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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符号和民族形象研究 ——以塔吉克族为例

作者:徐佳悦来源:《文化产业》日期:2024-03-11人气:76

1 研究背景

1.1 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研究

《社会心理学词典》(1988年)将文化符号定义为能超越事物本身的形式而代表某种意义与价值的事物的物质实体。在符号学角度,文化表现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创造并共同认可、使用的代表性符号。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或象征性,在其意指系统上凸显出悬浮其中的文化内涵与精神。[1]

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凝练标记,指的是各民族经过分合凝聚和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具有中国意蕴、代表中国特色、彰显中国形象的象征符号。[2]由于中华文化的大家庭包含着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各民族文化符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民族文化既有民族特性,又有中华文化的共性,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所形成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符号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标识。[3]因此,尽管中华各民族具有不同的特色文化符号,但其内涵必然具有同一性,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各民族的文化符号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内部传播时,展示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统一性中的多元特色,在对外传播时,则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已有研究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作用在于让人民加强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树立起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对内能够增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对外则是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

1.2 民族形象研究

与中华文化符号一样,中华民族形象也来源于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建构。中华民族形象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呈现的整体形象,是经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相对稳定且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文化符号系统。[4]理解中华民族形象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等内在品格,二是中华民族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式与特征等外在表征。[5]内在品格是外在表征的根基,外在表征是内在品格的表象。

民族形象建构与民族关系处理二者紧密相关,少数民族形象的呈现与传播建构具有分散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对少数民族形象的认知具有自发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特点。[6]因此在构建少数民族形象的时候要注意个体、族间关系以及民族国家的认同。

各类渠道的传播,例如公共外交、大众传媒、各级各类组织机构、人际传播等,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十分重要。尤其是大众传媒,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引导力。人际传播显示出强大的新力量,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增强其影响能力。

1.3 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塑造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是多元一体的历史存在,既是客观现实的存在物,又是精神文化的存在物。[4]两者共同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凝练的内核象征、民族形象是民族精神外化的直观展示。[7]中华民族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正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诠释,通过中华民族精神统一起来,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共生共融,也能够对外树立起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符号与形象是由各个民族共同塑造的,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精神风貌与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有着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4]因此在塑造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时,要寻找各民族的共鸣,注重选择民族间共享的符号与形象。

已有研究从四个方面设定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塑造标准:体现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共同记忆;由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共同认可;承载着各民族的共同情感、共同精神、共同价值理念;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精神风貌,彰显中华文明范式的独特性。[7]

1.4 少数民族文化符号与形象研究价值

当前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视角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形象,对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研究不够深入。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在研究中不应当只强调共性,而应当也突出少数民族特色,有了各民族的个性文化与形象,才能在其中更多元地挖掘代表中国形象的新元素,丰富对外传播素材。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本身的文化与特性复杂多样,缺乏整理与研究。尤其是人口少、地域偏、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缺少足够的研究关注,其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待进一步提升。

当前的传播环境发生了新变化,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社交媒体当道,在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塑造民族形象的研究中,将更加重视新环境下抓住机遇进行创新,重视在新的环境下带来的冲击,例如民族经济发展差距带来网络话语权的差异。


2 塔吉克族文化符号个案研究

2.1 塔吉克族地方文化简介

“塔吉克”的意思是“王冠”,塔吉克族是一个古老的跨境民族,分布在西亚、中亚、南亚,除我国外,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也生活着塔吉克族。中国的塔吉克族居住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新疆帕米尔高原上,因此也被称作“云彩中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塔什库尔干县内(俗称“塔县”)。

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塔吉克族独特的文化。塔县地处中国边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使得塔吉克族呈现出明显的中西交融特点。塔吉克族是我国境内少有的白种人,保持着欧罗巴人种的特点,肤白、碧眼、金发、隆鼻,其礼仪上也具有西方特色,见面行“吻手礼”。尽管外表上与汉族差异较大,塔吉克族一直对汉文化有着归属感,其民间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汉族人物,早在唐代以前就有记录其自称为“汉日天种”,认为他们是汉土公主和太阳神的后代。[8]

