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影视作品中的“剩女”形象

中国教育部于2007年8月发布了171个汉语新词，“剩女”一词赫然在列，这是现代社会语境下的“剩女”一词的最初缘起，距今已有十年之久。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剩女”形象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帮助我们感知“剩女”形象的成因和表现类型，也引起我们思考“剩女”群体形成背后的社会意义。

一、“剩女”形象的成因概述

（一）基于社会期望的“剩女”形象

在中国由农耕文明源流下发展的历朝历代，男女婚恋问题一直是社会普遍关

注的领域，如《国语•勾践灭吴》中就曾记载，勾践规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农耕文明强调顺“物不失其时”，由此引申，男女婚嫁也应顺应其年限和季节；同时，传统农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人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更加突出了男女应在合适时间成婚的重要意义。因此，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婚的女性，不出意外地被社会冠以了“剩女”这一略显贬义的称号。

（二）基于性别期望的“剩女”形象

根据当代性别差异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父系社会开始，男性就占有着社会优势和心理优势。虽然婚姻、家庭本质上是一种双向选择，但在物质条件尚不成熟时却往往向男子一方偏重。而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科技发展和机器生产的出现使物质生活水平飞速提高，因此，在时代的演进和女性群体的自身努力下，两性差异呈现弥合态势，女性对婚恋关系的自主期望越来越多。正如《围城》中所写，“中国的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绝不能和她平等匹配。……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

然而，两性道德作为社会道德的一个层面一直存在，两性婚恋关系不能仅仅出于自身心理和生理要求，也必须承担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女性社会价值的实现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乃至经济的发展医学的昌明，本质上并不能改变女性生理成熟变化，因此“恨嫁”的焦虑也驱使女性群体本身的“对号入座”。

（三）基于消费期望的“剩女”形象

影视剧的创作初衷，是展现社会潮流中出现的新特点，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优秀的影视剧必然是要接地气的，而这种“接地气”的要求，与当代消费文化暗暗相合。

无论从社会普遍认知还是女性自我认知角度，“剩女”都是一种合理的存在，艺术来源于生活，编剧、导演出于社会责任感和提升自身作品认可度等方面的考虑，通过对受众心理，尤其是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受众之于“剩女”形象的双重身份——女性受众既是消费者又是被消费者这一情况的分析，让社情民意在影视剧作品中得到体现，让女性受众的心理得到彰显、获得认同，“剩女”形象因此得以普遍地出现在影视剧作品中。

二、影视作品中“剩女”形象的表现类型

（一）“小白兔”型的“剩女”形象

“小白兔”型“剩女”形象往往出身平凡甚至灰头土脸，但内心单纯，对爱情保有美好的向往。在等待爱情的过程中，她们有的情路坎坷，看尽人生百态；有的长期单身，压抑自身渴望。如《全职没女》中的罗丽晶忙于偿还前男友欠下的人情债，年近40孑然一身身无长物，好不容易寻到良人，却又在行礼当天逃婚；《姐姐立正向前走》中的汪明明擅长描绘浪漫的爱情，自己的感情生活却一片空白，一直在苦苦守候心仪的对象，希望能够帮助他东山再起。但她们始终能坚持善良的本心，个人的结局也趋向圆满。

（二）“狐狸精”型的“剩女”形象

“狐狸精”型“剩女”形象可以作为“小白兔”型“剩女”形象的对照类型来看待。她们大多精于修饰妆容仪表、善于管理形象体态，举手投足充满女性魅力，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魅力来获得欲望的满足。同时，她们往往被刻画成工于心计、精于计算的形象，最终结局也趋向负面。如《假如幸福来临》中的李天骄，身材妖娆、性格奔放，她对自身的魅力优势有极明确的认识，在寻觅爱情的道路上也是目标明确，出手果断。但就是这样一个动静间都散发着女性魅力的形象，却没有守住自己的本心，在求爱不得的挫折中迷失方向，不但为求上位不惜巴结老板、陷害同事，还不顾多年友谊，介入了好朋友的美满婚姻，沉沦在无尽的欲望中不能自拔。

（三）“女强人”型的“剩女”形象

“女强人”的称谓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自身素质提高并开始较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扮演领导者角色时出现的。由于事业繁忙，她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经营自己的婚恋生活，因此不能抓住时机表达爱意；同时，由于打拼事业的需要，她们大多养成了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遇到难处往往自己克服，绝少在男性面前展现柔美特质，因此在拼搏中蹉跎了光阴，变成了“剩女”。

《不懂撒娇的女人》中的凌敏是这一类型的“剩女”形象的典型。三字头熟龄女凌敏事业有成，为求继续升职而努力奋斗。由于童年的一些不愉快经历，她宁愿付出几倍的努力以求在行业立足，也不愿意在遇到困难时求助他人，尤其对于男性上司、同事、下属等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意识和不信任感。而且，导演、编剧在刻画这一形象时过于极端，使其成了为沉迷于拼搏事业，防备心重且性格偏执的“怪人”。这也是“女强人”型“剩女”形象常见的塑造偏离情况。

（四）“好女儿”型的“剩女”形象

“好女儿”型“剩女”形象也可以看作是“女强人”型“剩女”形象的对照类型。如果说“女强人”型“剩女”形象来源于个体意识觉醒，“好女儿”型“剩女”则是试图满足家庭期许，却在与家庭其他成员的情感沟通、与传统伦理道德要求之间发生矛盾的一类“剩女”形象。由于不忍使长辈失望，“好女儿”型“剩女”形象为尽力维护家庭团结，在冲突中面临选择的两难，经历情感的波折。

如《咱们结婚吧》中的杨桃，她的婚恋关系在试图满足双方母亲各自出于自身考虑而提出的种种要求中变得复杂。而由于双方母亲所提出的某些要求具有共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种复杂关系的影响程度，在实现自身期望与满足家庭要求的矛盾中，杨桃这一人物形象得到强化。

三、影视作品中“剩女”形象的社会价值

影视剧中刻画的“剩女”形象，乃是导演、编剧将女性的真实社会处境通过艺术加工而外化出来的结果。纵观众多以表现“剩女”生活状态、心路历程的影视剧作品，她们往往能够意志坚定、守住自我，为践行自身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对婚恋关系的个性追求而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受众通过对影视剧的观看和解构，完成对所表现的“剩女”形象的审美，从中清晰地判别其价值态度，接受“剩女”形象带来的情感的影响，使包括女性本身在内的普罗大众获得一种思想上的熏陶和行为上的感染，对“剩女”这一人群充分认识、合理对待，引导他们感同身受，有利于人们互相了解、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

但与此同时，影视剧中所表现的“剩女”形象又是由社会文化话语、媒介话语、电视剧创作话语共同构建的，其形象本身与社会现实中的“剩女”真实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处境存在一定的偏离。这种偏离，与导演、编剧的性别立场、社会阅历、表现手法，相关演员对角色的认识和演技水平、台词功底，以及受众群体对镜头语言的理解能力等都息息相关，通过层层加过、步步转化，影视剧中“剩女”形象的最终呈现不免被扭曲失真，最终影响受众对“剩女”形象的解读。加之当今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剩女”焦虑，这一点更加成为影视剧作品中“剩女”形象刻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

在社会潮流中，除了对“剩女”问题的普遍关注之外，也有关于“光棍危机”的渲染和讨论。家庭美满、人丁兴旺是全体中国人在历史源流中形成并长期存在的，美好而朴素的向往，影视剧作品在刻画“剩女”形象时，不宜过分解读和偏重，而需要将眼光放得长远，以求更加真实准确地把握时代脉络，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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