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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学术出版"走出去"策略研究

作者:徐蒙来源:《出版广角》日期:2019-11-20人气:39

近年来,中国学术国际化成效不断显现,不仅体现为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合作水平的提升,也反映为学术成果海外影响力的增强。当前,社会各界已经就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并将其上升到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高度。

由于学科属性不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差异。相较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规范性、普遍性,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更为容易。而社会科学研究因直接面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和思想意识形态。可以说,学术出版要成功实现"走出去",社科出版物既是难点,也是重点。

当今,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世界,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开始频频显现。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社会科学类成果毫无疑问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展现与解读中国社会、传递中国视角和传播中国核心价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社科类学术出版物反映的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问题,因此更具意义且更具难度,迫切需要"走出去"。本文拟阐述社科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意义,分析其现状和不足,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关策略和建议。

一.新时代对社科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呼唤

1.增强话语权和软实力的意义

一方面,西方世界对来自东方的学术会带有"东方主义"的立场和观念,对中国社会科学进行话语权压制,建构一种差异化想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夸大差异,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外交和学术话语权的困境。另一方面,中国

重大外交战略的展开需要获得世界的认同和信任。社科学术出版也是一种公共外交手段,对提升国家相关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系到中国与世界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通过国际传播的途径为国家树立正面形象,增强软实力并赢得话语权。

2.建设学术对话平台的历史使命

和普通读物相比,学术出版物尤其是社科类出版物的海外传播更加困难。对比发达国家,中国学术水平整体上偏低,中国学者、科研机构在国际上的存在感不强,而学术出版物是提升中国学术和学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学术出版物恰的读者和采购者往往是海外学术界、知识界和各类图书馆,学术出版物"走出去"不仅可以提升国内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地位声望,还可以通过学术语言与世界进行文明对话,影响海外的精英人群。社科类学术出版物处于出版业产业链的顶端,不仅代表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水平和学术水平,承载着构建中国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使命,也肩负着中国与世界对话和沟通的责任。

3.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的现实要求

学术繁荣是民族创新能力的体现。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兼具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其最终目的是参与世界思想格局重塑[1]。学术出版物尤其是社科类学术出版物不仅面向知识精英,也常常辐射普通大众,部分学术著作甚至可以成为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畅销书。比如,《菊与刀》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还为外国人了解日本和日本人打开了一扇窗口;《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分别是塞缪尔·亨廷顿与弗朗西斯·福山的代表作,"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两种观点的碰撞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全球化时代,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快速变化的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社科类学术出版物不仅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立场和观念,还为解决全人类问题提供了智慧。

二.中国社科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整体图景

1.社科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

"走出去"战略于2003年首次提出后,在包括学术出版的各个领域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政府主导,企业主体"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原则。在政府主导层面,近些年来各类扶持政策不断出台,配套体系日益完备,与学术类出版物对应的国家层面资助项目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学术外译计划等。有学者统计了以上国家资助项目的立项情况,发现在受到资助的图书品种中,英文是主要输出语种,学术出版占比32.33%,其中哲学社科类占比达24.37%[2]。在"走出去"模式方面,主要存在出口贸易、版权贸易、国际合作出版以及建立海外出版机构四种路径[3]。在出口贸易这一项中,据统计,2018年中国出口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总计94.45万册,1010.38万美元,占整体出口数量的8.85%、金额的19.87%[4]。

近年来,我国出版机构不断发力,纷纷加强对海外学术出版的探索,并涌现了一批成功企业,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我国出版业经历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思维转变,学术出版追求的不仅是海外传播的数量,还要关注这些内容是否被海外读者所接受,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要减少乃至避免无效输出。为了实现"走进去"的效果,各出版企业在"走出去"模式和机制上不断进行创新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5]应该看到,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上话语权整体偏弱,相关出版物在输入和输出方面存在巨大逆差。在社科学术生产呈现繁荣局面的同时,优秀的本土出版物比例反而不高,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来自中国的社科出版物还没有走进海外读者的视野,在数量、水平和经济收益方面存在一定差距。

2.社科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不利因素

从机构角度看,当前学术出版机构专业化程度参差不齐,一些出版社盲目参与学术出版,导致选题、编辑加工环节把关不严;许多著作学术水平堪忧,出版物不符合学术规范,与国际标准不接轨,这些都是当下制约我国学术出版良性发展的因素[6]。此外,外译问题也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一大障碍。普遍而言,海外读者对中国译者翻译的人文社科类出版物接受程度还比较低,一些成功的

