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味”制造 ——论犯罪片《智齿》的改编

作为新兴于十九世纪末的“第七艺术”，电影通过对小说、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跨越媒介壁垒的改编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自被誉为“改编之父”的法国电影先驱乔治.梅里埃将知名童话故事《灰姑娘》搬上电影银幕以来，以改编为中介，通过加入作者元素实现文本由文学向电影转化的创作方式便伴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而形成与完善，诞生了一大批根植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并从中汲取艺术性与文学性的电影作品。

2022年，香港导演郑保瑞（代表作《狗咬狗》、《杀破狼2》）新作《智齿》，在第四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得包括最佳女主角在内的四个奖项，编剧欧健儿、岑君茜更是凭借对电影同名原作的改编摘得最佳编剧奖。电影改编自内地作家雷米同名小说，通过文本的改编、元素的增减赋予了原作更为多元的主题表达与“港味”的新生。影片风格暴力冷峻，充斥着断肢与肉搏枪战等传统港片常见的视觉元素，影片中香港演员林家栋、台湾演员李淳、内地演员刘雅瑟的表演酣畅淋漓，为香港犯罪电影在全新市场环境下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大胆且极具价值的尝试，既是致敬过去香港电影的辉煌，亦是对其前景的展望。所谓港味，即是基于香港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口组成以及历史原因而生发出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投射着“尽皆癫狂、尽是过火”的审美特征，本文从分析《智齿》本土改编中的叙事构建、港味的形式感获取以及文本主题的丰实入手，探究全新语境下的“港味”制造。

港式犯罪片的叙事构建

“改编是重复，却是没有复制的重复。”[1]媒介属性左右着受众的艺术接受方式。电影作品依赖视听语言，文学作品借由抽象文字搭构的时空保留了更大的想象空间。现代侦探小说源远流长，以奇思妙想的布局与心惊肉跳的情节见长，强调理性逻辑与科学的推理和证据。随着网络媒介的兴起与受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一批以雷米作品为代表的极具现代性的侦探小说逐渐获得青睐，并以更科学的方式划分为“犯罪心理小说”，该类型主要特征有二，其一为突破了善恶等传统的二元对立叙事思维，规避以善恶对人物进行绝对的划分，正面人物亦有犯罪倾向甚至不当行为与心理问题，将包括施暴行为与推理行为在内的现实活动置于理性逻辑之中思考与分析，联系行为主体的深层动机与心理活动和所处客观社会环境进行解读；其二则是犯罪活动更缺乏标志性事实证据，需要通过推理活动判断其意义源头，犯罪活动隐匿于社会之中，平行于其暴露时的鲜明，这就需要受众在作者的引导下通过推理思维进行抽丝剥茧。[2]此类作品囊括了刑侦、犯罪、悬疑等多个类型创作特征，与香港电影为满足各个文化圈层而诞生的包容性不谋而合，港产犯罪电影向来在导演思维的影响下通过技法的运用在独特的视野中洋溢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极具“作者电影”特征，为实现文本由内地气质向香港气质的变迁，《智齿》的跨媒介改编势必要紧扣“港味”主题，通过情节的结构调整和人物的性格变迁来营造独特的艺术特性与风格。