塔吉克族的信仰也是多元共融的,过去崇奉阿胡拉(太阳神),也崇拜过慕士塔格峰,崇拜鹰、马,崇拜盐、奶,前后信仰过祆教、佛教等,最后皈依于伊斯兰教的伊斯玛仪教派,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每种宗教都给塔吉克族留下了印记。[9]

苦寒的高原,不便的交通,使得塔吉克族相对封闭,保留着一些传统的习俗。同时塔吉克族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其民族独特的服饰、刺绣工艺与婚葬习俗也体现着古老的中亚、西亚文化融合特色。塔吉克族长期以来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民风淳朴,认为善待他人是真主的旨意。

由于需要长期与恶劣的环境作斗争,使得塔吉克族尚武,他们在节庆日里通常会骑马或骑牦牛叼羊、赛马、打马球、骑马射击、以石击靶、摔跤、折骨和赛跑等。这些传统的民族体育竞技,表达的是与自然的斗争,也是塔吉克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塔县自古以来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这里边境线长,对外通道多,历来被视作军事要地。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族也有着爱国主义的传统,自古以来就是祖国边疆的守卫者。清代,塔吉克族抵抗中亚浩罕汗国入侵南疆;在俄国占领中亚浩罕汗国,试图与英国瓜分帕米尔时,又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开展了激烈战斗;共产党到来后,塔吉克族人民又加入边防大队,巡视边境,修建哨所。解放以来,塔吉克族自发维护边疆安宁,许多人自发加入边防,成为了国家不拿枪的军队,多次阻止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极端分子的渗透与袭击。[10]

2.2 塔吉克族民族文化符号

许多民族都有过对动物的崇拜。鹰是塔吉克族的图腾,塔吉克族人被称为“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鹰文化是塔吉克族极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在塔吉克族生活的帕米尔高原上,气候恶劣,冰川阻塞,而展翅翱翔的雄鹰自由自在,勇猛高飞,盘旋在这片天空中,守护着帕米尔高原,是塔吉克族心中英雄、强者的代表。

塔吉克族认为鹰勇敢、善良、忠诚,是吉祥、神圣的鸟,是百鸟的统帅,危难时刻总是会出现在塔吉克人的身边,与其同生死共存亡。因此塔吉克族也会将那些品性优良、勇敢正直、助人为乐的人赞美为鹰。例如在塔吉克重要的“叼羊”竞技中,优秀的叼羊手会被赞美为“草原上的雄鹰”。[11]在塔吉克族的许多传承中,都可见鹰这一文化符号。鹰象征着塔吉克族勇敢无畏、仁慈善良、正直忠贞、友好互助的品性追求,体现了塔吉克族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是塔吉克文化和历史的标志和象征。

2.2.1 鹰笛

鹰笛是塔吉克族独有的民族乐器,用鹰的翅骨制作而成,音色细而亮,清越、高亢,独具特色。在许多重要场合上,例如婚礼、叼羊比赛等,塔吉克族人都会吹奏鹰笛。鹰笛有多个成熟的吹奏曲目,表达了不同的情感,极富特色。

鹰笛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由于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能继续捕杀,鹰笛失去了材料来源,制作和吹奏的人都不断减少,其传承延续遭遇了困境。

2.2.2 鹰舞

塔吉克族的传统舞蹈则是鹰舞,伴着鹰笛声,模仿鹰飞翔的动作,学者普遍认为舞蹈源于人们的敬神活动,因此塔吉克鹰舞“不但记录着西域竞技性乐舞的历史传承、还传递着图腾崇拜的诸多古老讯息”[12],既是审美的传达,也是精神意象的代表,是塔吉克族人表达感情、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

在鹰舞表演过程中,除了“好看”,还重视“礼貌”,人们对舞时注重舞蹈的平稳持续,还注重双方的配合、协调,人们之间紧而不靠,礼让有序,传达出朴素的伦理观念:崇敬老人、长幼有礼、男女有节。[13]

