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认同：二十世纪早期的群体传播思想

出于近似的社会变迁语境，特别是互联网对大众的“再发现”或日大众在互联网时代的再度觉醒和崛起，勒庞及其《乌合之众》成为今日学界持续翻炒的热点。此外，塔尔德(Gabriel Tarde)、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特洛特(Wilfred Trotter)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群体心理、群体传播领域的著名研究者。他们对大众社会的降临均感震惊或忧惧；对群体及其心理的形成、群体行为的发生及其后果做出了丰富、独断和惊人的论述。其中，勒庞的《乌合之众》最令人瞩目，塔尔德的《传播与社会影响》和《模仿律》、弗洛依德的《图腾与禁忌》《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皆有中译本，唯独特洛特的群体心理和群体传播成果尚未引入国内。本文即以特洛特为中心，在介绍、批判其群体传播思想的基础上，试图整体呈现二十世纪早期群体传播研究的思想地图。此举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却有相同或接近的时代和生活背景，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面对着同一现实和理论问题；他们在观点、视角、框架、表达和思想调性上感通共振，同时又保持了适当的差异性，弥合彼此的视域剩余；他们的论述发生于世纪之交的巨变当中，对解释和解决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心理、群体传播、群体行为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响应价值。

一、特洛特和大众时代的到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经历了疯狂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革命和战争更带来了急剧震荡。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和“大社会”展现在人们面前，看似人人自由，但“共同精神的本质十分脆弱”(滕尼斯，1991/1999：329-330)。传统纽带挣断，前路方向不明。英、法、德等大国如同蒸汽机，沸腾、疾驰，没人能停下来。每一项新技术、新工业品的说明书都宣告着打碎旧世界、迎接新时代。精神世界也呼啸着蒸汽机，代表产业力量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成为衡量成功和道德的标准，“在体面社会，谈钱是可耻的，谈道德是可敬的；然而，一旦变得有钱，不道德也是可以被无视和容忍的”。(萧莎，2015)报纸、电报、电话、留声机捕捉舆论也制造舆论，联系大众也动员大众。所谓大众，不再是分散在乡村、旧社区和特定教区的个体，而是成为大规模聚集于工厂、城市的群体，是卷入大革命和战争的疯狂行动者。大众社会到来了。

在勒庞那里，大众的崛起与社会剧变互为因果：剧变造就了大众，大众亦应为传统价值坍塌、非理性的社会冲动、毁灭性的战争和革命负责。尼采(1882/1999：120)在更早的时候就讨论了作为“群体直觉”的道德对个体自由的限制。及至十九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精英与大众、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试图洞察群体心理、群体行为的发生过程和结果。以今日的眼光看，这实际上是一批知识精英对现代性转型和现代化变革发起的一场集体批判和补救性努力。他们希望调整群体的动机、抱负和行为，以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社会危机和“文化的异质性”。

心理学界是最早的行动者。1889年巴黎博览会期间，法国召开了数十场科学大会，其中至少四场以催眠(hypnosis)为主题。心理学各流派的创始人大多参与其中，包括勒庞、西盖勒(Scipio Sighele)、塔尔德和弗洛伊德。(van Ginneken，2006：145)此时正值巴黎学派(Paris School)和南希学派(Nancy School)论战的巅峰。前者认为催眠由躯体病变所致，患病越深、催眠程度越深(郭本禹，2001)；后者认为催眠是暗示(suggestion)的结果，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产物。这一时期心理学界——以及后来加入的社会学界——对催眠问题的关切有两个特点：一是注意到了单独的个体有别于进入群体的个体，前者被催眠后才成为后者，这就将群体心理和互动研究推向了纵深；二是尽管存在争论，但当时的群体心理学研究总是与生物学牵连一体，“试图关联人类的心理和生理状况”。(Harley，2012：416)

心理学与生物学结合的另一重要表征，便是对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迷恋。那正是达尔文和斯宾塞被热烈拥戴的年代，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究竟源于自然选择的多样和偶然，还是依凭生物个体对环境的主动适应？个体如何在复杂的群体生态中安身立命？针锋相对的论点层出不穷。譬如，达尔文的表弟、优生学家高尔顿(Francis Galton)认为，个体的从众始于人之天然奴性，这跟被动接受自然选择并无二致(Swanson，2014)。英裔美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则提出，个体的从众和社交属性虽有生物“返祖式”缺陷，但正是合群的本能激发了社会情感和社会合作(McDougall，1928：72)。勒庞呼应了高尔顿，蔑视大众的盲从盲动；麦独孤则呼应了英国的费边主义，强调社交乃个体对“适者生存”法则的主动运用，并可培育人际亲密、集体精神、社会公平和公共之善(萧莎，2015)。

特洛特(1872-1939)正是在上述社会和思想背景下登场的。同勒庞、弗洛伊德一样，特洛特首先是一名医生，而后才是兼顾生物学的心理学家。他是英国神经外科手术的创始人之一，他对脑震荡的定义迄今仍为英国医学界沿用。在医学研究中，特洛特确立了“基本原则—病理—临床应用”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他把这种模式应用于对战时公共事务(尤其是英法同盟与德国的对抗)及相关群体心理的观察和思考中，写出了《和平与战争时期的群体本能》(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这本著作提出的“社交本能”(the instinct of gregariousness)概念初步回答了心理学界和生物学界的争论：人类接受多样、偶然的自然选择，也通过互动、社交和组群来适应、改造环境。因此，社交性堪当人类社会关系和行为的基础。这显然挑战了原教旨主义进化论，也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人性本能论”分殊鲜明。在弗洛伊德看来，社交不过是自恋的延伸，下文对此将有详述。

