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社会翻译研究现状的文献计量分析

1.引言

社会和翻译的关系一致广受关注。社会翻译学研究翻译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提出了诸多视如拱璧的理论框架，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加深了人们对社会和翻译之间关系的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1972年翻译学家霍姆斯（James S. Holmes）《翻译研究名与实》的出版标志着社会翻译学的开端。社会翻译学研究引入我国是在21世纪初期，中山大学的李满江教授（2007）最先在《中国翻译》上介绍相关概念和理论模式。21世纪以来，社会翻译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与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广泛交叉融合，并不断革新研究方法，在文化转化和跨文化交流、数字化和社会权利、政治和社会权力、身份认同和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迅速。

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速，跨文化交流变得更为频繁和紧密，社会翻译学在促进文化转化和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主角。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频繁地跨越国界和文化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至关重要，社会翻译学进一步促进了有效的跨文化互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加速，多元文化共存的问题也促使社会翻译学研究的疆域不断扩展，人们对社会与翻译关系的认知不断加深。鉴于此，本文着眼于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梳理了近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勾勒了近十年来的研究图景。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其研究发展和前言研究，评述其对翻译学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2.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基于文献计量法，借助Citespace6.2.R4（64-bit）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13-2023年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文献的发文量、学者合作、机构合作、关键词共现网络等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利用Excel软件制作图表，本文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近十年国内社会翻译学有何进展？

（2）近十年国内社会翻译学有何热点？

（3）近十年国内社会翻译学的主要学者和研究机构为谁？

文献数据来源于中文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为最大限度保障文献的全面性，以“翻译社会”、“社会翻译”、“CSSCI”为检索条件，于2023年8月8日共检索到2013-2023年发表的611篇相关文献，剔除咨询类等无效文献后，最终得出609篇。

3.计量结果与可视化分析

3.1 研究人员

使用Citespace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图 1如下。图中节点越大证明学者的发文量越大，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学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连线的颜色则表示作者们第一次合作的时间。图谱底端彩虹渐变轴中的十种颜色代表了2013-2023年。最左侧的灰色代表2013年，依次渐变过渡，最右端的红色代表2023年。通过普赖斯定律计算公式（M=0.749*），可计算得出发文量达到3篇即认定为社会翻译学研究核心作者。图1识别出的团队共同组成了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的主力军，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的高产者有蓝红军（14）、傅敬民（8）、许钧（7）、周领顺（6）、吕世生（6）、方梦之（5）、冯全功（5）、任东升（5）、仲伟合（4）、刘晓峰（4）、廖七一（3）、汪宝荣（3）、刘云虹（3）、胡显耀（3） 以及彭勇穗（3）。

3.2 研究机构

通过CiteSpace对社会翻译学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其中发文最多的机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3篇）。通过普赖斯定律计算公式，可计算得出核心机构需要发表的最低篇数为3.6篇。根据取整原则，机构发文量达到4篇即认定为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核心机构。排在第一位的机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发文量为23篇，是国内最早获批的翻译本科教育试点高校。其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发文量为11篇，设有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并创办了Interpreting and Society国际期刊。排名第三的是上海大学，发文量为10篇，不仅创办了《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等刊物，而且还承办了《上海翻译》期刊。

3.3 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字体越大证明其出现的频率越高。图谱以“社会翻译”为研究主题，关键词之间纵横交错，基于数似然率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见图2）得到六个方面的聚类。图2中的聚类模块值（Q值）为0.844大于0.3，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为0.983大于0.5，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具有说服力。

图2显示，#0翻译聚类下提出的特征词有翻译、严复、社会主义、范式和《马藏》等。孔令翠和曹进基于跨文化理念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中的术语起源和演变进行了总结归纳，指出术语概念外延极大地推动了《宣言》的中国画[1]。吕世生从社会历史语境出发，对严复的翻译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社会历史解读，阐明了这三个原则之间的关系。严复的三字经翻译原则体现了他对翻译的理想，即接近翻译的最终目标，即忠实于源文。这一原则包括三个字，分别是“信”、“达”和“雅”[2]。雷炳浩和马会娟则从社会主义关系出发，基于一手材料探讨胡适对早期社会主义文献翻译的赞助，揭示了他在中国社会主义传播方面的贡献[3]。徐敏慧强调翻译社会学是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拓展和深化翻译研究领域，从而解释翻译现象并回答以往研究范式无法涵盖的问题。通过翻译社会学，能够在翻译现象中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开创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4]。