情节冲突的港式改造。将文本图像化的单向转变仅能发挥视听语言的传达功能而无法有效的进行达意，《智齿》原作叙事平缓却又一气呵成，寥寥几处借人物对话所进行的倒叙、插叙等与其说丰富了作品层次与戏剧化，不如理解为情节与背景上的补充，这样的文本结构在改编过程中既无法凸显戏剧性，更无法将人物周遭的社会环境与内在逻辑串联呈现。传统香港电影情节跌宕，节奏铿锵，以松散结构展现惊人内容，“以吸引力淹没观众的冲动”。最早香港电影的时长被限制在九十到一百分钟，即九到十本胶片，这就让香港编剧养成了逐本胶片完成电影剧本的习惯，要求第一本先声夺人，每三本一高潮，并在最后一两本以雷霆万钧之势结尾。[3]如今香港电影的创作环境与时长要求早已变更，可这种高潮迭起的文本结构却保留至今。《智齿》原作心理描叙细致入微，但限于篇幅与作者的创作习惯，以象征个人成长的智齿为题，以任凯“入世之痛”、“青春之痛”的消解为主线，肢体冲突与关键情节点的展现平淡，在文学作品传播手段单一的先决劣势下更显乏味，具象化的电影则具备更强大的表现力，在以视听语言转移文本内容过后仍留有大量篇幅进行情节补充，香港电影向来为了取悦文化、阶级复杂的观众而具备多重价值观与来自多个维度的情节冲突。影片通过内容丰实赋予智齿底层生存之痛与家庭破碎的情感之痛等多重含义。多元主题势必要通过层次分明的叙事结构支撑并妥善排列加以呈现，原作聚焦的成长主题显然难以承载港产犯罪片的对抗性与松散结构下暗含的多重价值观，电影改编在主线内容之外补充大量发生于社会底层的犯罪活动与刑侦活动，展现香港城寨底层环境，更衍生出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影片中的犯罪团伙内以绰号相称，罪犯群体被割裂为恶性程度与生活态度迥异的多个阶层，通过情节丰实增加各阶级罪犯之间的对抗，除了映射香港底层犯罪的复杂性，还通过短时间内节奏紧凑的多次冲突增强影片作为港式犯罪片的对抗性与观影快感。

犯罪叙事的推进不能脱离“寻找线索”与“推理”的二元活动，基于香港这一区别于原作的叙事土壤，导演进行了多重的补充与改动。区别于内地走访、社区调查的工作方式，刘、任根据受害者的前科经历，来到“社会福利保障办事处”进行调查，王桃出身的保良局承担着内地少年犯管教所的部分工作内容，是香港都市恐怖电影与犯罪电影的热门取景地，该环境中罪犯年龄普遍偏小与不幸的童年遭遇，亦是对王桃个人经历的侧面表述。诸如此类的细节改编成功将文本置换进香港的时空，也使得其余情节的改编更为通顺。

港产犯罪片多以“大团圆”结尾，但幸福结局必然要通过不幸的过程烘托，以高度对抗性的情节凸显大团圆的来之不易，在早期香港电影中常以短小精悍的情节交待人物结局，同时有要求该情节意外迭生使受众生发出意犹未尽之感，以源源不绝的冲突保持受众观影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影片开头通过倒叙展现和结尾处逃生、搜救、搏斗、误杀等情节在短时间内的叠加与应接不暇的强烈暴力风格彰显着港味的魅力。多处情节改编同样提高了影片作为港产犯罪电影的对抗性，原作中刘中选酒后坦白、任凯在丢枪后的噩梦更多来源于对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忧，美国学者韦恩.布斯认为：叙述者的叙述如符合小说的道德规范（亦即隐含作者的道德规范），则会被认为是可靠的；否则即为不可靠。[4]原作中二者一为受害者，一为施暴者的帮凶，难免将事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做出美化，而电影中梦境、臆想均处于心烦意乱的无意识状态，情感更加真实，以真实性呈现二人无心之过造成的恶果并加强情节上的冲击力。影片的中又有“追车”、“城寨械斗”、“斗杀歹徒”三个高潮情节，视觉上眼花缭乱可叙事结构有条不紊，这正是得益于香港电影产业多年来九本制片法的创作经验。