事实上，特洛特非常敬仰弗洛伊德。为阅读后者原著，他自学了德语。1908年，他作为仅有的两名英国参会者之一出席了萨尔茨堡的一场弗洛伊德心理学研讨会，得以结识弗洛伊德。随后，二人常在著作中引用和批判对方观点。三十年后，特洛特邀请弗洛伊德成为英国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的通讯会员，后者对此极其珍视。1939年，特洛特为弗洛伊德治疗下颚肿瘤，二人同在当年逝世。没有证据显示特洛特与勒庞有过密的交往，但他在著作中大量使用了勒庞关切的那些概念，诸如催眠—暗示、进化—退化、领袖—群体。弗洛伊德倒是与勒庞颇有渊源，二人均受到法国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强烈熏陶。弗洛伊德曾在巴黎学派泰斗沙可(Jean Martin Charcot)的诊所实习。沙可启发他研究性本能，被弗洛伊德奉为导师。勒庞则与巴黎学派创始人里博(Theodule Ribot)私交甚笃。弗洛伊德在著作中多次评论勒庞的观点。塔尔德有关群体模仿律和发明社会学的研究也受到弗洛伊德、勒庞的重视和引用，但他和特洛特一样，是学术史长河中“被遗忘的先驱”。

作为医生和心理学家，特洛特安静、低调，极少出远门。童年时期疾病缠身，“让他有大量时间独处”；成名后为避免干扰专门聘请了私人律师；晚年拒绝受封男爵，认为“被同事接纳”即可。他体态清癯、眼睛冰蓝，讲话娓娓道来，“总是无私地倾听，将病人视为知识的源泉”(Bion，1985：38)。“即便条件简陋，也总是温和细致地处理止血。”(Black，1983：199-204；van Ginneken，2007：64-70)有后来的研究者提出，特洛特之所以不像勒庞那样处处以激烈的情绪批判大众，而总是能够做到温和、冷静的旁观和解析，应与他的性格和修养关联甚大。

在正式讨论特洛特之前，有必要重述他对群体心理和群体传播领域若干核心概念的定义。这些核心概念也将作为后文整体呈现20世纪早期欧洲群体传播思想的理论起点。它们包括：

社交性(gregariousness)。个体的基础生物性本能之一，是个体作为群体成员接受其他成员的暗示且做出主动反应的行为。在确保个体安全和相对自由的前提下，社交性将个体凝聚为群体，共同应对环境的变化。社交成功与否取决于个体的反应能力和交流能力(Trotter，1917：61)。

暗示性(suggestibility)。特洛特从主体而非客体视角理解群体心理和传播中的暗示问题。暗示性即群体成员对同伴的观点、意志和行为保持敏感的能力，是每一成员皆能感受、传播的最强烈冲动之一，是每一正常头脑都拥有的特性。暗示性使个体对群体冲动作出反应，并努力让自己与环境规范保持一致(Trotter，1917：29-30)。

理性(rationality)和非理性(irrationality)。二者皆为暗示的产物，前者强调证据和论证过程，后者严格来讲应属情绪或信仰范畴。在群体成员的相互暗示下，如果个体产生如下两种显著的感受：一是群体认定某事物为无需验证的先在真理；二是反过来，群体认定某事物绝无必要或无利可图，极其荒谬、糟糕或邪恶——非理性便可能发生(Trotter，1917：43)。

利他主义(altruism)。它是社交性的直接产物和最高道德表达，是一种理性的理想，是个体对权力和支配的渴望，是保护欲和其他感受的综合体。利他主义未必给人带来物质回报，它唯一的奖赏是一种感觉：释放自我，表达激情，助益他人，成就群体。(Trotter，1917：46-51)

二、群体与群体心理的形成

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个体为何要加入群体？群体心理何以形成？群体行为如何发生并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勒庞、塔尔德就第一个问题给出了进化论式的答案：个体因恐惧所迫或生存之需而加入群体。特洛特的观点看似与勒庞一致，他也认为个体恐惧孤独，唯有在群体中方得安全自在；个体对群体的意见比其他外部影响更敏感，群体的声音可以刺激或压抑个体的思想和行动；个体极易受到领袖召唤、集体恐慌或群体暴力的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皆来自群体中伙伴关系的确立与维系。(Trotter，1917：113-118)“自然选择叫人屈从于群体的声音。不听从狼群的孤狼会被饿死。不对羊群及时作出反应的羊会被吃掉。”(Trotter，1917：30)而深究下去，特洛特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勒庞、塔尔德的个人主义视角，而持有后来社会学、传播学意义上明确的群体思维(group mind)。在特洛特看来，人乃社交性存在，社交同自我保护、摄取营养和性一样是人的生物性本能。“对每个人来说，社交性都是自明的特质，不论身处喧嚷人群，还是踽踽独行。”(Trotter，1917：42)

弗洛伊德看似也以群体视角理解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总是有他人牵扯进来，他们以模范的形式出现，以客体的形式出现，以帮助者和对手的形式出现。……所以，个体心理学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弗洛伊德，1923/2016：84)但弗洛伊德认为人是部落动物而非社交动物。人因对自己的爱而需要他人，进而建立伙伴和群体关系；社交只是工具或过程，而非基础或深层的力比多(弗洛伊德，1923/2016：85)。个体对领袖的迷恋不过是自恋的投射——领袖代表了自己追寻的某些品质或理想。

特洛特认为，社交本能驱动个体加入三种类型的群体：一是攻击型，譬如狼群；二是防御型，譬如羊群；三是社会型，譬如蜂群。他观察了一战中的英德交战，指出德国实践的是狼群一般的攻击型团结，而英国则是蜂群一般的社会型团结。他批判德国的进攻型团结导致族群之间的残忍和利他主义的缺失，盛赞英国的社会型团结使人们按既定方向协同前进，并获得“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不屈不挠的凝聚力和无可匹敌的忍耐力”。(Trotter，1917：207)特洛特对群体的分类引起了弗洛伊德的不满，后者专门声明要重视由领袖主导的群体(horde)，而未必是组织化的群体(organized crowd)(van Ginneken，2007：70)。塔尔德则细致地辨别了“群众”(mass)和“公众”(public)两个概念。群众必然有地域和身体上的接近，公众则是纯粹心理上的集体；群众的边界是有限的，公众的边界却可无限延伸；一个人只能是一类群众中的一员，却可以同时隶属多类公众(塔尔德，1969/2005：214-217)。