#1翻译研究聚类下提出的特征词有翻译研究、演绎伦理、伦理、翻译活动、中国等。邢杰等回顾了翻译社会学发展二十年来的国内外文献，提出追本溯源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翻译现象的本质，透彻把握理论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运用社会学理论解释翻译现象，正确运用研究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挖掘翻译现象的内在规律。因此，翻译社会学的未来研究应该注重理论探索和方法创新，不断深化对翻译现象的认识，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加科学、系统、深入的分析和解释[5]。《数字化时代的翻译》这本书探索数字化时代的翻译现象及数字技术对翻译的影响，并阐释数字革命的本质。王少爽指出该书旨在探讨数字化时代对翻译行业的影响，剖析数字技术对社会、文化及政治的影响，以及数字化时代翻译活动的变化和译者面临的挑战[6]。

#2翻译学聚类下提出的特征词有翻译学、译介、社会学、传播和翻译家等。蓝红军总结了30年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四条建议：重视学科功能、扩展理论资源、革新本体观念和强化学派意识[7]。任东升和高玉霞从社会学理论出发，探讨了翻译生产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化趋势，他们提出翻译制度化是翻译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这种趋势既有利于翻译的集约化生产和保证译本的权威性，又可能限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导致译本僵化。因此，翻译行业需要在保证译本权威性的同时，注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鼓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创造性，提高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此外，翻译行业还需要加强对译者的培训和管理，提高译者的专业素养和翻译水平，以适应翻译制度化的趋势[8]。

#3价值聚类下提出的特征词有价值、翻译实践、翻译教育、翻译批评、中译外等。 覃江华通过对翻译理论的重估和反思，提出其主要价值在于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9]。黄友义认为，翻译教育应受到该有重视，未来，翻译实践要根据社会需求作出积极响应[10]。岳中生提出应对同语种的多译本现象予以关注，可通过翻译立法、颁布行业规范和借鉴他国优秀实践经验从而规范复译活动[11]。

#4创新能力聚类下提出的特征词有翻译策略、启示等。蒋开召和刘略昌提出了创译法和“以意译词”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旨在使英译术语在法律效果上和中文术语等同。同时，他们也强调了法律翻译的严谨性和重要性，译者应在翻译实践中进行反复探索，力求使译文准确地表达源语言词语的多层次意义[12]。

#5译者聚类下提出的特征词有翻译、五四时期、译者等。辛广勤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翻译研究领域发生了重大演变，出现了各种“转向”或重点转移，如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最近，翻译研究出现了“伦理转向”，强调翻译中伦理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翻译和译者对文本、语言和文化等被动实体以及个人、集体和国家等主动方可能造成的损害和互利[13]。

4.结语

本文回顾了近十年（2013-2023）来国内社会翻译学的整体发展特点，包括发文趋势、核心研究人员、核心研究机构和关键词聚类分析等情况。研究发现：近十年来社会翻译学研究已形成了翻译、翻译研究、翻译学、价值、创新能力和译者五大热点研究主题。

统而言之，国内社会翻译学仍存在一下不足，如研究方法千篇一律、部分概念模糊、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因此，国内社会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式亟待延伸。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翻译学在未来有许多令人期待的发展方向和展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技术创新的加速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增加，社会翻译学可继续在数字化与技术创新、跨文化合作与交流、文化认同与身份等多个领域展开研究，总之，社会翻译学在未来将继续深入研究翻译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为能更好地理解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提供更多洞察和见解。

本文来源：《文化产业》https://www.zzqklm.com/w/wy/326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