，可以安享晚年......这种想法用莱宾斯坦的成本-效用来分析，孩子比喻成商品，进行成本投资后，父母可从中收获一定效用。按道理，国家生育政策给予人们生育上更大选择空间，再加上人们有着更强的经济能力担起孩子们吃饱穿暖，人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会随之高涨。但随着现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们养育孩子投入的成本愈来愈大，再加上“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计划生育观念内化，人们“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淡化，逐渐弱化对男童的偏好。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在分析家庭规模与家庭收入的关系中发现二者呈负相关关系，提出了“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从女性怀孕即日起，家庭就得进行成本投资，包括物力、人力、财力、时间资本等等。此时的孩子就如耐用消费品，质量弹性远大于数量弹性，父母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思想更注重以孩子质量的提升来赢得家庭地位的维持以及获得心理满足。这种获得背后的沉重代价超出了一个家庭和父母承受能力，于是孩子的边际效用发生递减趋势，父母开始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因为在当今社会中，生养一个孩子是一个漫长艰巨的过程，父母需要花费时间陪伴和照料；需要勇气承担失去各种机会成本，失去创造资源的后果；需要支付孩子饮食起居、成才受教的费用......

可以说，子女成长成才寄托着父母希冀孩子和自己未来更优越的生活、地位。不管是发展较快的城市还是相对落后的农村，对于孩子质量提升，有较高素养和认知的父母都会尽其责任，做出更大的自我牺牲，如丰富的补养、漂亮的服饰、各种兴趣培训、教育辅导......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竞争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家庭生养孩子的沉重成本成为许多家庭的负担。这也就导致不少人产生不养育孩子的想法，即“丁克家庭”。对于他们而言，孩子都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没有孩子的干扰，或许生活质量更高。现代理性人更注重减负，着重于增加对自身和孩子生活品质追求。这些对孩子数量的较低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拉低生育意愿和水平，不但会引起家庭结构的缺失，致使社会发展畸形，也使得市场上有关孩子的产业看不到拉动经济消费的后备潜力，无法刺激相关产业怀有做大做强的劲头。因此，在当前人口红利衰弱的情形下调整生育政策，是给予人们理性的生育选择。宽松的生育环境，完善的生育配套措施，带来益处的不只是缓解家庭、社会的压力，也是给足市场产业经济发展壮大的希望和机会。

五、小结

 生育政策作为党中央释放生育潜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全面可持续发展、积极应对老龄趋势的战略部署，有利于缓解老年人口的社会抚养比，改善人口结构，缓和代际之间的冲突；平缓整体层面上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逐步增加适龄劳动力的供给，保持人口大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利于回归和重塑生育文化，增添经济社会整体新鲜活力，促进人与自然平衡、和谐相处。从影响生育政策调整的经济因素来看，人口发展无论在何时始终要放在首要位置，任何生育政策都不是人口发展的终点，只是发展的“中点”，关系到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关系到社会中每一个人自我发展、全面发展。当前，我国处于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时期。对此，我们立足于国际国内形势，必须要以人口优势为支撑，增强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口后续红利的动力，将经济后备潜力化为经济硬实力。生育政策首要的风向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起点和信号，其调整体现我国政府的胆略智识，考验政策制定者、执政者的决心以及人民大众的信心。

总的来说，生育政策的调整不是“一刀式”切割，急于求成立马见效，而是润物无声，在逐步细化、完善中，深入人心。未来经济发展更为厚实，定会更加完善的配套支持措施，不断建立起女性劳动权益、妇幼保健、婚恋教育引导、教育服务体系等领域的保障，最终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持续可协调发展，夯实一定的经济和人力资源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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