勒庞对群体的定义较为宽泛，即“一群聚集的人”。但他强调群体未必意味着身体相聚，更意味着精神聚合。群体有两大特质：一是群体心理和行为与其中的个体成员完全不同，群体不是个体的简单复制或累加；二是所有群体成员共享一致的情感和信念，即所谓的“群体心理同一律”(law of the mentality unity of crowds)(勒庞，1895/2016：15)。这就牵涉到前述的第二个问题：群体心理何以形成？

特洛特等人主要从三方面考察了群体心理的形成机制：

(一)非理性与无意识

特洛特等人都认为群体存在轻信、易变、同一共震等心理特征，并将之归因于群体非理性和无意识。在勒庞看来，个体一旦加入群体，就“变成一个不再受自己支配的玩偶”，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强化和智力压抑(勒庞，1895/2015：71)。群体的智力会退化到其中个体智力的下限。因此，集群意味着叠加的愚蠢而非累积的智慧。就情感而论，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者更差，一切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暗示的性质。群体人多势众，个人因此释放出独处时刻意压抑的本能，“责任感”随即消失；加上群体暗示总是相互传染、相互强化，群体成员因此时而热情勇敢，时而残暴狂热。温和有礼的绅士在群体当中可能滥杀无辜，胆小懦弱的平民在群体中也有可能慷慨赴死(勒庞，1895/2015：71-72)。群体外部环境的刺激加上群体内部暗示的传染性共同促成了群体无意识。个体成员一方面被动接受环境影响，一方面又本能地接受暗示并进一步传播这种暗示，这才导致了非理性的诞生(勒庞，1895/2016：17，20)。至于理性，那是“人类晚近才获得的品质，太不完美，不可能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勒庞，1895/2016：前言)

特洛特认为非理性以精神不稳定为表征，这又可分为两种状况：坚持己见而忽视社会规范，或面对社会规范时无所适从(Trotter，1917：64)。第一个来源表明人人本具非理性的低劣人性，个体加入群体后，群体唤醒和放大了它们；第二个来源则解释了群体及其成员为何经常陷入暴躁和疯狂。特洛特也提到了群体中低劣的人性，他引述了乌克兰裔美国心理学家波里斯·萨迪斯(Boris Sidis)的观点：非理性隶属“潜意识自我”，同模仿、轻信、残忍、冲动一样，均是低级和野蛮的人性(Trotter，1917：26)。但他明确指出，萨迪斯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强调社交性和暗示性的紧密联系；错误之处在于认为暗示性是意识的分裂。每一正常头脑都具备暗示性。

勒庞、特洛特所言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正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弗洛伊德认为，理性和意识遮蔽了人性的本体结构——性。群体的情感强化和智力压抑不能用“理性”来解释，也不能仅从“暗示”或塔尔德所称的“模仿”层面进行观察，而应从性欲层面寻找答案。性欲是爱之本能催生的一定程度的能量(弗洛伊德，1923/2016：109)，是群体心理的本质。与其拷问非理性和理性、意识和无意识谁能获胜，不如探究个体之间是否存在这种爱的本能作为连接纽带。如果有，个体就愿意用群体暗示来补足自己的缺憾，选择与他人合作而非针锋相对。因此，群体表现出的非理性实是个体性欲、爱之本能的无意识延伸。

如是而观，勒庞将群体非理性归因于群体对个体意志的瓦解，弗洛伊德则将之解释为个体本能在群体中的无意识扩散。特洛特并未在群体的退化问题上走得太远；他对个体主观需求和能动性的看法则强力支持了弗洛伊德——甚至进一步指出非理性亦有积极意义：非理性表明了个体对伙伴、对所处群体心理和行为的敏感。这种敏感是完美交流的必然前提，其程度会与文明进步的程度同步上升。而人类当务之急是在发挥这种敏感性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理性对经验的拓展。“这个过程将会困难重重，但势必是人类进化史的重大飞跃。”(Trotter，1917：64)

(二)同一律的生成

群体成员为何在心理和行动上整齐如一？这显然未必源于非理性，后者亦可能导致众声喧哗、分崩离析。特洛特等人的回答如下：

一是生物学解释。特洛特提出，单细胞生物遇到对手就斗个你死我活，多细胞生物中的每个细胞都甘愿牺牲部分利益，与其他细胞共同组成有机体。如此，整体容纳变数的能力增强，个体接受自然选择、参与竞争、承担严重后果的能力也随之增强(Trotter，1917：18-19)。基于这种部分牺牲和有机合作，群体成员之间便产生了共同的情感、意志和信念。弗洛伊德赞同特洛特的生物学观点，他把群体成员在心理和行为上的联结、合作归因为“爱的力比多”(弗洛伊德，1923/2016：128)。塔尔德也认为，两个不同但相近的生命在同一生物体中的相遇和杂交乃“真正至关重要的相遇”(塔尔德，1890/2008：18-19)。勒庞的说法更直接，单细胞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而当它们共同生长于一个新生命体，就必须拥有相同的结构和特征。个体在聚合成群体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但这种异质性只是暂时现象；无需多久，群体成员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便会如出一辙(勒庞，1895/2015：65)。

二是心理学解释。勒庞提供了著名的论断：传染、暗示、催眠。群体内部的一切情感和行为都具有传染性，一只羊的不安会扩散给整个羊群；随后，传染产生暗示，无所不在的暗示导致群体情感冲动和智力压抑；最后，“暗示对群众中的每个人都起作用，又因为人们的相互作用得到加强”，群体成员要么昏昏欲睡，要么一触即发(勒庞，1895/2016：22)。

