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形象塑造看不同艺术形式的悲剧性表达——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与同名电影的比较为例-影评论文

作为悲剧的主要审美特征，悲剧性在表达悲惨凄苦的故事情节和曲折多舛的人物命运方面所取得的效果是其他审美特征所无法企及的。当然，这一特征能否得以充分表达和展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故事情节的铺设架构和人物形象的匠心塑造，也正因为后者使得反映上述特征的艺术形式及作品在悲剧性的表现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在根据元杂剧改编、由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与其最初的表现形式一元杂剧之间的悲剧性人物塑造方面得到了有力体现。本文试图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角度切入，来探析其中缘由。
一、因形象塑造的不同导致人物原始形象的颠覆
元纪君祥所作的《赵氏孤儿》作为中国最为著名的悲剧作品之一，其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刻画了一批性格非常鲜明的忠奸、正邪对立的人物形象，通过两种对立形象进行的持久而悲壮的博弈、较量，最终邪不胜正，完成了对忠、义、烈的肯定。以纪君祥的元剧为蓝本的《赵氏孤儿》被改编过无数次，在人物原型、主题思想上大体都能继承原著精髓，但电影《赵氏孤儿》却将人物形象做了颠覆性的改变。
元杂剧主要围绕杀孤、救孤、复仇这一条主线展开，为了维护正义、忠良，程婴、韩厥、公孙等义士与屠岸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显示出英雄们自我牺牲、大义灭亲、无怨无悔的高贵品质。下将军韩厥：“我如果将这孤儿献了出去，少不了一身高贵。可是我韩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怎么会干这种损人利己的事！”为了让程婴去得放心，他抽剑自刎，成了一个毅然决然的年轻英雄。得知屠岸贾要处死全国一月以上半岁以下的全部婴儿，程婴为了保孤儿，找到已经不问世事的公孙杵臼，公孙考虑到自己年已长而孤儿尚幼，决定以自己的命换得程婴的生命，让他去抚育赵氏孤儿以日后报仇。面对屠岸贾的威逼，公孙宁死不从，最后撞石阶满头流血而死，表现出一个老人的忠义正气。而在影片中，韩厥面对公主与程婴的再三求情，在公主为他想好退路的情况下才放开赵氏孤儿，此后面对屠岸贾的一剑又耿耿于怀十多年，忍辱偷生十多年；而公孙则与屠岸贾来回刺杀了一小番后才死于屠岸贾的剑下，一少一老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尽失。
依此看来，相对于元杂剧《赵氏孤儿》而言，影片将主要人物形象程婴与屠岸贾进行了的颠覆具体表现为：1.好人变“坏”了。如原著中那个视死如归、无私无畏、主动献儿取义的可歌可泣的程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影片中那个自私、阴险的程婴。于是，程婴就由原著中打动千万观众的“忠义”完人变成了历史长河中一个不失美好人性却又充满缺点的“小人物”。
坏”人变好了。与好人变“坏”相反的是，剧中主要人物屠岸贾这个坏人变“好”了。影片前半部分，屠岸贾要比原著中更凶残，更富野心，不仅假传圣旨诛杀赵家满门，还利用毒虫去咬国君背后画在皮肉上用来辟邪的圆圈，杀死国君。但当屠岸贾如愿地杀尽敌人，控制小国君之后，影片突然来了个毫无铺垫的转折。小国君问屠岸贾何谓仁，他答就是做一个好人。从此处开始，屠岸贾变成了一个温情脉脉、满怀爱心而又不乏严格的好“父亲”，影片的后半部中，这个父亲要比程婴称职、高大而又有人情味得多。特别是当屠岸贾发现程勃与赵朔长得如此相似就是赵家后人时，他也不再像十五年前那般凶残。明知是赵家的后代，最后在赵氏孤儿被敌军团团围住，孩儿大叫“干爹，救我”时，他于心不忍，回过头来救他于困境。最后屠岸贾坐等程家父子前来报仇，再一次表示他愿意放他们远走高飞。至此，屠岸贾大恶大奸的形象被模糊化，令读者多了唏嘘的同情，所以，最后赵氏孤儿一剑刺中屠岸贾时，复仇的快感与意义似乎已不复存在。
二、时过境迁及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导致人物悲剧性削弱
元剧中塑造的一批具有讲信义、轻生死、除暴安良、忠君爱国、勇于自我牺牲等伟大品格的义士是《赵氏孤儿》得以传世的重要原因所在。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作为悲剧，描绘人物性格时必须遵循一些原则：第一，性格要善良，性格善良的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能够明白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物的行动能够体现人物的性格。第二，性格要符合人物的身份，要从中体现出一种“和谐"。第三，性格要首尾一致，这样人物形象就具有逻辑一贯性和说服力。电影《赵氏孤儿》却将人物形象做颠覆性的改变，直接导致原著悲剧性的削弱，我们不禁要追问一下，“这么说”的原因究竟何在？
1、时代不同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一部文艺作品的创作或改编，不可避免地融合着作家或编导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而这种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必定又与其背后的时代密切相连。那么，元代社会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观是什么？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现实，也就是说，元杂剧中所强调的忠义、自我牺牲、对抗残暴恶势力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元代社会的某些精神面貌。“元杂剧悲剧精神首先带给我们的印象是牺牲情结。这一情结的凸出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心理积淀而成，在元代这一特定历史环境冲撞下凸现的。在元朝，汉人深切而完整地感受到异族入主的屈辱和种族歧视的痛苦。他们在悲剧现实中呻吟和挣扎的同时，把目光审视到历史的长河中，思念、仰慕那些慷慨赴难、以身赴难的忠臣良将，并希望以之作为悲剧素材，饱含了亡国奴屈辱和痛楚的悲剧心理。因此，元代剧作家们以阳刚之气、正义之光作为悲剧主题，推出了一台台慷慨悲壮的英雄悲剧，反复褒扬剧中主人公自愿赴死的‘牺牲情结’。”这种伟大的牺牲情结直接来自于“重义轻利”的传统文化。公主和韩厥自杀、程婴舍子、公孙撞阶，所有人的所有举动只为一个目的，保存赵家唯一的血脉，让他日后为赵家复仇，这个目的背后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的功利追求。