人物塑造的港式演变。早期香港犯罪电影为了维持跌宕紧凑的叙事节奏，大都以开门见山的展示犯罪叙事中人物的超常行为，乃至极端行为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多赋予人物亦正亦邪的行为与思想表现人物的神秘与复杂性，符号化的同时突出典型特征来塑造立体而又有距离感的人物。港片“金牌绿叶”林家栋饰演的刘中选与台湾演员李淳饰演的老少组合是影片港味的重要来源之一。原作通过大段的心理描写实现人物性格的塑造呈现出“重心理而轻行动”的特征。由于电影作品中视听元素的丰实显然相较于文本能够更高效的展现心理活动，当下受众对于犯罪电影中人物塑造的整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便影片的改编中通过升格、焦距调整等多种手段展现人物心理变迁，依然需要大量情节补充让人物在行动中暴露性格特征。影片中刘中选初登场便以“嗅觉断案”的行为捕获了受众的注意力。其家庭遭遇改编为刘妻因车祸流产并长年瘫痪在床，在推理与“暴力执法”情节中多次穿插刘在医院寸步不离的照顾妻子的画面，新旧港产犯罪电影中人物塑造方式兼而有之，凸显犯罪叙事中人物的复杂性。

在人物关系方面，原作聚焦于任凯在刘中选影响下的个人成长，刘、任二人的关系名为搭档，实为“一老带一新”的师徒关系。电影改编中任的形象基于香港执法力量现状得到了极大拔高，上司在介绍他时亦表态“他是新来的领头”，主角二人的关系较之原作发生了对调。自2006年香港警察学院成立以来，年轻警察接受了较之前辈更加严格的考核与训练，任凯的视觉年龄远低于刘中选，一方面暗示二人迥然的工作态度与作风，另一方面身份地位相似而履历截然不同的主角二人随着情节展开发生多种冲突也更为合理。这样的改编除了增加影片的戏剧性与层次感，更强化了犯罪叙事中对抗性与多样性。

环境塑造中的港味攫取。以电影的“媒介空间”折射现实中的“社会空间”是充实作品港味，构建影片的“香港想象”的重要手段。区别于原作聚焦于内地警察的工作与心理变迁，《智齿》改编实现了文本环境的置换并将智齿之痛引申为香港社会的底层之痛，电影的主要情节均发生于香港九龙湾的城寨之中。所谓底层，即是在社会经济文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个体，借由这些个体的视角构成底层叙事。在影片的叙事框架中，横陈着底层生活的艰辛与个人尊严的沦丧，穿插犯罪活动的刻画以表现生活压力下道德的泯灭，女主角王桃的塑造更是补充大量情感元素丰富香港社会底层人性思考的维度。王桃出身于九龙城寨，自幼饱受香港社会底层负面文化影响，劣迹斑斑，游离于都市文明之外，成为现代社会的“游民”。在导演的底层叙事逻辑下设置的这些情节勾勒出了更为完整的底层形象，以更为深刻、饱满的叙事文本超越了精英阶级叙事，带来更震撼人心的艺术影响力。