“群体心理同一律”被弗洛伊德表述为：个体身上差异化的心理上层建筑被移除了，而相似的无意识基础却继续存在着，并因此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弗洛伊德，1923/2016：89)。同时，弗洛伊德强调自己说的是“无意识压抑”，而勒庞并未从压抑这个角度考虑问题，也因此无法解释群体心理同一的强度(弗洛伊德，1923/2016：90)。而关于心理传染，勒庞认为传染是暗示的结果，而弗洛伊德则提出传染是暗示的一种表现(弗洛伊德，1923/2016：92)。此外，二人对群体领袖的强调程度也不同。勒庞认为群体中的个体会天然臣服于领袖，后者权威不可动摇；但弗洛伊德主张领袖也需改变自己来适应群体。特洛特将之生动地比喻为“成功的牧羊人往往像羊一样思考”(Trotter，1917：117)。

塔尔德更多地使用了“模仿”这个概念。他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发明、模仿和对立这三个阶段。“心理同一”存在于第二阶段；首先应当重视发明者(精英)的作用。“精英……给社会提供指引的模式，使新发明得以广泛流布。”正因如此，精英成为模仿之源，确保了全社会信念的统一(塔尔德，1969/2005：22)。“心理同一”乃群体成员对精英或领袖追随、模仿的结果。在精英的指引下，“并非一切从脑到脑、从心到心的交流，都必然要建立在身体邻近的基础上”，联结个体的纽带存在于“他们同步的信念或者激情当中，存在于同时与许多人共享一个思想或愿望当中。”(塔尔德，1969/2005：214)

特洛特的观点一贯温和。他坚持自己的核心主张：社交性是个体的基础生物性本能，因而群体成员会“保持对同伴行为的敏感”，自发地回应其他成员的暗示，并在行为层面与他人沟通、互动。“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有追随同伴的趋势，也反过来会被同伴追随。”即使领袖也不例外，“如果一个领袖走得太远以至于不再跟群体保持一致，他理所当然地会被抛弃。”(Trotter，1917：29)弗洛伊德在呼应特洛特的观点时说，当人们因为社交性这样一种特殊的本能而聚合，“切断自然的连续性”时，群体心理就诞生了(弗洛伊德，1923/2016：85)。

群体心理的同质性应当归因于人们精神生活的无意识因素。无意识乃是群体形成的主导机制。

无意识元素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秉性，在这个方面，种族的所有个体成员都十分相似。……即使智力相差悬殊的人，在本能、热情和情感上也是非常相似的。……从智力上看，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渊之别，但从性格上来看，他们的差异可能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勒庞，1895/2016：18-19)

(三)群体心理的转换

特洛特等人都注意到了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其中勒庞的论述最为生动。他眼中的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随着刺激因素不断变化，群体的心理也快速发生转换。因此，群体一会儿闲庭信步，一会儿狂暴无常；一会儿是血腥的刽子手，一会儿又变成慷慨赴死的英雄，甘愿“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血流成河”；他们不会未雨绸缪，而是可以同时被最矛盾的情感和当前刺激交替影响，“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勒庞，1895/2015：76-77)

弗洛伊德重复勒庞的论调说：群体情感强烈且易变，群体绝不会未雨绸缪，可能热切地欲求某物，忽而又热情殆尽乃至漠然；群体总是简单浮夸，既多疑又轻信，像梦中那样“全能”或飘忽不定，且“从不需任何合理中介来检验这些思维与现实是否相符”(弗洛伊德，1923/2016：93-94)。塔尔德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群体的情感不过是“幻觉滋养的激情的极端膨胀”。而根据他的模仿律，群体心理的变幻总是首先起源于一个人、一个核心，很超前，突然喷发而出。他的信念刺激了他的欲望；出于欲望的观念又抬高了他的地位。他的转换就引领着流行风气的转换。“就这样，整个民族就可能今天皈依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明天却可能皈依社会主义了。”(塔尔德，1890/2008：22)

勒庞从宏观上归纳了群体心理变幻莫测的三大原因：

一是普遍信仰的衰落。普遍信仰为一个时代的所有人提供相似的传统、习惯和意见。它调整着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唯一真正支配人头脑的暴政”(勒庞，1895/2015：205)。而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大革命的进程中，“以往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残破不全”，“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失去了普遍信仰，群体便只能任凭机遇或周围环境摆布。(勒庞，1895/2015：209)

二是群体的势力不断增长且缺少制衡。数量优势令“不可能”的概念从群体成员头脑中消失，独处时被压抑的冲动由此释放。群体成员会“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且“即刻屈从于这种诱惑”；一旦愿望受阻，便“立即表现出激愤的状态。”(勒庞，1895/2015：77-78)

三是媒体的发展导致意见的竞争和分化。媒体不断把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所用，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结果，所有意见都成了过眼烟云。“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便已寿终正寝。”(勒庞，1895/2015：209)

特洛特从微观层面将群体心理的转换归因于群体暗示性的转换。群体中的暗示性并非时断时续，而是永远存在、随时随地发生。日常生活中如此，恐慌、暴动和催眠情境下也是如此。一种暗示性变化了，其它暗示性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乃是“人性周而复始的发作却又如昙花一现般的消逝”(Trotter，1917：28)。群体暗示性一旦转换，人们可能瞬间在新的声音、新的思路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变得积极、亢奋、干劲十足，甚至为集体而献祭自己。

三、群体行为的发生

20世纪早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仍受制于“刺激-反应”模式。特洛特等人并未严格界定群体心理与群体行为之间的关系，而是假定刺激和行为、反应同调、同步。直到20世纪中后期，班杜拉(Albert Bandura)等心理学者才基于精致测量否定认知、态度和行为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①。但特洛特等人的确充分论述了群体行为发生的要素和条件。以下从三个方面考察他们有关群体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的思想遗产。

