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何以“声”、“情”并茂

“典”字的繁体写法，上面一个“册”字，下面一个“几”字，寓意将书籍放置于桌案之上研习攻读。泱泱中华，延绵数千年，王朝兴衰，时代更替，时人皆试图用笔墨书写成卷，记录时代之华章，镌刻文化之精髓，以传于后世共习共长。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儿时常抱于手中的书卷被今日的电子媒介所替代，曾经奋笔疾书的灿烂光景犹如钢笔的没落一般消逝于匆忙的当下时光，碎片化、短视频、高智能、精算法的多媒体时代正在建构着一时的流行文化、网络文化、游戏文化和高度挤压的时间与空间。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作为主流话语的中央级舆论宣传矩阵的靶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繁杂冗余的信息爆炸时代，力挽狂澜，掀起一阵又一阵文化自信的时代新风，承古启今，为经典文化赋能，重振文化经典，为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注入一泓清泉活水。

《典籍里的中国》作为央视众多文化类节目中的翘楚，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为号，通过多舞台、多空间，沉浸式戏剧和古今对话的方式，讲述典籍故事，对话华夏先贤，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自2021年1月开播以来，以“期期耀眼、期期动人、期期期待”的受众反馈斩获了好口碑的社会效益和高收视的市场效益。

精英化叙事

在前现代中国或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与作为”一直都是那个时代的中坚力量，他们饱读诗书，学贯中西，以“天下兴亡，万民悲喜”为己任，力谏逆耳忠言，大兴民生社稷，痛击来犯之敌，可谓“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国之脊梁，有着忧国忧民的国士大儒情怀，他们有一个响彻寰宇的名讳“精英”。建国初期至新千年，精英知识分子依然发挥着中兴万事、革旧除弊的“社会手术刀”功效。他们尽管是来自不同的行业精英，但均在用己所长教育民众，以省世人，何为国，何为家，何为臣，何为子……然而，新千年以后，现代化或曰工业化将高效、个体、私利、金钱、权势推上了众目睽睽但大众趋之若鹜的宝座。随着新中国的不断向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持续演进，道德建设、精神文明重回主流话语的中心。盛世需要精英，强国需要经典，但精英与经典如若束之高阁，远离庙堂，遥望江湖，只能被世人冠以“佶屈聱牙，阳春白雪”之名。《典籍里的中国》在“文化自信”和“电视强国”的时代语境之下，以影像为笔，擘绘经典文化与高雅艺术同堂共舞的视听盛景，上承古，中化人，下通今；上可通达真理，中可涵濡世人，下可与民同欢，为亿万电视受众慧心启智，滋灵塑魂。

经典文化的“言”与“说”。经典，顾名思义，经得住时间的淘洗，历史的检验，精英的传唱，大众的评说，仍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文学作品、生活方式、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为何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能够获得历代大众的广泛赞誉，因为“经典文学作家的名声完全不受大众支配，如果莎士比亚的名声要靠街上的路人维持的话，你以为他能活两个星期吗？经典文学作家的名声，是靠狂热的少数派人群发掘并且维持的。”①而这狂热的少数派或为少数的精英知识分子，或为时下的政治或经济精英人士，他们既是话语权力的创制者，也是话语权力的主导者与行使者，他们言说着时代之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而作为文化的经典，是以“言”的形式书写于古籍之中的，作为静默的“言”或曰文字语言，以默不作声的姿态镌刻着时代的经典，时代之下的“人、事、物、理”在字里行间跳跃着蓬勃生气的文化瑰宝。在《典籍里的中国》里，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生动文字以及镌刻在典籍之上不同规格的古籍，他们有的是作为道具，有的即是原著，但都以静默的情状无言地被墨客文人书写着、言说着；而作为后世读者和当代读者，同样也可以通过“文字语言”心读默念，品读典籍，对话先贤。

作为当代时空的精英知识分子，蒙曼（常驻点评嘉宾），中国历史研究院学者，当期主题专家，经由主持人串联起一桩“评说”经典、论道古今的知识盛宴。此种情境下评说，立今说古，以今鉴古，借古通今。三位老师均为学界或业界的精英，经由精英之“说”，寓教于说，寓理于说，说评结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典籍之中的“人事情理”注脚立证。《典籍里的中国》经由静默的“言”和言之凿凿的“说”巧妙勾连，言说典籍之中的深邃思想与魅力文化，给受众带来情理尽在典籍里，文化尽在言说中的曼妙之境。

高雅艺术的“读”与“诵”。精英形象似乎与高贵、典雅相伴相随，而经典文化作为高雅艺术垂青的头号之选，与精英家族始终相挽共扶。在古代，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或为精英独有，或为达官显贵所共享，万千黎民于情于理都无法企及，即便企及也无可消受，因为古时的高雅艺术、经典文化，可谓十足高雅，先天性地与通俗绝缘，被普通大众视为遥不可及或艰涩生僻、拗口难懂之列。而“读”与“诵”，自古至今，为做学问者求学问道、钻研苦学的“学习、复习、研习”的常用方式之一。借助“读”与“诵”，声音与情态，可将古文释义诗歌化、情感化、动人化。