2.2.3 鹰与民间文学

在塔吉克族民间的诗歌、传说、谚语等文学作品中,都包含着鹰的意象,表现的往往是塔吉克族人民英勇、奉献、正义、忠诚的精神面貌。塔吉克族崇拜鹰的形象,常常以鹰喻人,将它表述为坚韧不拔、勇敢无畏的象征。例如在叙事诗《太洪》中,将主人公——塔吉克民族英雄库尔察克比作雄鹰,讲述了库尔察克率众抗击外国侵略者,捍卫祖国领土的英雄事迹,展现了塔吉克族忠诚勇敢的抗争精神与气概。[14]

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鹰大多表现了自由解放的精神、正义勇敢的人格等,同时也极强地表达了塔吉克族的爱国主义、团结友爱。塔吉克传说中鹰的活动、精神、勇敢和理想,实际上是劳动人民的思想和追求。[15]通过这些文学作品能够引起塔吉克族人的情感共鸣,激发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2.2.4 现代的“鹰的民族”

当前在对塔吉克族的报道中,大量内容都提到了塔吉克族的守边传承,这支“鹰的民族”守护着中国的大门,自古以来就是忠诚、勇敢、善良的代名词,而为国守土,爱国爱民则是这些美好品质的延伸。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是较早的讲述塔吉克族爱国情怀的作品,通过电影与其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塔吉克族的爱国传统走到了大众的视野中。2021年,塔吉克族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被追授为“时代楷模”称号,这位“帕米尔雄鹰”的先进事迹被全国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后,更多人认识到了塔吉克族。

塔吉克族的鹰文化符号是塔吉克族民族形象塑造的重要部分,对内有助于塔吉克族传承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归属感,对外有助于代表塔吉克族形象进行传播,寻求中华各民族的交流共融,熔铸成中华民族集体文化符号,塑造中华民族形象,以加强民族团结。在国际传播中,也能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助力。


3 塔吉克族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的传播效果研究

3.1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采取文献调查法、访谈法,结合在网络平台的资料搜集,对塔吉克族文化传播、文化符号建构与民族形象塑造的现状与效果进行了调查。访谈对象主要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群体,共计11人(10女1男),其中有1名畲族,10名汉族。

3.2 研究结果

3.2.1 塔吉克族民族符号传播现状

在11名访谈对象中,4人不知道塔吉克族,6人仅知道是五十六个民族之一,并不知道塔吉克族具体的内容。剩余1人知道塔吉克族的“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说明塔吉克族的民族文化传播现状较差。

从了解途径来看,受访者反馈主要是在早期学习阶段通过课本、电视认知塔吉克族。选取人群年龄段正经历了传统媒体发展到网络媒体的时代,11位受访者均表示,网络媒体使用中,较少或几乎没有接触到塔吉克族相关内容传播,说明当前塔吉克族传播尚未充分转变适应新的媒体的模式。

对塔吉克族鹰文化符号认知,受访者主要用勇敢、勇猛、自由这样的词汇描述,基本是褒义词,也与塔吉克族对鹰的理解相仿,说明鹰文化符号意向传播基础较好,易于为受众所理解。

3.2.2 如何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塑造中华民族形象

受访者中有7位认为挖掘民族符号时保留民族个性更重要,其中畲族受访者指出,个性的强调能够保留民族文化,而减少被同化的可能。2位认为引起大众共鸣更重要,2位认为应当兼容,但所有受访者在具体叙述时,都偏向于认可从个性中寻找共性,使得少数民族文化能既融合又独立。

在构建文化符号中,半数受访者都提到了线下途径的重要性,要充分利用民族聚居地的旅游资源,具体的传播情境能够在文化符号保留原意的同时,通过感官体验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受访者普遍提到了丁真以及其他明星的传播案例,少数民族群众个体是重要的传播主体,因此可以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代表性的个体来帮助民族形象塑造。

