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土”时代孔府庄园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初探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伴随着现代化、市场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社会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转变，乡村内部人口的非流动性、地方性和熟悉性被打破。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农村进城务工人口不断增加，一些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传统村落日益凋敝。本文以孔府庄园核心区的传统村落为例，分析了这一区域内传统村落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深入调查当地悠久的黄河文化、运河文化、孔孟文化等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特色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旅游开发和传统村落整体生态保护两条活化路径。

一、孔府庄园核心区的传统村落概况

（一）传统村落的内涵

村落通常指人类长期集中生活、繁衍的，边界相对清晰的地理区域，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组成的空间单元，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为“农民生活的基本功能单位”。对于出现时间较早、历史文化内涵深厚的村落，过去一般称其为“古村落”，我国的古村落类型丰富、数量繁多，长期以来是学术研究的重点。

2012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古村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发表了《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将古村落的概念扩大到“传统村落”，并明确指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一般认为在民国以前），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这一定义既包含了时间上的“久远性”，也体现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和传承性”，是对过去“古村落”概念的扩展。

（二）孔府庄园的历史来源

曲阜是孔子的出生地，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历代孔子的嫡系后裔长期聚居于此。汉武帝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日渐成为封建社会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统治者大都以尊崇孔子和宣扬儒学作为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随着对孔子的尊崇日渐隆盛，孔子的嫡系子孙也长期得到优待。北宋仁宗时，孔子的第46代嫡孙孔宗愿被封为“衍圣公”，孔府也因之改称“衍圣公府”。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土地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衍圣公”作为世袭贵族和行政长官，其俸给和祭祀经费，主要来自朝廷赐予土地的租税。自北宋起至明清，统治者都将善待孔氏子孙作为巩固统治的保障，尊孔活动日益活跃。清时，累计赐田达到百万亩，加上不断兼并的私田，形成了30余个拥有大批佃户的大庄园，土地范围遍及兖州、曹州、泰安的3府20余州县，即今天的鲁西南一带广大地区。例如，在今曲阜、泗水、邹域境内分布有孔府“十八官庄”，在今巨野、郓城、菏泽、东平、微山、鱼台境内分布“五屯四厂”，等等。

（三）孔府庄园核心区的传统村落

孔府庄园鼎盛时期的地域范围涵盖今天的曲阜、菏泽、泰安等地市，还包括江苏、河南的部分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原有的土地及佃户形成了数量繁多的自然村落。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和衍圣公府的所在地，和与其相邻的兖州、泗水、邹城，都深受孔孟文化的影响，所形成的传统村落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独特风貌，是保护和开发的主要对象。例如，位于济宁泗水县金庄镇的戈山村就是一个拥有700余年建村历史的传统村落，也是明清以来孔府“十八官庄”之一的戈山小厂官庄所在地。

二、孔府庄园传统村落的文化特质

（一）黄河文化

黄河被称为“四渎之宗”“拜泉之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菏泽东明县进入山东，由东营垦利注入渤海，流经山东9市25县，流域内诞生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之一。广义的黄河文化，是以黄河流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为基础，在人民长期的社会劳动和实践中形成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等。不同区域内黄河文化的具体内涵也有所区别，在山东境内，可以分为发源于黄河三角洲和济水下游的齐文化和发源于汶河和泗水流域的鲁文化。

从历史演进上看，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的东夷人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其他发源于此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都对中原的夏、商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奴隶社会，东夷文化吸收了夏、商、周文化，渐次融合成为华夏文化的主体，并出现了孔子、孟子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秦朝及以后，黄河下游更是中华文化的重心，西汉时的五经博士、私家教授、列传士人的籍贯分布与各地区所出书籍数量，都以东方的豫、兖、青、徐四州比重最大，体现了这一地区文化发展水平之高和影响力之大。

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被塑造成了一条文化之河，孕育了无数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生活在黄河下游的人们通过观察和研究自然现象，总结出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农业规律，并按此时令安排农业生产，体现了朴素的生态保护观念，创造了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

（二）运河文化

孔府庄园核心区位于黄、运交界的鲁西南，其中黄指黄河，运则是指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始建于春秋时期，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又称鲁运河，北接京津冀，南通江浙，流经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5市16个县市区，全长643千米，历史上一直是贯通南北的关键要道。孔府庄园核心区的济宁，正处在“南通江淮，北达漳卫”的特殊地理位置上，受到沿运河而来的江浙文化影响，与本地区传统的儒家文化融合交流，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运河文化，内涵丰富，包容性强。

以京杭大运河河道两岸为核心，济宁地区保留了一系列运河文化遗产，包括运河水道及水运工程遗产，如济州河、会通河等运河河道，天井闸、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等水利设施以及会通桥、码头等航运设施；运河沿岸的传统聚落，如南阳镇、竹竿巷等运河古镇、古街巷；运河文物古迹及景观，如太白楼、声远楼等古建筑，东大寺、柳行东寺等古寺庙，汉上运河图碑、汉上南旺乾隆御碑等古石刻；以及反映运河沿岸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微山湖渔俗、南阳夜市等民间习俗，湖上端鼓腔、济宁八角鼓等传统表演艺术，皮毛制作技艺、竹器制作技艺等传统手工业技艺。

