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法象天地考释

引言：《易传》中描写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則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兴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正所谓法象天地，观象制器是古人设计观念的本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寺文化中的古观象台就初露端倪：夏至节气，星繁伴鸣蝉，这天是古人观测到最早的节气，4000多年前陶寺人制订了这套太阳历法，所观测到的20个时节与《尚书·尧典》中记录历象日月星斗，敬授民时相符。它既见证了我们华夏祖先敬畏自然，探索自然与顺应自然的法相，同时也是秦汉时期24节气的主要源头。造物便是在取法自然的基础上又超越自然，赋予器物以象征意义。诸如：月令之天子所居；卦气系统的构图方式；斗建，式盘，算经之求圆于方之法等乐律学，占卜，历法等等无不体现了关联式的宇宙论结构要素，在设计上体现了法天象地，主张人事效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设计原则。笔者认为古代天文历法学中的分星，分野早在二里头的龙形器的设计构图上就有所体现。

     正文：一.龙形器的设计特征

     绿松石以其质地细腻柔和，色彩娇艳柔媚不知陪伴了多少国之重器，人类对于绿松石开采利用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人已经将其加工成为饰品佩戴，而后绿松石已被大量利用在礼器上，以示祭祀时对上天的敬畏。先秦时的《尚书禹贡》记录：“厥贡惟球，琳、琅玕；《尔雅》记载：西北之美者，有昆仑墟之谬琳琅玕。”其中琅描表述的便可能是绿松石的形态，因清朝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引《禹贡正义》曰：“琅，石而似珠者，表明琅是一种玉石，外形似珠。”元代，绿松石又被称为甸子，它是古波斯绿松石矿的所在地，现今绿松石的产地便是古代荆州襄阳，当今位于湖北省郧西一带，由此可见元代已有松石的中外贸易交流。但其在新时期时代乃至夏商周时期，绿松石的称谓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从而史料呈现其形制与工艺的记载尚不明确，因此只能从出土的实物来推演其流变的历史。

      曾早在2004年，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就已完成了出土清理，其是由2300多片绿松石切片粘连镶嵌而成，总结其造型特征及工艺发现：1.形状各异的嵌片已经可以镶嵌排列出具有特定纹饰的构图来表现其寓意。2.嵌片表面面积大于背面可使其多向内倾斜用于涂抹更多粘连剂。3.龙首部分呈现平面与立体的坡状堆叠 。可见，远古先民在当时已经设计出形式追随功能，形意神兼备，三维视角的艺术作品了。

     二.龙形器文化内涵的再释

     1.与其他文化的比较研究

      随着考古研究学者的深入探索，发现了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承继关系，因河南新密新砦遗迹出土的龙形饰与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的头部图案形制十分类似，陶器盖上均以阴线雕刻着呈圆角方形，蒜头鼻，梭形目的兽面纹样。专家们分析认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华夏大地上关于龙的形象就千姿百态，但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龙的形象在先人使用的形象之上又增加了更多的设想与虚构的成分，并且呈现出显著的拟合与标准的势态。并且专家许宏认为：二里头出土的龙形象应该是众多华夏族群对龙形象从多元化到一体规范的历史态势的一个表征。此外，专家李新伟研究发现龙形器上组成鼻梁的两块白玉是蝉的形象，和肖家屋脊的蝉非常相似。1988年在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有一种比较多量的玉蝉。在8000多年前北方的兴隆洼文化就用最珍贵的材质玉石表现对蝉的信仰，蝉的形象是古人认为代表灵魂升天生命循环的信仰。相传，古代神话中的女娲传说使用炼五色石补天，其中最后一块石头便是绿松石，在距今7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绿松石饰物，在之后的河南仰韶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东北红山文化，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出土了绿松石装饰物，史前时期已得到广泛应用。在商代，于安阳妇好墓出土的象牙雕夔盔杯，越王勾践剑均镶有绿松石薄片，贵族阶层在带钩这类日常用品中也有所镶嵌，以彰显身份。