在传播民族文化符号与形象时,受访者们都强调了网络途径的重要性。途径上要挖掘各社交媒体的潜力,多渠道联通。内容上要重视和泛娱乐内容的结合,例如综艺节目、vlog视频等,让内容更具亲和力,接近感。

其中有两位受访者是小学教师,均强调了对下一代的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就像受访者普遍通过课本了解塔吉克族,如果能在青少年教育中做好少数民族文化传递,会有更长远、有利的效果。

3.3 塔吉克族民族文化符号传播与形象构建的困境

3.3.1 文化传承式微,缺乏专业支持

一方面是塔吉克族民族文化传承受到影响,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冲击,导致一些民族文化符号传播的衰落。例如鹰笛的制作与吹奏者都在减少,传统鹰笛由于材料原因不再能继续制作,更有可能失传。同时都市文化传入,娱乐方式改变,也会使得传统的文化活动改变,鹰文化符号更多寄托于塔吉克族的生活、仪式中,当这些行为消失后,也会对文化符号的传承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是在当前传播环境中,塔吉克族文化传播的声量不足,缺乏专业的传播力量支援。塔县的物质条件相对落后,交通、信息传播均受限制,本地的发展还主要重在解决经济问题,对文化的传播不够重视,缺少扶持,需要一些帮助与引导,将文化传承、传播与民族发展、繁荣结合起来。

3.3.2 内容民族性强,整体认知度低

塔吉克族的鹰文化虽然很好地展示了本民族的特色,但这种特色也会带来文化上的阻隔。塔吉克族整体上具有强烈的“外国特色”,鹰的崇拜与塔吉克族地缘有关,与民族的经历与群体生活有关,难以激起其他民族的共鸣。

虽然具身体验是较好的传播方式,大部分受访者也表示通过亲身到访少数民族传承地更有利于认知、接受其民族文化符号,但塔县的地理位置使得线下传播渠道受限,民族传统上又较为封闭保守,对外沟通、形象构建的基础较差,有待寻找传播上的突破口,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3.3.3 呈现形式传统,传播渠道单一

当前塔吉克族文化符号的呈现还是停留在传统的仪式与活动等自然传承状态下,偶有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或者“喀交会”等平台对外展示。虽然这有利于保存文化的原始性,但这种形式难以融入现代受众的生活,削弱了民族文化传播力度。

塔吉克族鹰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依靠线下活动、电视、电影、报纸等传统媒体报道,缺乏新媒体传播的意识与能力,在当前火热的社交媒体、网络媒体中,较少有塔吉克族文化传播者。


4 基于文化符号的民族形象传播策略

4.1 挖掘共通符号:“天”为形象,“地”为根基,“人”为核心

要更好地传承、发扬这一文化,除了其“原生地”,还需要为它寻找新的“寄生地”,进一步挖掘文化符号内涵,开发新的形式展现文化符号。让鹰文化不再仅做民族生活的依附品,而要成为民族发展的品牌产品。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天、地、人”合一的概念,可以通过文化元素结合,在开发鹰文化时,从三个角度来进行。

首先,以“天”为形象,指的是要抓住“鹰”的代表性。鹰是具体的形象,便于记忆和联想,这种浓缩、个性的符号,可以搭载在多样的载体上,无论是人、商品还是媒介内容,都可以围绕符号开展,提升塔吉克族认知度、传播力。

以“地”为根基指的是要保存好地缘性的传播,做好文化传承。例如将塔吉克族特有的体育竞技传统变成现代化的竞技,传承活动更广泛地进入日常生活,从节庆化转向世俗化,鹰舞、鹰笛也可以进入更专业的学习教育中,在当地开展“乡土课程”以保证传承。

地域上可以联合其他兄弟民族打造独具南疆少数民族风情的少数民族旅游产业链,使得人文风情能够与南疆的独特地理风光相结合,民族的个性特点更易被接受与认知,也可以加快塔县的经济发展,对文化进行生产性保护。