香港电影的底层叙事往往不能脱离“城寨”这一特殊的文化环境。《智齿》原作通过夜市、平房、台球桌等文化意象的展示，示意情节在内地某处弄堂之中展开。内地文化的底层叙事依托于“市井文化”，简而言之，狭义上的市井文化即是相对稳定的街道区域内反映中底层市民生活状况的具有延续性与稳定性的文化，相对于快节奏的城市文化，具有质朴、安逸且富有烟火气的特征。“城寨文化”则不然，城寨在生活功能上与市井并无二致，但在文化上是脱离城市文化处于现代文明边缘的“浮城”，直观感受上又是摇摇欲坠的“危城”和“围城”，由于底层人民与外来人群的长期聚居，法治体系腐败与生存压力下滋生大量犯罪活动，成为逃犯温床，在电影作品中多被文化上的“外来者”妖魔化和异质化为帮会、难民与凶徒的藏身之地。文化上更不具备延续性，充斥着远离异质空间而产生的逃离情节。《智齿》的视听改编正是在城寨中进行的，由于城寨中巨大的人流量，影片所使用的画框不加遮幅仍显拥挤。区别于旧式港产电影，该片多使用俯拍镜头与航拍镜头，对逼仄肮脏的叙事环境进行全面的展示，而蜗居中被制服的贩毒者，在地下室办公的警员等画面景别几乎都小于等于中景，更显环境恶劣，举步维艰。尸体、残肢等几乎都是伴随着垃圾出现的，除了暗示凶手拾荒者的身份，更是展现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众生的压抑情绪与对抗情绪。郑保瑞通过视听手段呈现的城寨更具攻击性，直白展示城寨中的械斗、凶杀活动，顶层尖锐的城市森林在仰视的航拍镜头中浮现，同时多景别的展示枪支、棍棒、刀具等凶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语境中认为尖锐物象征着男性力量与攻击性而木制品象征女性子宫与保护力量，影片中杀手将王桃与其他受害者绑架于废弃木房之中，木房年久失修，感官上安全感极差，难以掩盖行踪，这才有了结尾处王桃躲避追杀的情节。城寨环境中补充的情节配合香港空间的塑造，同时也赋予了城寨关联底层的特殊含义，空间上的狭窄、曲折与破败除了完成犯罪电影的叙事功能，更揭示了底层之间的相互攻讦，打破了受众与电影人物间的阶级隔阂，极大丰富了《智齿》的空间话语。

港味的形式感

小说唤出一个世界，影片则是让我们直接面对它按照一定的连续性安排组织的一个世界。小说是被组织为世界的一篇叙述文本，影片是被组织为叙述的一个世界。[5]影片的时空变迁与因果关系折射着导演的创作态度，配合视听语言的叙事功能实现影片内地气质向香港气质的转变，字面含义的“过火”、“癫狂”远不足以概括香港电影的特征，更不足以释义“港味”，若仅通过元素的碎片化缝合与套用，影片的风格则游离与生硬。电影作品中的港味可以概括为凝练着香港地区风貌和文化所形成的的独特审美特征和风格，在改编过程需要中对空间造型、光影声音等进行别具一格的展示，展现特定的文化意象，才能对影片气质做出完整、真实的呈现。

特定文化意象的补充与造型。通过符号和信物实现情节推动和人物塑造绝非香港犯罪电影独创，常见于各类型电影之中，只有通过特定的创作手段与文化意象才能获取港味与类型化特征。《智齿》的改编使用了大量符号与人物的对照、隐喻实现前后情节中的互文，充斥着港味的形式感与香港电影的思考。早期香港电影为了为了满足大量涌入的底层群众娱乐化与观影快感的要求，展示性与暴力等低俗情节是惯用手段，同时养成了夸大肢体功能的拍摄习惯，如动作场面中赤手肉搏却能拳拳到肉，指掌如刀断人手足等，虽然视觉冲击只是港味的浅薄解读，但仍不失为港味的重要来源。影片中大量使用断肢这一意向、刘中选以嗅觉判断尸臭等，皆来源于此。

