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之发展演变

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国家危亡，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道路不断进行探索。一批积极“参与”政治，用“文章救国”的青年，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身理想与抱负。而作为将这些新青年们凝聚起来的一个特殊阵地，《新青年》上的新闻观点不断发展，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上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就多达130余篇，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在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一、陈独秀早期思想的发展与进步

1879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步的时期。最初，陈独秀追随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1897年，年仅18岁的陈独秀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了《扬子江形式论略》，介绍了东晋到明清的历史故事，总结历代兵家用兵之得失，并全面总结了扬子江的重要战略定位和使命，忧国忧民，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但1898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显现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揭示出守旧势力的本质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反对任何政治改革。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革命派应运而起。1901年到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发挥着“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功能。到1902年，陈独秀开始由维新派向革命派思想转变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陷入了悲观与彷徨，但他的报刊舆论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二、《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践

（一）新旧思潮之争：宣扬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社告》第一条即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同之道”。可以说，早期的《新青年》定位就不在政治，而是关注青年思想教育的一份杂志，其主要目的是开启明智，致力于思想启蒙运动，努力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拯救中华民族。

此时陈独秀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思想变革的原因是他认定改造国民性是政治变革的前提。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名称的变动，更多的代表了主体的意识改变。陈独秀曾明确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认为国民的思想觉悟乃是当今最重要的事情,而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所依靠的思想观念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要想真正做到救亡图存，就要进行一场反对孔教、理法和旧伦理、旧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故在《青年杂志》创办之初，陈独秀便发表了很多关于宣扬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的文章。

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陈独秀决定连载陈嘏翻译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春潮》这部小说带有显著的政治背景，虽然屠格涅夫对拿破仑帝国的崩溃赞不绝口，但他也清醒地看到了德国侵略者的本质，严厉批判并揭露了普鲁士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文化；随后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第二、三、六号发表了薛琪瑛女士翻译的王尔徳爱情喜剧剧本《意中人》，作为有史可考的最早运用白话文翻译的剧本，《意中人》直译特点突出，无疑为日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此后，第三、第四号还发表了陈独秀亲自撰写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简要介绍了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文艺思想发展史。这种对西方现代文艺的概述且带有一些个人曲解的观点，却是中国新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思想进行改革中国文学的先声。《新青年》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倡导文学革命，通过新旧思想争夺的方式表达，在当时社会舆论形势下是开创性的。 

（二）转变办刊方向：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刊物过渡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观望到思想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体现在《新青年》报刊的内容中，即《新青年》由宣扬民主主义向宣扬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

1917年4月1日，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不久，整个中国社会充斥着严重的“恐德症”，误料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会与德国单独议和，从而增长君主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气焰，对中国不利。陈独秀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从这篇文章来看，陈独秀的态度和认识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他对二月革命持积极态度。他还认为，二月革命对中国大有裨益，值得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北洋政府对社会各界尤其是言论出版的控制让陈独秀对政治和舆论的认识更加深刻。陈独秀察觉到了无产阶级舆论的重要，在面对现实问题之后，他的思想也开始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重大转折。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发表文章《各国农劳界的势力》，对十月革命做出了极高评价：“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们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同逐渐加深了，并从“历史家”的角度看待十月革命的影响，从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以促进中国社会“变动和进化”。 

同年5月，《新青年》出版第六卷第五号杂志，由李大钊主编。由于这一期刊发了数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所以被学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七篇（包括一篇翻译文章）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价的文章，从而将马克思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编辑学的角度看，组稿工作是整个编辑工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是一期非典型的专号，具有很强的同人色彩，“留学生”、“经济学专业”、“北大”是这批作者的重要标签，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

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在文章中李大钊把握了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内容——唯物史观（经济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文章中做了系统的阐述以及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与其他马克思主义专号文章共同把对马克思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积蓄了更加坚实的力量。在李大钊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后，陈独秀已经察觉到了无产阶级舆论的要求，在面对现实问题之后，他的思想也开始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重大转折。

（三）“主义”问题的激战：用科学社会主义改造中国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关于《新青年》是否应该充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发生过几次影响巨大的关于“社会主义”论战。

1919年5月，借助《新青年》，李大钊与胡适对“问题与主义”发表论战。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胡适发表一篇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从而引起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用政治革命的办法对中国社会实行根本变革，其文章的实质是宣扬的是改良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而李大钊则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反驳，针对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决问题，澄清经济问题是中国所有问题根源，只有联合工人进行阶级斗争才能解决。这次论战不仅仅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的第一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为人们在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针对论战现象，陈独秀已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决民主问题。1919年12月，由陈独秀撰写的《本志宣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尖锐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隔年9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的第八卷第一号中，首篇就刊登了标志陈独秀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谈政治》，在《谈政治》一文中，他极力强调自己的政治态度，“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该文的发表意味着此时《新青年》中的陈独秀已然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9月，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罗素应梁启超、张东荪之邀到中国进行讲学。到沪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他认为能救中国的只有一条路，即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受到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人的反驳，一场论战就此爆发。陈独秀汇集双方文章，并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以进行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陈独秀批判了罗素和中国研究家张东荪、梁启超等宣传等“基尔德社会主义”和当时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

通过对“主义”问题的几次论战, 陈独秀深感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成为社会主义刊物，从此中国人民的斗争才走上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胜利发展的道路。

三、《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新青年》从创刊至休刊，一共十一个年头，在此过程中，它不间断地展示了早期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见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却扮演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新青年》启蒙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1917年1月，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力荐下，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北京，走入了北京大学校园，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以大学为依托，迁来北京的《新青年》杂志原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中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激进的民主派或自由派人士，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提倡科学与民主。《新青年》杂志聚集了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锻炼了主力队伍。

同时，《新青年》的出版还影响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解放，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影响。《新青年》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发行量在1000册左右，1918年后，发行量猛增至20000册，被称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毛泽东就曾在保安（现志丹县）对来访的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于是，一群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和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崇高性，走上了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这一时期，拥有着马克思主义萌芽性质信仰的一批新青年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新势力，青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青年后备军们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的前进。

（二）《新青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平台

《新青年》宣传的“科学”、“民主”强烈打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的创立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拉开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点燃了中国思想启蒙的火把，《新青年》和北大也因此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它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河，是第一个全面系统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并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

1923-1925年，《新青年》从月刊改为季刊到不定刊之后，成为纯粹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后期的《新青年》引进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研究重点也因此而转变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瞿秋白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概论》、《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彭述之的《谁是中国革命之领导者》、陈独秀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复刊后，为了发扬马克思主义学说，《新青年》还翻译了众多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作。1923年6月至1926年7月《新青年》发刊9期,共118篇文章，其中译文就占40篇，包括：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民族殖民地问题》、《亚洲的醒悟》；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列宁主义概论》;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基本条件和新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等著作书稿。

就1923年6月至1926年7月这段时间刊载的相关著作数量来看, 最高单期译文的比例甚至超过全刊的一半。可以说，《新青年》所载译文反映了编辑界和翻译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这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逐渐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线索。

（三）《新青年》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

1920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然开始思考中国的特殊国情问题，并且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23-1924年,《新青年》发表了《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等文章,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进一步思考，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1926年3月25日《新青年》发表了瞿秋白的《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 对五卅运动进行了总结，使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民联盟关系的认识, 认为历史已证明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又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尝试，为新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结语

作为20世纪中国极具影响力的报刊，《新青年》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培养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进的开端。它的传播思想转变与时俱进，从“惊钟适铎”、“开启民智”、高举民主科学大旗、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开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对引导我们探索新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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