案例基本上都依赖海外翻译力量的参与。对社科类读物而言,译者的重要程度有时候不亚于原创作者,而寻找适合的译者非常困难。

从内容供给角度看,学术出版"走出去"首先要使出版物具备"走出去"的品质,具备理论、方法和问题创新,遵循国际同行通行的规则与规范。时下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重视国际化战略,纷纷加大对优秀科研成果的奖励,尤其偏重高水平论文。在社会科学领域,SSCI论文发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机构,以及国家,地区在社科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我国学术机构在绩效考核时也普遍优先奖励SSCI论文的发表者。然而,纵览人类学术史,往往是学术著作价值更高,相较于论文,其篇幅更大,体系更完整,更有广度和深度,但写作难度更大的学术著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得到的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评价指标匮乏是一个重要因素。和期刊论文相比,学术著作难以量化,这导致国内市场上出现了一批缺乏原创、不符合规范且出版质量低下的注水图书,严重影响了学术著作的声誉。学术出版物本身受众狭窄、发行量小,需要通过同行评议来判断其学术和出版价值,如果缺乏这种机制,就会造成学术出版质量的下降。

三.对中国社科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策略建议

1.完善对学术出版的政策扶持

作为人类高级智慧载体,学术出版物社会效益巨大,肩负着面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的重任,理应从国家层面得到更多支持。虽然当前的各项扶持政策为出版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提升了从事相关工作的积极性,但相关政策仍需不断完善,并根据现实情况做出调整。比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在设立初始只允许国内的出版社申报,之后才扩大范围,允许海外出版机构和版权代理机构申报。此外,从获得资助项目的分布看,大多是带有国家任务和民族属性的出版物,普通社科类学术出版物比例不高。因此,需要把握好中国话语建设与纯粹学术话语建设的平衡。

重大学术发现和学术声望依赖于长期的积累,中国有必要培养出塞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级别的学者为国家发声。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对一般性质的学术出版,尤其是原创学术理论也应该加以资助,培养和支持自己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此外,当前一些"走出去"项目事实上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健全、完善项目评审机制,完善监督工作仍然非常重要。

2.培养专业出版人才,加强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注重渠道建设

人才素质是国际出版的瓶颈,编辑的学术理论素养对学术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新形势下,出版业迫切需要大批既具备人文社科学养又精通出版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在国际出版队伍建设上,出版机构要培养高水平的国际编辑(版权贸易)队伍、优秀内容编辑队伍、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队伍以及译者和审校人员队伍[7]。深化与海外机构的合作是实现成功"走出去"的重要经验,出版企业应积极探索海外出版模式,要争取让海外力量参与到出版的更多环节中来,如国际编辑部模式已经成为新的热点。

海外平台渠道建设也是"走出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近些年来国内出版机构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仍然需要加强。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仍未能形成多元化的营销产品和渠道,绝大多数出版产品依赖于出版社自身营销渠道实现版权输出,导致传播效果大打折扣[8]。因此,出版企业要充分利用好各大书展平台、互联网平台以及海外本土平台,拓展发行渠道,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3.重视对话属性,注重出版物品质

学术出版"走出去"要转换思路,从单向传播转向平等对话。学术传播不是"独语",而是平等对话,只有实现平等对话才能走进读者的内心。学术输出要重视市场需求,搞清楚对方需要什么,选择适合的内容和渠道。而对话能力不仅来自语言能力,更重要的是用学术的立场、规范和方法进行写作。如果这方面得不到加强,学术出版就无法真正实现"走进去"。在写作时要注重学术属性,贯彻价值中立原则,而非单向性的灌输。鉴于翻译的重要性,可以通过海外力量协助完成,但也要根据出版物的性质区别对待。

社会科学体系庞杂,大体可以分为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又可以分为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量化研究更接近自然科学,更注重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相较之下对语言要求并不算高。很多国内学者可以自己写作,再找其他力量进行文字润色。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我国培养了大批接受过国际化教育和规范学术训练的优秀人才。此外,很多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可以成为潜在的翻译者,甚至很多本土作者可以直接用外文写作,客观上为未来的社科学术国际出版提供了便利条件。

4.提升高品质学术供给能力,为"走出去"提供助力

宏观层面,国家对学术投入不断加大,学术环境在整体升温,而真正优秀的社科类学术出版物反而比例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高校、科研院所生产的大量学术成果需要发表,而前些年国家对书号控制的放松激发了出版社的热情,导致出书门槛降低[9],学术著作声誉下降。直接后果就是图书在学术机构绩效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弱化,而优秀著作在得不到价值体现的情况下也会影响学者的创作热情,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学术出版物质量是"走出去"的核心,因此,需要对当前学术出版制度进行调整。一方面,要深化社科学术供给侧改革。学术机构应继续扶持鼓励学术著作生产,尤其是外向型生产,进一步完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强化对高品质学术著作成果的奖励以提升学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应该与学术机构的科研工作者、高校教师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和学者一起规划和实践学术"走出去"工作。此外,还要引入同行评议机制,以国际学术规范的标准挑选出版物,提升出版社在学术著作生产、传播中的话语权,让出版社为学术著作把关,从源头上把控社科学术出版品质。


本文来源:《出版广角》:http://www.zzqklm.com/w/zw/73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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