“移民”这一特殊文化意象也是港味叙事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经济腾飞的香港涌入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底层务工者与经商者，外来面孔这一意象早已变成了港味的一部分，香港现象级犯罪电影《古惑仔》系列中也出现过外国形象。《智齿》改编过程中多处补充“移民”元素，如提供关键线索的移民局等意象皆来源于香港地区人口的复杂性。同时，为了构建影片的港式底层叙事与犯罪叙事还修改补充了大量文化元素。首先是对毒品犯罪的呈现与批判，在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之前，毒品工业的合法化与远东国际贸易枢纽的特殊地位使香港地区成为毒品犯罪的重要基地，多年来香港犯罪电影中已涌现出大量佳作以打击毒品犯罪为题。原作中面对凶手的胆大妄为与残忍行径，刘中选等人初步判断凶手很可能有智力缺陷，电影改编中则判断“凶手不是瘾君子就是疯子”，将毒品犯罪与生活在九龙城寨的犯罪人群联系起来。电影中刘、任查案过程与毒贩“西京街的鬼佬”产生过对抗，鬼佬即是粤语中洋人的蔑称，该人物的造型与欧美电影中满脸横肉大腹便便的罪犯形象极为接近，颈部带着东南亚特有的佛牌，所接待的吸毒者留着俗称“黑人烫”的卷发造型，这样丰富的文化意象构成了香港社会底层多元文化中人口杂糅的众生相。电影中明确提到的犯罪活动还有伪造信用卡、走私、偷车等，这几种犯罪均与香港社会现实高度联系。发达的社会经济与快节奏的生活一度让香港成为世界上车流量最大的城市之一且豪车遍布，而繁荣的国际贸易也使得大量不法之徒从事车辆盗窃与走私犯罪，《蛤蟆英雄传》、《贼公子》、《最佳贼拍档》等港产犯罪电影便是以偷车犯罪为题。有趣的是，原作中王桃骑着一辆来路不明的山地自行车，被刘中选质疑为盗窃而来，折射的则是多年前内地中小学山地自行车的流行。影片中多处情节与报废车关联，除了因为体积与数量巨大的报废事物是给受众带来视觉震撼并辅助底层叙事的重要方式，还折射了香港经济优势不再，车辆已不再每个家庭的必需品，大量老旧车辆被抛弃而非合法报废。

为了构建完整的“城寨空间”，电影改编还补充了大量文化意象并精心造型。由于香港地区地少人稠的居住环境与潮湿多雨的气候，影片中雨布随处可见，底层打工人群多居住于狭窄逼仄的“劏房”中，王桃在逃脱刘中选追杀后奔逃至洗衣房拿走个人衣物准备亡命天涯的情节改编正是基于劏房居民共享洗衣的习惯。影片多处重要情节中可见以脚手架、竹竿维持的危楼，路边小店命名迥异，灯光艳俗，有“zone”、“玉如意”、“金宫殿”等，折射的正是城寨文化的杂糅性；空调这一常规家电每次出现于城寨场景中均是一体窗式规格，源于城寨居民生活空间狭小，极少安装内地常用的内外机分离式空调，窗式空调排布密集且体积更小，成龙作品《宝贝计划》中曾出现成龙脚踏窗式空调一级级跳下高楼的画面，可见此类空调在香港之流行。

香港电影创作技巧与习惯的运用。“为了构成相匹配的故事，必须发展风格手段，以便获得相称的等值地位。这些风格手段不但是某一时代风格的特征，而且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个风格。”[6]复杂的人口环境要求香港影人在创作过程中对影片的类型进行杂糅，同时价值观迎合观众心理，取悦拉帮结派的本地人群和外来人员。热血贲张的动作场面和极具视觉冲击的身体叙事仅满足了上世纪实现在短时间内传播并收割票房而产生的“俗”的特征；粤语以及在人物对话中杂糅外语亦非香港电影的专属，仅作为受众集体记忆中港味佳作的共同特征，脱离了粤语香港电影的确在对话上无法实现精准表达，但早在香港电影走向没落之前，影片进入海外市场时也会采用当地语言进行配音发行。早期的港味来源较为复杂，法国新浪潮运动影响下，极高的制作效率与极短的上映时间给创作者带来了双重重压，但也赋予了香港影人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机会，在此过程中通过张力十足的视听语言实现影片的戏剧性和情绪感染力。《智齿》结尾与凶手死斗过后王桃误杀刘中选的情节通过蒙太奇手段与声画结合洋溢着港式的冲击力。刘中选、任凯与凶手械斗过程中，充斥着男性攻击力的怒吼声与金属器械的碰撞声交织，雨声密集嘈杂。该情节在城寨天台进行，废弃家具遍布，光线透过破败的雨布、家具等物而变得斑驳，环境处处肘掣，进一步加强了城寨这一环境的特殊性。得益于香港电影人在逼仄环境中使用移动机位与俯拍的经验，节奏酣畅淋漓，结合低沉的钢琴背景音乐与咏叹调，更凸显人物在搏斗中的压抑、愤怒。当画面给到躲藏于衣柜中的王桃时，雨点的环境音减弱，人物的抽泣声、呼吸声加重，将其他人物的搏命活动与王桃个人存亡深深联系起来，增强情节的感染力与表现力，在任凯击杀凶手后，背景音乐暂停，仅剩雨声与人物的喘息声、抽泣声，夹杂着电车带动的气流声，一方面加强影片的节奏感，构建王桃误杀刘中选这一高潮情节前的片刻宁静，另一方面也是加强对香港城寨环境的塑造。在王桃误杀刘中选的情节中，开枪之后的画面模拟人物主观听觉感受，仅有枪声和枪响过后的耳鸣声，而后才渐渐浮现雨声，升格处理的画面中只有刘中选与王桃错愕的面部特写，在王桃意识到错杀刘中选后在尖叫中崩溃，该组画面没有出现任何人声与环境音，只有咏叹调的背景音乐，极度加强人物内心的凄惨与误杀这一活动的无奈与震撼。高潮情节的视听结合充斥着港片冲击力与感染力，同时导演风格与创意渗透，彰显着港味魅力。