（三）孔孟文化

孔府庄园得以产生、发展、繁荣，皆有赖于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绵延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时代，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位于孔孟文化核心区的曲阜、邹城，诞生了孔子、孟子两位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我国孔孟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地区之一。两地现有孔府及孔庙、孔林、鲁故城、颜庙、尼山建筑群、岗山摩崖刻经、铁山摩崖刻经、孟府及孟庙、汉鲁王墓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8处，以及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孟子故里凫村，保存了以“三孔”为代表的古建筑3000余间，还存有众多汉代石碑、画像石等文物古迹，时间上贯穿了先秦时代到近现代，历史延续完整、信息丰富，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鲜明的区域特色。

除了丰富的物质遗产，孔孟文化更为区域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孔氏家族之所以绵延2000多年，始终被称为“天下第一家”，与自孔子开始便代代相传的“诗礼传家”的优良家风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身观念，以“仁”待人、家国同构的社会价值观念，仍然在孔府庄园核心区的传统村落中得以保持和践行。

三、孔府庄园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活化路径

文化遗产“活化”是一种与传统的“静态”保护模式相对应的新兴遗产保护与利用理念。对于传统村落而言，“活化”主要指对村落本身及其文化特质的发现、保护、传承及创新发展，使其适应现代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本文探究的孔府庄园传统村落，突出特点是保存完整的古城和古建筑群、多样的文化特质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因地制宜走文化旅游开发和村落整体保护两条路径。

（一）以特色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旅游开发路径

孔府庄园核心区的传统村落中保留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对这些遗产进行维护修缮，在保留村落原有的景观风貌、功能格局的同时，开发以古建筑观光、文物展览、民俗体验为主的旅游线路，是基于村落物质文化遗存的有效活化路径。

在开发村落景观时，要以现有的村落建筑和周边环境为基础，力求对古建筑的修缮做到“修旧如旧”，避免盲目修建“仿古建筑”，影响村民的正常生活和区域景观的整体协调性；在设计旅游线路时，要合理规划，对沿线的公共空间进行设施升级，将现代的旅游服务同传统的人文景观相融合；还应结合当地传统农业、民俗节庆等特色活动，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体验，淳朴的民俗风貌、和谐的居住氛围。此外，对于一些非核心区的传统建筑，可以进行合理改造和功能转变，比如将民居开发成特色民宿和商业街等，使传统空间在新旧碰撞中得以延续，形成体验感好、观赏性和参与性强的文化旅游项目。

需要注意的是，旅游活化路径不是简单的商业性开发，而是在传统村落原有的生产和生活基础上进行的功能升级和扩展，目的在于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增强传统村落的自身价值和影响力，既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又为原住民提供返乡就业的机会，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实现乡村振兴。

（二）传统村落整体生态保护路径

文化遗产不仅包含物质上的，也包含精神上的。孔府庄园核心区的传统村落长期受黄河文化、运河文化和孔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些精神层面的文化特质并不以具体的物质形式存在，而是在村民们的头脑和观念中代代相传，以他们的为人处世、行为方式为外在表现的。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把握“人”这个核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被引进中国，作为解决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所谓“生态博物馆”，是指通过对传统村落原有布局、整体风貌、生产生活等的综合保护和展示，整体再现一定区域内文明的发展轨迹，并由当地居民亲自参与保护和管理的新型博物馆，类似于以人文景观为对象的“保护区”。在中国，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尝试是从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的，确立了政府主导、专家指导、村民参与、整体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本土化原则，具有明显的扶贫性质。这一模式的运用，既能够发挥博物馆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功能，也能够为以人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传承条件。对于孔府庄园核心区一部分原始风貌保存较好、村民居住较为集中的传统村落，可以以黄河文化区、运河文化区、孔孟文化区为单位建设生态博物馆，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旅游、休养度假等产业开发，实现文化遗产传承与经济效益创造、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

四、结语

本文所研究的孔府庄园核心区的传统村落，作为黄河文化、运河文化的核心区和儒家文化的诞生地，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为活化利用和文化振兴提供了前提条件。结合该地区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可以在交通便利、文化景观整体性好的区域发展文化旅游事业，在尽可能保留传统村落风貌和景观协调性的前提下，以旅游业拉动经济发展，吸引外出人员返乡参与建设；对于分布在交通不发达区域、文化遗产布局较分散的区域而言，则可以借助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支持建立生态博物馆，对传统村落生态进行整体保护，为优秀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保障。作为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传统村落代表，这一地区文化遗产的活化路径，为同类型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文化遗产活化提供了思路，有利于解决“后乡土”时代传统村落的发展问题，实现乡村文化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