(一)议题与情境

杜威(1927：322)在1920年代提出“公众”是因特定议题而聚合的群体。特洛特等人虽未明确使用议题概念，却考察了何种主题、问题或诉求会导致群体行为的发生。特洛特万变不离宗，围绕社交本能、暗示性和非理性等假设，提出了如下判断：

一是行动性议题应诉诸群体既定的信念，若能契入或召唤那些业已确立的信念，事实对错也会变得无关紧要。“哪怕我们有最古怪的观点和行为，也极少有人敢同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见相悖”(Trotter，1917：32)；二是要有助于唤起和增强群体暗示性，“任何同群体暗示不一致的内容都必然遭到拒绝”(Trotter，1917：33)；三是要诉诸人的情感、信仰而非逻辑和理性。人总是坚守自己的信仰——与其说是信仰，莫如称之为偏见。这种偏见上至宇宙起源、国家命运，下至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皆由固执的个人判断构成，而非严密的逻辑推演而来。特洛特直言：“就连专家也很难就上述问题给出答案，普通人的训练和积累显然不足以就此发表高见。”因此，论证对手的“逻辑谬误”，远不如直接诉诸群体对“对手的敌意”(Trotter，1917：34)。

在勒庞看来，足以煽动群众的议题应具备如下特征：其一，形式上简单明了，下文将做详述；二是采用演绎推理和大量例证；三是动员者必须深得群体信任。与特洛特相似，勒庞也认为激发群体行动不需要逻辑，但他特别推崇演绎推理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只要足够生动，群体能够把表面相似、实则不同的事物混淆一处，并“立即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勒庞，1895/2015：109)。例证也很重要，它们是浓缩加工过的事实，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象”，“由这种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十分强烈……它们倾向于变成行动”。(勒庞，1895/2015：112)同时，群体总是轻信那些看起来权威、可敬的人物。在对神、英雄或其他领袖的崇拜和服从当中，群体的感情得到充分激发，相应的议题、信条和观念站住了脚，并指导群体时刻准备为偶像赴汤蹈火(勒庞，1895/2015：118-119)。

除了对行动性议题和诉求的讨论，勒庞还考察了易于引发群体行为的情境。这些情境包含了特定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间接因素通常是结构化、累积性的，包括种族、传统、时间、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等。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为当下群体行为的发生提供“准备性力量”(勒庞，1895/2015：128-129)。譬如传统，“群体意见和信念……永远是时间的奴隶”(勒庞，1895/2015：134)，一旦某些情境激活或冒犯了群体传统，他们会像熟睡中被惊醒一般激烈反应。特洛特对此作出有益补充，认为还要考虑地理、气候等间接因素和战争等特殊情境，譬如苦寒天气会令社交动物采取抱团行动，战场上的鲜血和伤亡会激发群体的团结奋斗。

勒庞所称的直接因素是指那些可以直接引发群体突然行动的条件或情境，如骚乱、罢工和反叛。他概括了三种直接因素：形象、幻觉和经验。群体是形象的动物，也只能理解形象。因此，成功唤醒了群体头脑中的形象，就掌握了操纵群体行为的艺术。词语和套话能帮上大忙。词语催生形象，套话固化形象(勒庞，1895/2015：156)。群体期待被注意，因而易受暗示，幻觉由此产生。经过相互传染、强化，“最初的提示”形成“集体幻觉”，最终被认定为“既成事实”(勒庞，1895/2015：80)。而经验“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那些大范围反复出现、可感可知的经验，足以让所有情感、幻觉和信念牢不可破(勒庞，1895/2015：165-166)。类似地，塔尔德认为，一个人推想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信念的持续增强；事实笃定，是因为人们“信以为真”(塔尔德，1890/2008：20)。

弗洛伊德也探讨了群体行为发生的情境——当群体成员的本能和无意识压抑有机会释放，人们就会采取行动。他提出引爆群体行为的三种“导火索”：神秘、强制和恐惧。它们对应的情境分别是宗教崇拜、催眠和军队解散。

在宗教崇拜中，神性令凡人敬畏。人无法正视上帝的目光，因此需要摩西来充当自己和耶和华的中间人；人无法接近图腾的神秘力量，因此头领充当了人和图腾之间的中介。上帝和图腾的神性被转移到中介身上，领袖因此一呼百应(弗洛伊德，1923/2016：149)。正因领袖承载了神性，群体成员也会获得一种神秘的“全能力量”，急于行动，做出改变。在催眠中，“经受过压抑的一些过去的熟悉的东西”在催眠师强加的控制下被唤醒，无意识本能得到释放。人们对催眠师既害怕又迷恋，也加剧了行动的冲动(弗洛伊德，1923/2016：150-151)。军队解散代表了一种被瓦解的恐惧情境，“那种使危险在他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群体共担的危险现在要个人一力承担，因此“他可以理所当然地把这个危险放大”(弗洛伊德，1923/2016：116)。如是，对外部风险和敌人的想象将激发群体团结一心，采取捍卫和抗争行动。“禁忌之下，必有欲望。”(弗洛伊德，1913/2014：70)

(二)语言与象征

同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相比，塔尔德等人皆非真正的语言学家。但是，他们普遍重视语言、符号和象征对群体动员的重要意义。特洛特在微观层面强调了政治口号、警报和战歌的作用。他举例说，一战当中，德国人总是用“上帝惩罚英国人”这样的口号互相打招呼。“无论阶层、年龄，所有人将其作为问候语，带着喜爱和庄严使用它，唤起彼此的身份认同。”德国人常用唱战歌的方式进行战前动员，“他必须学唱战歌，而且必须唱好，带着强烈的真情实感，道德激情亦随之明显提升”。若在战壕中听到英国人讲话，德军就会用英语唱“憎恨歌”来激怒和恐吓他们的对手。英国人也学会了这一招，“并用同样的力量和味道唱给敌人听，歌里满是来自家乡的诅咒”。(Trotter，1917：184-187)

