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益视角下的高校合并现象研究

建国后，我国有过两次大规模的高校院系调整和合并，分别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两次院系调整与合并都是根据当时所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大调整。但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则表现出很大的不同。通过前后两次调整与合并的现象比较，可以找出基于规模经济效益的视角下，如何找到更科学、更合理的高校合并方法。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高校院系调整与合并

    建国初，由于我国内政外交的整体战略的需要，在教育体制、学科设置以及教育指导思想上基本照搬苏联。我国最早的高校院系调整其实要追溯到1949年底：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11月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拉开了第一次院系调整的序幕。1952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首先将所有私立大学改为公办；其次明确了综合大学和专门学院的性质任务，尤其是加强了工科院校；再次是初步形成了中央直属高校、行业部委所属高校和地方(大行政区)高校三大条块的格局。通过调整，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952年之前我国有高校211所，1952年调整后为201所，经1953年全国高校总数调整为182所。

    总的来说，第一次的院系调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建设需要，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条块化办学体制和单科性学院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各高校为了适应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追求规模效益的驱动下，从1992年开始，进行了新一轮的合并，这就是我国第二次高校院系调整与合并。这次高校院系调整和合并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2年到1999年，是新时期高校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参与合并的学校多为专科学校或成人高校。标志性事件应该是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的合并。在此期间，全国共有31个省市区、50多个部委的600多所高校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共建、合并、划转、协作、合作”，有228所普通高校与76所成人高校合并组建为121所普通高校；通过这一轮调整，规模效益得到有效释放，如普通高校校均规模从1989年的1936.83人达到1999年的3815人，高校生师比从1990年的6.6：1达到1999年的13.4：1。第二阶段是从1999年（扩招背景下）到现在，高校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1998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在扬州召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了调整方针，对各部委所属学校进行了三次大的调整，基本解决了部门办学体制的问题，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截至到2002年9月，我国先后对500多所高校开展了校际间的合作办学，形成了227个合作办学实体；先后将708所高校合并组建为302所多学科或综合性的高校。从此，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新体制基本形成。

    二、高校合并的规模经济效益（Scale Economies Effect）分析

    规模经济效益是指适度的规模所产生的最佳经济效益，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它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规模经济和效益理论是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分析的重点集中在学校的规模效益现象，即在给定的教育资源及假定教育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对学校规模与成本的关系进行考察。从微观经济学的规模经济效益理论来看待高校的办学，在一定范围内，在不考虑质量因素和学校类别差异的前提下，学校规模扩大自然会形成生师比（学生与教师人数之比）提高而导致生均成本的显著下降，但下降的速率呈逐年递减的趋势。规模经济的产生在于规模扩大后不因此导致管理和运行成本的加大，并且不衍生经济缺陷，因此，高校规模经济主要与管理水平的提高、资源（人力、物力）使用效率的提高等因素密切相关：第一，高校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由于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具有明显的“制度化同型”特征，因而在与管理资源和运行环节相关的支撑系统上，生均行政管理成本并不因为学校规模小而减少。从成本与产出角度看，规模过小反而会造成生均管理成本相对高和教育总体效益相对低。

     从教育的成本构成来看，教育总成本（TC）是指特定范围内使用的一切教育资源成本总和。对于某一所大学来说，教育总成本是指这所大学的办学成本总和。教育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之和。固定成本（Fixed Cost）是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学生数量范围内，成本中不受学生数量增减而发生改变的相对固定的部分，包括教育活动占用的固定资产，如教师、宿舍、教育仪器设备、体育设备、图书资料等及其折旧费、水电费、维护费，教职员工的基本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某一学生数量范围内，固定成本是不变的，当学生数量发生很大变化（急剧增加或者减少）时，教育的固定成本会相应增加或减少，如新建教学基础设施、添置设备、提高工资等。教育变动成本（Variable Cost）是指教育总成本中随学生数量增减而变动的那部分成本，包括教职工的奖金、超工作量报酬、兼职或者代课老师工资、学生的奖助学金，用于教学和生产实习的材料费、低值易耗费、实习试验费等。

    三、对高等教育规模经济研究的讨论和反思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是用来解释物质生产部门的规模与效益的相关性问题，后来被教育学家移植到教育领域。毋庸置疑，这种移植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定之下。我们需要对规模经济在高等院校中的应用的特殊性有一个深入而充分的认识，其中包括对高校成本的计量问题、对难以货币化的高校投入的估计问题、对高校产出的度量问题等等。不仅如此，对规模经济的探讨还需要建立在产出的同质性、要素配置比例不变、以及要素价格不变等等近乎苛刻的前提假定之下。但高等院校在规模变化的同时几乎很难囿于这些基本假定的限制。事实上，高等院校在规模变化的同时基本伴随着产出特性以及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甚至是整个办学目标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探讨高等教育规模效益问题时候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对规模经济的研究结果一直以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识上的误区。例如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对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经济的研究结果意味着“高校规模越大越好”。从规模经济的理论不能推演出“大就是好”，而只能推演出在没有达到适度规模的范围之前，扩大规模会带来经济，而当超过了适度规模的范围后，则会产生规模不经济。高等院校总体规模和学校、系和专业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导致资源的合理配制和合理利用。这也是我们在高校合并的时候应该予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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