当然，正如赵卫防指出的“港味美学也并非一成不变。”[7]《智齿》中血腥场面、追车场面和打斗场面交错，情节跌宕亦不乏对家庭温馨的呈现但是叙事节奏明显慢于早期香港电影。传统香港电影业经过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创作习惯固然是港味的重要来源，然而这些创作习惯亦脱胎于香港地区的人口特征与文化。上世纪港产同类型作品出于对观影快感的追求，人物难以获得完整的的情感弧线，大兴抄袭之风同时采纳时新元素，人物在情感上追求身份认同与群体接纳，这些特征均脱胎自复杂的人口环境所带的受众特征。当下全球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且趋于稳定，传统香港电影已不再具有猎奇性与新鲜感，观众不也再片面追求视听语言上的刺激，这就要求影片做完整、全面的叙事。早年香港电影多结束于单一场景中的全景、空景，而《智齿》在与歹徒大战后，影片最后两分钟场景足有五处之多，而这样复杂的场景并未改变影片的“港味”，依然耦合香港电影的审美特征与文化风貌。郑保瑞选择改编在内地大受欢迎的作家雷米的作品，亦是来源于香港电影人对时尚的敏感性。

“智齿”文本的主题多元化

跨媒介的二次创作往往能实现价值补充与多元的主题表达，通过赋予文本地域文化的厚重感，弥合文本与文化间的鸿沟是文本改编过程中的惯用手段，迥然的文化土壤必然造成主题偏移。《智齿》原作中曾三次提到智齿是“立事牙”，智齿多发作于三十岁之前，常用于比喻青年智慧的觉醒，因而得名。无疑原作中的智齿象征着成长主题下任凯个人的成长之痛与入世之痛，痛苦终于刘中选的死亡与任凯个人的重伤，在强烈打击下实现个人的涅槃，以更成熟与向上的态度面对接下来的工作。这样的主题建构深受中国主流文化影响，对过去焦虑终将化作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与讴歌，刘中选被追认烈士这一活动正是为了表彰逝者的功德并勉励后人。

电影改编则赋予了文本更为多元的主题，通过大量的底层叙事展现包括罪犯在内的底层群众生活状况，以王桃视角展示生存主题，正如她多次出现的台词“我不想死，我想好好活着。”城寨中底层群众即是城市的智齿，他们隐藏在牙床之下狭窄环境中，相互挤压、错位，在极端情况下最终演变为城市之痛，连环奸杀案以杀手的死亡告终，正是拔除了一颗城市的“智齿”。同时电影亦通过刘中选的个人塑造对生与死的轮回主题展开了探讨。当生命失去了意义与生趣，便成了刘中选的智齿，死亡则象征着解脱与个人愿望的达成。如果说死亡是所有犯罪叙事的起点，那么港产犯罪电影则以死亡作为终点形成逻辑闭环，一切情感仅存在于当下的闭环之中，而内地文化则是一条射线，起于死亡却由于犯罪活动与除恶安良活动产生的二元影响对后人带来辩证认知并铭记。