前文提到了勒庞对诉求形式的论述。勒庞认为，一项针对群体的诉求能否被接受，无关诉求本身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它在特定时段对群体的影响力。因此，诉求在形式上要绝对化、简单明了、生动有力，务以潜入、占领群体无意识为前提。勒庞还特别在意词语、套话和雕像的运用，理由是它们能够召唤或塑造某种形象和象征，“在群众心里掀起最可怕的风暴”(勒庞，1895/2016：97-98)。同一个词语在不同历史阶段、种族、阶层、职业和社会角色面前的含义是多变而模糊的，这种模糊性“使得词语……神秘的力量被放大了”。套话则是一种维持不变的模糊性，它仿若集体记忆的按钮，“一按就能唤醒形象”。套话免除了群体费力思考的义务：“我们用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陈词把自己武装起来，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物冥思苦想。”(勒庞，1895/2016：97-99)英雄、神灵的雕像可以唤起一种抽象的“宗教情感”，激发群体“对某个想象中的居高临下的崇拜，对其威力的畏惧，对其命令的盲从，无力探讨其信条，渴望传播其信条，把不接受信条的人视为寇仇”。这意味着情感和理性的冲突；确切来说，理性从未获胜。(勒庞，1895/2016：63-66)

弗洛伊德就图腾崇拜中的塔布(taboo)禁忌展开精神分析，展现了图腾符号在维系部族群体方面的伟力。作为一种神秘禁忌，塔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内蕴“无言的命令”(unspoken command)，虽然随时间、地点不同而产生无数变异，但在本质上意味着对魔鬼或不可知力量的抑制；二是多义性，塔布有可能危险、不洁，也有可能神圣、超凡，“它强调了神圣之物与邪恶之物始终都具有的共同特征：害怕与之相接触”；三是传染性，冒犯、悖逆塔布的人会立即变成塔布本身的一部分(弗洛伊德，1913/2014：27-32)。弗洛伊德进一步阐明，图腾崇拜和塔布禁忌不仅意味着宗教体系，也是社会体系。群体成员“由于彼此间的共同义务以及对图腾的共同信仰而紧密结合在一起”，并采取任何必要的群体行动。违背群体共识或亵渎图腾之人，要么被驱逐，要么接受癫狂或暴死的惩罚(弗洛伊德，1913/2014：101)。

此外，弗洛伊德和勒庞都注意到了符号意义的延展性。在弗洛伊德看来，英雄、领袖、神明化身为父亲，恰恰反映了人性中的恋父情结(弗洛伊德，1913/2014：135)。勒庞则指出传统象征在今日的延伸，“今天，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已经不再享有圣坛，但他们还有雕像，或者崇拜者还在手捧他们的肖像……群众需要神，这一需求压倒一切”。(勒庞，1895/2016：66)

(三)领袖与仪式

群体行为的发生离不开领袖及其操演的仪式和戏剧化场景。特洛特认为，“群体中每个成员都有追随同伴的趋势，也反过来会被同伴追随”，而善于与群体保持一致、道德威望高、有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天赋的成员，最有希望成为领袖(Trotter，1917：29)。群体领袖应具备以下特质：

一是观念、行为必须跟群体保持一致，既要强有力地引领群体，也要赢得群体成员的认同。“成功的牧羊人会和自己的羊群同道共进，他走在前边，但跟羊群距离最短；他意志坚定、讲话掷地有声；更重要的是，要让羊群感觉他们原本就是一体。”(Trotter，1917：116)二是必须具备公开演讲和调动群体情感的才华。“他必须成竹在胸、侃侃而谈、随机应变，调动听众的情感，这些都是指导复杂的群体行为和政治生活必要条件。”(Trotter，1917：116-117)三是要有道德上的威望。领袖的智力只需“在正常区间浮动”，但“道德落差则会立即将一个伟人和领导者变为陌生人和弃儿”(Trotter，1917：117)除了道德，由于人们总是靠直觉而非领导能力来选择领袖，因而领袖的外貌、举止、权力也往往比内在能力更重要。当然，这样选出的领袖“有时并不谨慎，而且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还很愚蠢”。(Trotter，1917：117)

勒庞认为，在任何社会领域，服从领袖是集群生物的本能。领袖弥补了群体成员思想和行为上的缺憾，比如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匮乏、信念和意志的薄弱和动摇等。领袖替代他的追随者思考，他的意志就是群体形成意见并达成共识的核心，是动员、组织群体行为的第一要素(勒庞，1895/2015：172)。领袖动员群体的三种基本手段是断言、重复和传染。“若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且一致的重复……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勒庞，1895/2015：185)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体接受特定的意见，而且能让他们凭借情感集群——意见相同者才是“我们”。

弗洛伊德仍从个人主义视角出发，认为群体成员和领袖的区分，源于两种不同等级“自我”的分化。一种是自我本身，一种是自我理想。人皆自恋，当个体感受到自我的局限和匮乏，或以他人情感填补自身的空虚；或在更高层级上，以一个情感贯注的对象替代自己未竟的理想。前者指引人们集群，后者指引人们迷恋群体领袖。领袖是对自我的丰富、拓展和拔高，直至成为跟自己“共享伟大生命并满足需求的人”。个体对领袖的服从，实际上是一种“以迂回的方式满足我们自恋的手段”(弗洛伊德，1923/2014：124)。同时，对领袖共同的“爱的力比多”形成了群体成员之间的彼此认同。随着这种爱的增加，“自我变得愈益谦卑，对象则变得愈益高贵……自我牺牲就作为自然的后果而出现”。(弗洛伊德，1923/2014：134)