近代语言学家徐世荣曾言道，“朗读是我们现代文化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项功夫。朗读就是把书画上的语言变为口头上说的语言，把无声语言（文字、文章、文学作品）变为有声语言——更表情达意的口头活语言”。在《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读典籍、诵典籍可谓是节目视听内容的先锋官，节目前端，由当期主嘉宾或导演与演员、撒贝宁和青年学生代表一道，共同朗读典籍要文。如牛年新春的第一期节目，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牵头，演员倪大红先读后诵。首先，“读”一定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读”，倪大红朗读《尚书》开篇首句，“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并对句意进行解释说明，以读示众，以意会众，使节目现场嘉宾、观众和屏幕前观众，听其声，解其意。紧接着，倪大红由坐转立，挺立于众人面前，抛开典籍，高声脱稿吟诵“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且养身闭目，细细品味，再诵，再品，嘉宾、青年代表、撒贝宁跟诵，一方由典籍无声言说转向铿锵诵读的共情场域随机抽离于电视荧屏，涵濡屏幕端的亿万观众。

读经诵典，读为基础，诵是深化，是升华，是深入理解、具体感受之后的情感迸发，吟诵和朗读建立在熟识背景、理解深意的基础之上，但吟诵是朗读的高级形式，是传唱经典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形式，它赋予典籍以“气韵生动之神、落落大方之态”。

生动化“演”绎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典籍里的中国》作为电视艺术中的扛鼎之作，融戏剧、话剧、电视、电影于一体，通过演员们精湛的台词演绎，身体演绎，将戏剧影视表演的“手眼身法步”展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观众在立顶环幕投屏、多维舞台空间、浓淡相宜的视听元素中沉浸、畅游，经由经典文化内容与时新媒介技术亲历或曰再历千古华夏的他日盛景，此时的观众在多维元素的演绎之下，既是观看者，也是参与者，更是见证者。而作为戏剧影视表演领域的“念白”所转化的典籍故事台词演绎，典籍事件的舞台式宣誓和中心人物面对典籍流转、社稷兴衰的大声疾呼都在借由“台词演绎”达致“身临其境、以声传情、声情并茂、传受同频共振”的视听传播效果。

艺术美的再表达。戏剧与影视学包括戏剧影视文学艺术和戏剧影视表演艺术两大体系，两者本身就具备一度创作的艺术之美，包括作为戏剧与影视学的内容之美与形式之美，并且，在演员的全身心投入之下，经由“念白”或曰台词“演”绎，给以戏剧影视作品的二度创作之美，抑或称之为“再表达之美”。早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的影戏时代，洪深作为表演理论的奠基者和话剧体系的开拓人，已经开始了对戏剧影视念白的开山之究，洪深认为，“字面是理智的，仅能传达说话人的表面的意思；声音才是情感的，才能够传达人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演员不应只在字面或话句上用工夫，尤得注意到说这话句时应当有的其他身体的表现，动作与声音。……须得他把‘念词’看作是一种自然的流露；须得他十分忠实于他所了解的人物；须得他不但把那剧词所代表的剧中人的意思告诉观众，并且还得告诉观众那剧中人发生这意思的经过，这样的‘念词’，才可算是表演了。”②在《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我们经由演员的“念白”演绎，结合演员的身体展示，贴合典籍人物形象、神态、动作、话语、语境等元素，给以典籍本身和典籍关联的人、事、物、理以活灵活现的再创作和再表达。让艺术之美跨越古今，融合历史、现在和未来，演绎真实壮美、可歌可泣、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经典文化。

技术美的再加持。一部电影电视史，即是一部电影电视技术史。技术犹如影视之母体，不断衍生和迭代光怪陆离，光彩夺目的光影世界。《典籍里的中国》多方利用新媒介技术，打造多舞台演绎空间，仅舞台设置就有3座4处，即3座舞台，4处舞台空间，其中3号舞台为上下两层。舞台间由甬道联通，象征典籍与人物穿越古今的恰切意象。其次，立顶式环幕投屏技术贯穿始终，加上营造氛围的灯光，贴合主题的背景音乐，俨然一部电影级视听巨作溢满电视荧屏，蔚为大观。如《典籍里的中国》首播一期《尚书》篇，以伏生护书，传承经典为主题，借由立顶环幕投屏技术打造满房竹简，借助新媒介的技术之美增益历史厚重感和观众的身体在场感，此外，“演员精湛的演技完美地诠释了伏生一生爱书、护书、传书的高尚精神，加上中国传统乐器演绎的浑厚优美、恢弘大气的背景音乐助力情绪的表达和气氛的烘托，整体效果浑然天成，直击心灵。”③当然这一切外在元素既得益于典籍之经典，人物之典型，也得益于演员以念白/台词为媒的表演之美。加之多媒体视听技术的持续加持，使得“书、人、事”，“情、理、态”如历史之再现，眼前之实景，震颤之真切，以真书、真人、真事、真情、真言、真技、真感，演绎典籍的过去、当下和未来。昭示世人，典籍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