以“人”为核心,指的是要做好文化符号传播与人的结合。一是借人传播,以塔吉克族人为载体,独特的形象、守边的英雄,都能够塑造独特形象,成为传播特色。二是靠人传播,要鼓励塔吉克族群众主动参与文化传承与创新,亲身作为传播实践者,以更好地在保护中开发。三是为人传播,传播文化符号,塑造民族形象,是为了让塔吉克族更好地发展,因此最终要归结到为了塔吉克族人民,而不能流于形式或者变成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哄抢开发”。

4.2 建立情感共鸣:加强国内认同与提升国际传播

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一份子,要在中华大家庭中更好地传播、交流、共生共融,需要激发更多人的情感和认同。塔吉克族虽然在地理上较为偏远,但一直是中华民族坚实的守卫者。爱国主义最能激发全国人民情感的共识,在塑造塔吉克族形象时,能减少其本身具有的“异域风情”,消除隔阂,在对外传播时也更能彰显出中华民族团结、有爱的集体形象。

同时塔吉克族是一个跨境民族,本身具有跨文化特质,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中,能够寻找到文化上的共鸣。塔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是中西交流历史的记录者,塔吉克族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和谐共存、融合共生的最好证明人。因此,开发塔吉克族文化符号,能够帮助中华民族进一步塑造和平友好的国际形象,也是加强国际传播、塑造共同体意识的有利途径。

4.3 拓宽传播渠道:多元传播渠道放大传播声量

目前塔吉克族传递文化、塑造形象的渠道较为有限,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与引导,都是零散的,且多数依靠报纸或者电视媒体以及它们的网络版本。在全媒体时代,只有打通多个渠道,形成整体传播矩阵,才能有效放大声量,从海量内容中争取到注意力,因此有待为塔吉克族规划、加强各渠道的传播。

在塔县当地,可以将旅游、体验的渠道进一步打通,将塔吉克族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使塔吉克族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谐互动,可持续发展。同时做好传承、讲解,建立展览馆、举办节庆活动,让非遗传统获得实际的保护。

政府、官方组织应当首先做好宣传,例如“时代楷模”的报道就成功引导了舆论,树立了塔吉克族的形象。企业、社会组织是重要的助力,可以帮助民族文化符号进行多元开发。国货品牌“花西子”与苗族、傣族等联名,就使得少数民族文化通过鲜明的符号传递给消费者,品牌与民族相互促进,使传统元素有了新的活力。

个体渠道是当前网络传播中的强大力量,并且塔吉克族人可以全民参与进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通过短视频、音频、直播等方式展示生活,在生活中自然呈现文化,增强亲切感。博主“滇西小哥”展示云南美食、服饰、节日等,吸引海内外大量网友讨论与关注,“丁真珍珠”也使甘孜藏族成为许多人的关注点,这为其他民族传播提供了思路,通过个体帮助打造可感可触的、具有亲近感的民族形象。

4.4 丰富传播形式:重视数字技术突破地域壁垒

文化传播最早是口耳相传、亲身经历,但新技术的诞生使得时空距离被打破,文化交流更便捷、更广泛。塔吉克族的鹰文化包含着大量的非遗内容,面临着传承困境,可以借助数字技术还原、影像资料数据库建立、VR虚拟呈现等方式,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民族文化结合,帮助其传承,还能够帮助“帕米尔雄鹰”翻山越岭,传播到更广泛的群体中,减少了地缘的限制。

在开发文化符号,塑造民族形象上,要利用多种途径向人们展示塔吉克族鹰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从而帮助塔吉克族留存文化印记,塑造民族形象。当前泛娱乐产业发达,影视剧、综艺、游戏等吸引大量关注,能够成为打造民族IP的有效方式。

5  结语

随着多样化的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结合,将进一步提升符号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帮助多元民族特质在传承中发展,并融汇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脉络。取材于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塑造整体民族形象,也将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促成内部文化融合与情感认同,并打造更具特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外形象,传递共同体意识,增强国际影响力。因此,进一步开展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及形象研究将成为提升民族自信心,连接各民族情感与传统,丰满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重要方向。 


本文来源:《文化产业》https://www.zzqklm.com/w/wy/32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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