此处有必要提及弗洛伊德与特洛特有关领袖问题的分歧。前文提到，弗洛伊德反对特洛特的核心观点“人是社交动物”而坚持“人是部落动物”，正是由于领袖的存在。他通过考察教会和军队这两类稳定、组织化的群体而发现，群体得以存续的前提之一是每一成员均认为自己得到了领袖同等的爱。换言之，个体出于自恋而非社交本能的需要组成群体。弗洛伊德也据此批评了特洛特的平等精神，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本能地接受他人暗示并做出社交反应，那个特别有道德感召力的成员最有机会成为领袖，领袖“几乎是纯粹偶然地被扔进人群中的”。弗洛伊德不信这种机会上的平等主义，“我们不要忘记：群体中平等的要求只适用于其成员，而不适用于领袖。所有成员必须是彼此平等的，但他们都想被一个人所统治”。(弗洛伊德，1923/2014：144)

领袖策动群体行为的一个重要技巧是操演仪式，或制造戏剧化的行动场景。“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勒庞，1895/2015：114)勒庞深谙此道，他认为无论是仪式还是戏剧化，都要先激发群体的想象力进而转化为群体行动。形象催生了巨大的想象力和行动力：“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他们的行为动机。”一个事件之所以能影响群众，是因为它引人注目的方式，而不是其中的事实本身。现实往往只是催生想象的仪式或戏剧化过程所使用的素材。勒庞举例说，在罗马民众看来，“面包和宏大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理想”；这种理想世代相传，人们再无他求，甚至无视内忧外患的现实(勒庞，1895/2015：111-112)。

弗洛伊德以部族中的出生礼、成人礼和葬礼等多种仪式为例，探讨了戏剧化过程对凝聚群体道德情感、强化群体行动力的作用(弗洛伊德，1913/2014：129-135)。特洛特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他的一贯风格——不像勒庞那样激烈，也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充满神秘主义，他把目光投向日常的群体行为，譬如群体成员之间的问候性交谈(conversation of greeting)。在他看来，问候性交谈表面上无关痛痒，实则是知识共享的必需环节，因为它令对话双方首先确证了“自己人”的身份。这种礼节性的对话帮助人们判断彼此是否志同道合，“从一个人对天气、新鲜空气和政府草案的看法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线索，若非志同道合，对话就没必要继续了”。(Trotter，1917：119)

四、群体行为的后果及其批判

社会心理学无法回避对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后果的研判：在群体内部，个体是否会被群体淹没或钳制？在群体外部，群体行为是否造成破坏性的社会影响？

勒庞针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确定的答案。他认为，群体的有意识人格沦陷，无意识人格得势。个体的思想和感情转向同一个方向，智力下降，激情升腾，随时可能失控，或因被操纵而失范。群体及其成员不过是“机器人”“沉睡中的人”，或在文明阶梯上倒行的“野蛮人”。他的一个极端判断是：除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如果说少数精英创生了文明，那“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只能造成文明的倾覆。勒庞坚持认为群体不能理性思考和行动，无力创造复杂的典章制度，也选不出合格的领袖——如果给群体自己选择领袖的权力，他们要么选出偏执狂，要么挑出庸才。因此，群体最大的作用就好比加速垂危或解体的细菌。只有“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群体的主要使命才是清晰可辨的(勒庞，1895/2015：52-55)。

弗洛伊德和塔尔德的观点比勒庞更温和一些。弗洛伊德承认个体加入群体后被动地失去自由，“群体对个体来说既是力量源泉也是危险所在”。当个体成为群体的一员，他会觉得从众才是最佳选择，即便是“与一群人鬼混”也无所谓。为了表示对新权威的遵从，他可能对以前的“良心”无动于衷，“纵情享受压抑消失后的各种欢愉”。但是，在某些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中，个体出于自恋和建立情感联结的需要，会自觉、主动牺牲部分自我意志；同时也会以个性修正、弥合群体之缺憾(弗洛伊德，1923/2016：102-103)。此外，群体心理和行为未必就没有创造性，语言、民谣、民俗便是群体智慧和创造力的明证。塔尔德认为个体组成群体意味着“文明的进程表现为逐渐拉平、走向均衡的过程”。(塔尔德，1890/2008：38)这个看法可以做正、反双向解读：从反面看，群体只能同音同调，个体的声音被抹煞；从正面看，历史本应均衡进步，多元个体“交融的结果是个体差异亦有用武之地”。(塔尔德，1969/2005：220-221)

如前所述，特洛特基于社交性、暗示性、非理性等心理学解释和单细胞与多细胞关系的生物学解释，认为个体加入群体必然意味着某种牺牲。但他在总体上对此怀有乐观态度，理由如下：

一是在特洛特在社会型群体中看到了妥善处理群体与个体关系的希望。在狼群这样的进攻型群体中，个体必须对领袖和其他成员极其敏感，高度服从和配合，时刻准备为群体目标赴汤蹈火，个体意志被忽略乃至无处容身。防御型群体的表现和特征与进攻型群体往往相反，但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上却是一致的，即个体必须同化为群体才能防御、抵抗共同的风险。在蜂群这样的社交型群体中，情况就不同了。蜂群并无任何明显的指导或者管制方法，蜂王的尊贵仅仅源于其职能，而这种职能并不具备头狼对狼群那样的指导性和支配力。无论多么重大的政策决定，皆由工蜂自发产生。且无论该决定对错与否，都不至于遭受极端反对和致命惩罚。工蜂因个体的局限性聚合成蜂群，各司其职，又整体协同(Trotter，1917：172-173)。在特洛特眼中，个体是有限的，群体亦非全能，社交型的团结才是可贵的。