2.应用场景与功能的探索

有学者以为这是一个龙牌，其呈现的是俯视角度的龙造型图，并且龙牌应该是粘连镶嵌于红漆木板上，作为祭奠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有日本学者称其为龙杖或龙形杖，以为其是一种特殊的权杖，还有学者则以为这是当时早期的旌旗，装饰着升龙的形象，《诗经》中记叙周王在宗庙祭奠，就有龙颀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刻画。其中龙颀与和铃同绿松石龙与铜铃共存的情形几乎吻合。学者们相对统一的认知是祭奠时应用的一件器物，他的主人是一位主持祭奠活动的巫师。史料记载，大禹因治水有功，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其死后，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夏朝由此开始。一些学者研究以为，此法器应该与祭祀大禹治水有密切关系，其是禹的化身，禹乃一条虫，出自甲骨文。《说文解字》中说禹虫也。笔者进而推导因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伏羲女娲就是人首蛇身形象，蛇从虫，民间有将其称为长虫之说，虫在甲骨文中形似一条蛇，古籍中多写作虺，即是一种毒蛇，再者女娲补天的最后一块石头便是绿松石，我们来进行实物图像分析，其造型没有龙爪，更像是蛇。

民间科学家结合了一张星象图进行证实，利用虚拟天文馆软件观察到公元前1740年6月21日黄昏时的苍龙星象，将苍龙星宿各星体用线条连接，便会呈现一副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形高度相似性的简笔轮廓线，从龙头到龙尾一共六宿，依次为角，亢，氐，房，心，尾。在龙尾后有一个与龙身无关的箕宿，其和尾宿附近的明亮带是银河。（观点引用洛阳网洛阳新闻《夏人与龙》）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如下：1）龙身及其整体方向与出土文物一致 2）出土的绿松石条形饰代表箕宿 3）角宿代表眼睛 4）出土的铜铃代表心宿二。其中心宿二的亮度最高，最早被古人认识，用来判断时令，由此推断墓主人想要表达苍龙星象为判断时令的标志，也正是夏至。发掘报告记载，绿松石龙形器置于墓主人的由肩部至髋骨处的骨架之上，西北方向为龙头，东南向为龙尾，很可能是呈拥揽状被斜置于墓主人的右侧臂，民科推断墓主人入葬后也要将夏至日的苍龙星象图拥入怀中，表明拥夏而居。并且认为金文中的符号（夏夔夒共同的部分）旋转90度后与苍龙星象相似度高。其中尾部的平行符号代表星象图中银河和箕宿呈现的平衡关系。

最新民科研究者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其墓主人可能是女祭司，祭祀哈索尔女神。依据便是龙头的眼睛与鼻子，还有身上的鳞片纹理，降其与埃及文化想联系后，仿佛铜铃，红色漆木板也可解释通了。（观点引用”JinLinE金陵大辉的新埃及学研究“   观点）    

4.关于笔者的辩证考释

           1）专家对于龙形器是法器的判断表保留意见，铜铃在当时的作用有待考察，而且不能解释同时出土的龙尾部的长条状饰带摆放的具体原因。

           2）绿松石片本应粘连在某种有机物上，但已腐蚀，仅发现局部沾有红色漆痕。对于绿松石镶嵌的工艺在这里有必要进行考证研究，在新时期时代出土的绿松石均被发现黏附与黑色胶状物上，可揣测为生漆或其他有机树脂类粘合剂，有的胶状物下附有碳化物。考虑其不具有镶嵌于皮革与石壁上的特性，有学者认为此物应镶嵌于木胎漆器之上。据此查阅大漆制作工艺，是可以实现在其表面进行立体嵌片的，此外，同期也有出土的铜嵌松石的兽面牌，这种嵌片技术源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中原地域的陶寺文明。但是，墓主身上佩戴大型木胎漆器的先例尚无考证。

           3）关于苍龙星宿的连接线，其中一半以上的线条只需直接串联，剩余小部分主要在尾部进行了曲线链接的艺术加工，所以此处略有牵强。此外关于心宿二代表铜铃的观点，并没有直接证据来论证。古代人确实有观天象测时令的记载，但与铜铃的关系不能以结果为导向的附会。然而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文物，图案为类似虎形的兽形器，北方游牧民族以猛虎来寄语自己的族星——昴星。由此可推断或许二里头文化也是这个习俗的执行者。

     4）关于法象天地考释

  首先，法象天地属于古代哲学术语， 在佛教中，法象天地指的是大自然中所有的现象的总称，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天空、地球等等。 拆解来看这些现象被称为“相”，而它们背后的本质被称为“法”。《易·系辞上》中记录：“是故法象莫大乎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清代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大易》:天下之变不可测 而 不能超乎大经，大经之法象有常，而其本诸心之不贰者，变化该焉。”