大众化表达

正如笔者开篇所论，《典籍里的中国》在大众文化勃兴的今日，以精英视角叙事，言说横亘千年的古代典籍。但精英视角叙事并不等于精英主义叙事，精英主义叙事在过去和当代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形态中有过尝试，但多以美中不足收场。而央视作为电视媒介的主力军、生力军、先锋官，赋予典籍“精英化视角，大众化表达”的视听讲述，融合时代特色与新风，观照青年文化的当下现实和切身经验，制播“强话语、多视角、高网感、浅说教”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交融共舞的“教与乐”合家欢的电视景观。当然，作为创作者、观众、研究者、批评者，也清醒地体认到大众化表达的通俗性、可接受、不庸俗，可谓雅俗共赏，脍炙人口，喜闻乐道。经由《典籍里的中国》我们看到了传受一体，研究、批评与电视实践的前沿、切实与贴合，或将电视共同体美学由未来想象转为电视强国的当下现实。

时空迭代与古今跨越相融。新世纪前夕，新中国为实现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跨越，加速了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国门大开，各行各业的改革既如沐春风，又如履薄冰。当然，大踏步向前的时代号角已经奏响，不可阻挡。但随之而来的后现代、网生代、Z世代艺术作品开始纷至舶来，艺术被消解了深度、抹平了棱角，经由资本市场的包装以后摇身变成可无限衍生和复制的艺术商品，1993年，电影《大话西游》问世，我们看到了与经典《西游记》完全相悖的各色人物。经典随之被解构，变成了流行艺术，但流行未必能够成为经典，多为今日甚嚣尘上，明日则为墙角黄花的汰换商品。步入2000以来，穿越，魔幻，仙侠等神怪片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面对后现代主义新风的现实指涉，弃之不顾断不可取。在《典籍里的中国》，我们看到了由甬道相连接的多重舞台空间，每一舞台皆为一层叙事，一方世界，一段历史。经由甬道，加上地屏的时光投屏舞美，我们看到了顺其自然，如临历史深渊，但可经由时光甬道稳步穿越古今，去当面聆听先贤教诲，亲历典籍流转的历史事件。舞台的不同时空叙事，让我们看到了典籍与先贤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看到了那段经由电视蒙太奇技术被放大的时间和空间，给当代的网感十足、后现代滋养的Z世代青年以“故事言说的吸引力，生动演绎的感召力，大众表达的普适性”。

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共振。主流文化，为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关联的制度、生活、文明等。进入新千年以来，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出现了重合面向，但依然由国家或曰非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机器所主导。而亚文化或曰网生代文化、二次元文化则为互联网时代的线上媒介社群和线下粉丝组织。“互联网在青年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以具有架空世界观特性的小说、漫画、动画、游戏作为主要载体的二次元网络文化（源自日本的御宅族文化，原意是“二维空间”，与“三次元”（现实世界）相对。泛指受到ACG（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文化影响的各种网络文化……④面对与互联网共生共长的青年一代，其行为、形象、态度、价值观均关联民族的当下和未来，恰如其分、浓淡相宜的“引导式适应”是国家与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是义不容辞。

在第二季《典籍里的中国》传习录篇，观众亲历了这样的桥段，撒贝宁与王阳明在贵州龙场的阳明洞巧遇当代青年，阳明先生不禁发问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他们这是？撒君莞尔一笑，脱口而出，这是他们在“打卡”贵州龙场阳明洞，瞻仰先生的生前故事。面对撒君的“打卡”一词，阳明先生不解，撒君解释道，就是“到此一游”。别赋网感的流行语正是亚文化青年一辈们的“上等好菜”，作为电视受众的主流群体，他们爱听、爱看、爱传。小小的网络流行语“打卡”关联起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敏感神经，二者异质同宗，心照不宣。

结语

典籍意指经典文化，文化寓意不绝如缕，薪火相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强国梦的时代语境之下，化典籍于神奇，化文化于力量，指涉主流媒体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自觉来自于内部，但也需外部的文化涵濡和青年们喜闻乐见的媒介话语召唤。《典籍里的中国》，经由经典文化的核心内容，实力演员的精湛演绎和新媒介技术的增益或曰赋能，使观众深切地耳濡目染经典文化“言、说、读、诵、演”的有声语言魅力，用大音希声、黄钟大吕和饱含深情的魅力影像涵化中流砥柱的时代青年，共同缔造创作者、观众、研究者与批评者的电视共同体美学，为中国式电视强国奋楫杨帆，一路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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