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是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文明的认同

葛兰西认为，所谓文化领导权就是指，统治阶级的国家通过非暴力的意识形态控制，通过思想文化潜移默化的定向与灌输，使被统治阶级自觉自愿地接受其奴役与统治。他说，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所谓统治，就是通过分化、联盟、瓦解甚至武力等手段使敌对集团服从自己的控制；所谓智识和道德的领导权，就是统治阶级集团通过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建立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进行各方面的社会改革，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同意，从而使自己处于精神和道德方面的领导地位。葛兰西尤其看重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只有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领导权，才有可能获得国家政权，即使夺取了国家政权，也仍然存在领导权问题。孟繁华也说：“文化领导权就是‘文明的领导权’，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 一个国家的领导权绝不单单意味着通过强制暴力使被统治阶级服从，相反，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一系列大众传媒，通过政党、学校、教会、工会等各种社会团体与学术团体，以文化、宗教、习惯、教育等为媒介，在智力与道德上说服被统治阶级，使其积极地认可赞同统治阶级的领导，从而形成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主流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体现。

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在他看来，强制、统治、暴力属于国家；而同意领导则属于市民社会：“现在我们固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向——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是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另一个可以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在另一处他又说：“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象社会、工会或者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他认为市民社会包括的不是“整个物质关系”，而是整个思想文化关系，不是“整个商业和工业关系”，而是整个知识和精神生活。他指出，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市民社会的社会团体和组织机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和传播的工具和载体，是统治阶级行使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场所，因而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市民社会的主角是知识分子，他们是行使文化领导权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