其次，意为仿效。《墨子·辞过》:“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汉书·礼乐志》: “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 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 宋代范仲淹 《奏上 时务书》:“我国家累圣求理，而致太平， 大约纪纲 ，法象唐室。”

第三，指合乎礼仪规范的仪表、举止。 汉代徐干《中论·法象》:“天法象立，所以为君子。 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仪......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 仁义存;仁义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为法象。”

第四，指帝王、圣贤之像。 清代顾炎武《恭谒高皇帝御容于灵谷寺》:“ 人间垂法象，天宇 出真龙。” 清代叶廷琯 《吹网录·三河县辽碑》:“因集宣圣庙 ，见轩墀促窄，扆座不正，法 象之服，少依古制。” 最后，指神妖作法时变成的形象。《西游记》第六回:“却说真君与大圣变做法天象地的规模， 正斗时，大圣忽见本营中妖猴惊散，自觉心慌，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走。”在《西游记》 中，法天象地是一种神通称号，发挥此神通会让施法者化身成天地，效仿天地的规模，效仿天与地，跟天一样高大，地一样广阔，是能与天地同高的技艺，属于大神通。在孙峰华《基于易学与堪舆学的人地关系和谐论思辨》中，写到：“堪舆学胎生于易学，周易对人地关系的解释可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种哲学方法论，所谓的五行论就是地理环境，八卦系统论广及苍宇，微达人体。”他指出：“现代堪舆学是以地理学为基础，把科学的易学理论与现代建筑学，人类生态学，环境景观学，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紧密相连的一门聚落，民居等选址，设计与规划布局，以及居住生活伦理道德建设的学科。”（引用知网孙峰华《基于易学与堪舆学的人地关系和谐论思辨》）。笔者认为：绿松石龙形器的墓葬也同样应该含有堪舆学这一重要领域，其理论和思维强调的重心内容涉及系统论，是于人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统一和谐共生于一体的。

根据濮阳出土的蚌塑龙虎墓中的图形，大约在6000年前已经有了苍龙，白虎和北斗等星座的认识。而在甲骨卜辞中，经常出现大火星，龙星，北斗星和鸟星，尾星等星名。由此可见，在新时代晚期至商朝之间，古人墓葬的器物也许以风水也就是易经的五行八卦为参照物，易学才是当时古人的信仰。

    三.考释龙形器的历史价值

       早在原始社会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古代堪舆学就已经萌芽，通过观测天象，勘察地理，综合自然现象合乎阴阳五行，古人把天，地，人，合为一体，主张人事效法自然，人与自然共生，重视有机的，生态的，自然的设计经历，倡导天时地气，物尽其用设计准则，法象天地的哲学观是中国特色的设计文化体系，古人将其在古代器物的设计构建上赋予造物，体现对宇宙天地的根本性法则的探索，正所谓道法自然也有在当代设计中充分体现。当下设计的可持续性，绿色环保理念都可以从古人的设计思维中汲取智慧。此外，任何时期文明的溯源都是为了服务于当下以及未来，笔者认为不能将人类认知内暂时无法逻辑自洽的事物都归类于宗教甚至迷信等语义，从古至今人类关于宇宙的探究从未中止，足够了解我们自己，才能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如同了解人性是为了更好的控制使用人性。如同设计学的思维，我们设计的不止是物，而是服务于人的事情。龙形器的设计用途很可能涉及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神话传说的渊源，无论此形器是法天象地的古代天文学亦或是堪舆学，古人当时的设计思维很好地诠释了设计的目的受其社会使用语境支配以及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宇宙观，物质与意识产生何种联系，促使当代人们去探究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受到何种教育和生长环境，最终便可发现古人的精进工艺体现了当时他们对周围物质研发的匠人精神等等。正所谓：知古不知今，谓之落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鉴今，以史资政。二里头龙形器的研究价值不仅是华夏祖先文化的重要代表，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宗教，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例如此器物体现出的神秘，庄重，威严等特征，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权力和秩序的追求与维护。此外，其所采用的工艺技术，如铸造，雕刻，镶嵌，形制构造等均代表了中国上古时期工艺技术的较高水平，这些工艺技术在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总之，笔者希望通过再次比较各学说来研究其器物文化历史价值，来为今后的考古发掘及文化传承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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