当下，忠义、复仇、自我牺牲都早已被人们淡忘，影片中公主在临别之前，嘱托程婴，等孩子长大了不许告诉孩子父母是谁，仇人是谁，忘了报仇，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体现出的是典型的当代国人的价值观。当代人还借屠岸贾之口质问程婴：“一个出卖自己儿子的父亲，多可怕呀！”“你有什么权利决定你孩子的生死？你又有什么权利让赵家的孩子为你报仇?”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被淡忘直至失落。并且，一切曾经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戏谑，如果说影片以一种调侃的姿态刻画昏庸无能玩弹弓的国君还能被观众接受，那么程婴这样一个原本代表忠义最高形象的人物却被喜剧演员葛优表演得充满喜感，这种对英雄的解构、戏谑就太背离作品原本的初衷了。这不是编剧或导演某一个人的错，也不是某一部影片的问题，问题根本在于文艺创作的价值观直接映射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现实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决定着文艺作品中的价值观。当下的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轻义重利可谓是主流之一。从这个方面来看，影片比元杂剧少了悲剧性，而影片背后体现出的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失落却多出一重悲剧性。
当然，对人物形象的改造，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人性的深刻性、复杂性、多面性的认识有所提升。如今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作品，都不会再有单纯的带着符号化脸谱的人物形象出现，这表现出当下的人们对简单的好坏、是非、黑白、对错二元对立思维的抛弃，标志着当代受众艺术品味的提高，在这部电影中同时还显示出导演力图将大历史小人物化、平民化的努力，符合当下文艺创作与批评界的内在潮流，最典型的就是影片中关于父子情的浪漫化处理。影片的本意是在挖掘人性的多面性，使其性格更丰满，但正在这里体现出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前后性格不一致之说，影片前半部分屠岸贾阴险狠毒，但面对复仇的程家父子他显得过于仁慈，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根本转变不符合人物特征。而原著中，屠岸贾的确也是非常喜爱赵氏孤儿的，其中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他“正在阴谋计议，凭着孩子的威力，早晚可以杀了晋灵公，夺了晋国，自己登上宝座，把自己的元帅官位让给孩子，更可称霸于列国了”，这才符合他的本质。影片中模糊是非善恶，使得影片在悲剧性上大打折扣。
2自艺术形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元杂剧的剧本作为文字作品，有更多的想象的空间，例如原著中对赵氏孤儿的成长过程描述很是简单：二十年过去了，赵氏孤儿一名义上是程婴的孩子、屠岸贾的义子也长大成人了。在屠岸贾的精心培养下，十八般武艺无所不会，弓马娴熟更强于屠岸贾。屠岸贾非常喜爱这个孩子，为他取名叫屠成。他把程婴叫做“这壁厢爹爹”，把屠岸贾叫做“那壁厢爹爹”。至于屠岸贾究竟为何喜欢这个孩子和喜欢到什么程度，赵氏孤儿的武艺与人品如何，程婴在这二十年中受了多少的煎熬，对培育这个孤儿所花费的心力究竟几何，都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与余地。相反的是影片将这一过程仔细铺陈。原著中孤儿听完程婴交代他的身世后，气昏倒地，醒来哭着说：“我空长了二十年，原来还认贼作父!我要生擒那老匹夫！让他还俺一朝臣宰，为赵家三百口人抵命！爹爹请坐，受你孩儿拜！”正因为原著中对他成长过程与屠岸贾的感情没做铺陈，对孤儿的性格特点未做限定，所以，得知身世后强烈要求报仇就不显突兀。相反的是影片中，真正面对自己身世后，孤儿竟然没有经过一段挣扎，提剑跟着程婴去复仇就显得非常突兀。
此外，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要在固定时间内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以持续不断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所以它要求戏剧冲突更频繁、复杂。因此，改编过程中根据需要增添或删减一些非主要人物形象，都是必要的。但是增或减应当服从于中心主题。影片删了勇士魏绛、饿夫灵辄、殿前太尉提弥明的精彩表现，这三个人物都是英勇忠义正直之壮士。影片中增加了程婴老婆的戏份，多了程婴与老婆之间的冲突，编导本意当是以妇人之见烘托出程婴的伟大，程妻的形象刻画基本上是可信的，也使得故事更加跌宕起伏，但事实上对突出程婴的高大和对主题的加深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原著中本来放孤后壮烈自刎的韩厥，在影片中因为被屠岸贾砍了一刀而发誓报仇，忍辱偷生十几年只为最后在战场上放一支并没有夺去屠岸贾生命的冷剑，人物形象显得苍白无力更显多余。
二结束语
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的艺术性恰在于其每一个环节都通过充满着令人痛心疾首的矛盾和利用正与邪、善与恶、黑与白等鲜明的对比来强化其艺术效果。当然，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及其表现形式，出于某种需要抑或作品设计者的匠心取舍，在同一悲剧的表现方面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或因渲染而增强，或因淡化而减弱，这种差异，也正是艺术作品适度取舍和有限创造的集中体现。电影《赵氏孤儿》与同名元杂剧在悲剧性表现方面的差异其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