犯罪叙事中的另一重点则是对“性”的解读，一方面是生理愿望，另一方面则是以“生的本能”折射社会结构与个人思想。迄今为止香港文化依然新旧杂陈，本土和外来文化层层嵌套，无法实现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心理压抑和自我开解的多面性”[8]造成香港文化的撕裂感与人民的身份迷失，文化上的大认同与个人价值在社会环境中的小认同均无法得到满足，智齿之痛亦是大环境中的个人之痛，对历史的失落转变为对当下自身存在的焦虑。这样的焦虑同样折射在改编后电影主要人物身上：杀手以病态的心理疯狂迷恋过去并仇视当下，文化根基与自我认同的缺失使他匮乏基本的辨识能力与自身定位，成为游离于现代秩序之外的“破坏者”；刘中选则是沉湎于过去获得自我定位与认同，但旧秩序的崩塌与对新秩序的不适让他迷失与崩溃，在特殊情况下由此而生发出的愤怒使他极具攻击性，甚至同样漠视秩序做出错误举动，但在过后基本正确的价值观会让他对自己的过失产生愧疚并竭力弥补；王桃与任凯二人象征的则是新生力量，王桃生活环境恶劣，对社会和秩序缺乏认知，更说不上自我认同，无意间害人害己，即便如此在成长过程中依然能够试图将功补过并保持道德底线；任凯象征着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对自身提出较高要求的青年群体，他们锋芒毕露，踌躇满志，却由于理想主义和对现实认知的偏颇酿下大祸，但在刘中选为代表的前辈引导下规避了误入歧途的可能性，最终坚定个人理想接手社会任务。原作中男女主角刘中选、王桃的矛盾终于刘中选的原谅，而在电影改编中，两人多年未见，矛盾始于王桃的道歉，结束于刘中选的道歉，这多次的道歉活动让人物形象显得更为卑微，折射了香港本土文化圈层在对寻求自我认知过程中造成的破坏的深深歉意。重构文化秩序，建立人文情怀，仅凭香港本土文化是不够的，只有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进行文化的溯源与延续，才能获得真正的身份认同。

结语

纵观香港电影的发展，近年来关于“港味”的讨论与研究实际上折射了人们对香港电影辉煌不再的怀念与失落。基于香港本土市场的有限性与地缘文化的外向性，香港影人以“北上”等方式寻求港片困局破解之道。早期的香港犯罪电影极少改编文学作品，《智齿》的电影改编即是一次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的良性互动，小说《智齿》讲述了内地警校毕业生在进入司法体制后的痛苦蜕变，借个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表达了个人价值的思考，这样单一的主题与价值观念相悖于当下犯罪电影创作中多元化和通俗化的制作要求，导演将情节删繁就简并结合香港本土环境保持原作的对抗性与人物心理层面上的挣扎，保留了犯罪心理小说中的瑰奇诡谲的情结特征并进行多维度的思考，赋予其多元化的主题，改“外来者”为“移民”、改精英叙事为底层叙事，改个人价值探索为群体生存思考，巧妙融合作者元素使之成为符合香港本土现实与审美习惯的“港味”作品。改编过程中求同存异，借助原作的号召力来提高知名度与票房保障同时反作用于丰富文学作品的层次性与多样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香港电影市场通过与内地电影市场的良性互动必将出现大量保留香港电影创作技法与商业优势，更加主流化，更具历史文化，更符合东方审美习惯的全新“港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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