二是特洛特坚信人的社交本能会培育利他主义精神，从而缓解或规避群体的对内伤害和对外破坏。与勒庞相反，特洛特强调了群体的建设性——正是基于社交本能，个体才会对群体中他者的在场和利益保持敏感和关切，并愿意做出适当的自我牺牲，以顾全他者和全局利益。利他主义是社会性动物的特质，是源于本能的正常和必要的发展，也是社交本能的最高级产出。蜜蜂尚且对自己的同胞十分同情、理解，由人构成的高级社交群体更可滋养利他主义，乃至超越群体的边界，在更大范围拓展利他精神。越是强大的生物系统，越具有丰富的开放和吸收经验，也就越倾向于扩展利他主义的范围(Trotter，1917：122-124)。

特洛特并未给利他主义添加太多的道德和理想主义温情。他所称的利他主义，是一种双向的社交本能和敏感，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忘我和无私。利他主义既是一种自我牺牲，也是一种“以自己的方式来吸引他人兴趣，让对方了解自己个性”的手段和能力(Trotter，1917：22)。就后者而论，利他主义亦可称为“自我主义”。“利他主义的巅峰首先源自一种感觉”，特洛特指出，这种感觉是个体在群体中“挥洒自己、表现出真正激情的唯一途径”。(Trotter，1917：51)利他主义的唯一回报就是情感，是敏感地反馈他者并达至认同、团结的状态。基于社交本能和利他主义，群体的每一成员在接受和应对暗示时都会运用自己独特的智慧。这是群体的创造而非单纯从众或模仿。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智识不断进步，文明在传承中持续拓展，而非简单的复制和遗传。(Holdstock，1986)

三是特洛特非常看重人作为社交动物的特质——交流与对话。特洛特在1909和1915年都专门论述了交流与对话作为人之独特品质和能力的重要性，这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勒庞和弗洛伊德。尽管特洛特同他们一样倚重对群体心理和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但他大体做到了不简单照搬，而是强调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群体的特质。在特洛特看来，交流与对话是确证群体成员身份、建立群体认同的关键手段。人们通常认为沟通、对话旨在促进思想的交换，而特洛特则注意到思想的传递只占日常对话的一小部分(Trotter，1917：119)。对话的确能够促进思想的交流和创新，但大量日常对话与此无关，而仅仅作用于建立关系、增进情感，它们正是形塑群体认同的基础。同时，交流与对话也是群体成员确认自我、协调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群体关系的过程，此间个体的差异性和群体的整体性有望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塔尔德也很看重人类的交流与对话能力，他认为交谈最持久、最重要和最不为人注意的特征是“人们彼此的自发注意达到顶点”，“凭借这样的极端注意，人们彼此渗透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社会关系”。因此，“会话是最强大的模仿动因，也是传递感情、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强大动因”。(塔尔德，1969/2005：239)

按照特洛特的逻辑，要应对、消化群体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后果，就必须提升人类交流与对话的能力。那么，如何提升这种能力呢？特洛特并未给出解决方案，只是发出了预言家式的感叹：人类的交流太复杂，因此人类群体生活的和谐之路势必更漫长、更痛苦、更危险(Trotter，1917：60-62)。

传播学的重要奠基人、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Park)评价特洛特的《和平与战争时期的群体本能》说：

这是一部很有启发性的著作。它使人心中恼火，令人头脑活跃，产生很多新想法，但它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它没有为新奇的想法提供坚实可靠的去处。读者可能会发现先人(指特洛特——本文作者注)已经看到了比他们所见更远的地方，但是他们也会发现，特洛特也仅仅是开拓者而已。(Park，1916)

事实上，不只特洛特，勒庞、弗洛伊德、塔尔德皆是卓越的观察家、评论家和预言家，却都不是合格的问题解决者。

特洛特等人对群体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譬如，他们在总体上都倚重个人主义视角，或多或少地移植进化论和生物学解释，怀有强烈的精英主义情结，缺少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如果有的话，也是所谓基于生物学观察的自然主义方法，大量观点明显草率、武断乃至极端。然而，我们是否要苛求站在20世纪门口、大众社会开端的早期社会心理学家们一定要拿出完整、精致的解决方案？譬如特洛特提出的提升人类交流与对话能力问题，直到20世纪晚期，阿佩尔(Karl Otto Apel)、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才完成对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问题相对稳妥的论述。

四人之中，特洛特相对最为独特，他在表现出上述局限和缺憾的同时，也彰显了一些平衡、纠偏的研究品质，譬如他的群体和社会思维、对人类交流与对话特质的强调、对平等精神的重视、对群体建设性的乐观、对利他主义的想象等。他甚至超前批判了20世纪后期现代性反思的核心议题：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

特洛特认为，人跟其他生物一样，都是构成复杂宇宙的元素。人类过分看重自己而贬抑他者，就会产生“非人的孤独”(inhuman loneliness)；悲剧的是，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将这种孤独视为天命和自尊所在。如果能从这种孤独中解脱，认识到人类自身及其品德、抱负皆如长河星子，那么他就会明白：现实中的精彩丝毫未失，个人的勇气和自尊也能绘就美丽的画卷(Trotter，1917：67)。在特洛特看来，勒庞、弗洛伊德们应适当祛除人类中心论色彩，着眼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联系重新思考群体心理和社会发展问题。“在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所有心理现象之间建立关联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会深刻影响研究者看待人类心理所持的态度。”(Trotter，1917：77)

特洛特晚年重拾大学期间对文学的爱好，面向全国的医生、护士和医学院学生发表演讲，据称每篇讲稿都堪称优美的散文。在一篇题为《医学的艺术和科学》(Art and Science in Medicine)的讲稿中，特洛特说：

“我们大多数人身上始终燃烧着微弱的花火，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宝贵财富。要真正接纳自己那些荒唐、新奇的想法，不要对此有任何误解。尽管有人视之为艰难险阻，亦有智者言其‘并无益处’。然而，好奇同美德一样，是人对自己的最高奖赏。”(Trotter，1941：8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