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媒体与公共领域的构建

一、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性考量

到目前为止，关于社会化媒体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保罗·莱文森认为，所有的媒介都具有社交性，所以作为新新媒介不能冠之以社会化媒体。何威则认为，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已有的传播方式已不能解释这种新的传播现象，提出了“网众传播”的概念，并认为网众传播是“由网众发起和参与、由社会性媒体（Socialmedia）中介的传播模式、现象与行为。” 【1】  将社会化媒体所带来的传播方式与以前的传播方式做了更为明确的区分。社会化媒体叫法的背后更多体现的是人与人的社会性关系。正如林燕灵所言，“为什么将这种新型媒体称为“社会媒体”呢？之所以选择这个词语，在于它代表了一种基于个体互动而建立并维持的沟通平台。社会媒体同时包含着个体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沟通的社会性。多项网络特性均有用户来推动，而这些用户根据其选择、兴趣以及使用社会网站／工具来分享其“故事”并建立理解的方式来进行分类。” 【2】

毋庸置疑，社会化媒体是科技和网络发展的产物，是技术驱动下的新发明。

社会化媒体由于技术特定的差别所导致其具有系列不同于网络传播的新特点。（1）良好的参与性。这种参与性鼓励人们进行信息传递和反馈，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模糊了媒体与观众之间的界限。媒体即可以是传递者，又是中介，同时还可以作为接受者而存在。（2）良好的开放性。绝大多数的社会性媒体对参与和反馈活动都保留开放状态，并鼓励人们进行评论和分享信息等活动。（3）双向互动性。与传统大众传播不同的，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更像是谈话，有来有往。（4）社区性。社会化媒体允许其成员有效地传递信息并共同分享共同的兴趣和话题。（5）较好的互联性。这意味着从一种形式到另外一种形式的媒介转换极其简单，只是鼠标的点击而已。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技术，不能忽视的却是其具有的潜力。近几年以社会化媒体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论文不可胜数，但大多数的实践更多体现在社会化媒体营销层面的操作性研究，关于从公共领域探讨社会化媒体的却几乎没有。

二、公共领域理论文献综述

关于公共领域的思想，陈卫星教授认为，其最早源于康德的思想。“康德最早从生活共同体的传播需要出发，表达了公共领域的概念——非物质的象征空间。” 【3】 但真正开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的应该首推汉娜·阿伦特。她在《人的条件》中，论述了人的区分了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前两种活动都是一种满足生理和生存需要的活动，后一种是的人参与公共性活动的能力。由于活动类别的不同造就了私人领域、公共生活领域。私人领域以及其活动成为公共生活领域的保证和基础。当然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思想中也包含着言语与行动等思想。因为其思想的源头更多是来源于对古代希腊民主制下的公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古代希腊，广场等地方成为人民公开辩论、进行互动交流的重要场所。通过辩论、交流等方式，使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立场的人来进行交流直到形成统一性的意见。从其本质来看，公共领域只是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个进行表达意见和其他人交流的平台。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等问题被汉娜·阿伦特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基于汉娜·阿伦特的思想之上。他主要分析的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对历史中曾经出现的公共领域进行了比较性分析。认为真正的公共领域的产生是以市民社会获得独立为前提的。“科层制的确立使代表型公共领域开始萎缩，并逐渐让位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权力领域（这也是一个公共领域，但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权力不再指涉依靠权威建立起来的、具有代表性质的宫廷，而是与用合法垄断统治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器相关联。” 【4】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商品生产者形成的私人自律生产即是市民社会，而作为经济活动代表的市民社会与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的国家和政策构成了对立，从而形成了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公共权力与私人自律”的矛盾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报纸等新闻出版物和沙龙等形式是批判性开展的主要形式。可以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已然包含着一个面对面交流与讨论的空间。哈贝马斯在后期对公共领域的转型研究之后提出了比较悲观的观点。

而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比较乐观。泰勒引入了安德森的“社会想象”的概念,认为社会公众已不再是需要面对面交谈而得以聚合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大众媒介所聚合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而公共领域也是一个可以观念重塑的“社会想象”【5】  可以说，泰勒公共领域的理论在网络时代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哈贝马斯的面对面的形式可以由虚拟空间中的人员结社、集合来代替。公共领域功能上的建制依靠新媒体是可以实现的，从而形成一种电子广场的效果，最终具备了实现电子民主的可能性。电子民主的定义与拓宽政治参与的努力相关联，通过新信息和交流技术使公民之间、公民和代表之间相互联系（汉萨德学会）。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于发展正在为泰勒的公共领域提供新的内涵。这也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构建作为一种理想在社会化媒体的背景下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三、社会化媒体与公民的政治参与

   社会化媒体作为一个平等、开放、共享、参与的全球化公共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形态，为公众提供了自由表达的话语空间，利用其技术特定与传统的媒体有着截然不同的传播模式、影响社会方式，建构了不同于传统的网络公共领域。社会化媒体对于信息传播的过程，表现为一种网状传播，这种传播不仅仅可以放大信息，同时还可以使信息的传递经过关键节点，得到更为广泛地的中介化，从而形成一种如波浪扩散式的传播。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已经成为不少学者、青年人群的主要使用的媒体。不少的人已经将社会化媒体作为传递信息和表达观点的手段。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社会化媒体在新闻和信息的报道披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传统媒体报道受时间的限制和政府严格的控制，导致在很多重大报道上总是出现缺失，而社会化媒体总是以第一现场报道的形式来进行报道。同时，社会化媒体不仅仅是一个媒体，它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进而会导致信息快速在其中转变而形成井喷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形成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府的议程，最终推动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微观改革。可以说，社会化媒体的异军突起，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舆论生成、演变机制和传播格局，重塑了中国社会的舆论生态。它的兴起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壁垒”。在直接挖掘新的议题的同时，凭借短、平、快等优势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加速了舆论的形成和扩散，实名认证制更是提升了社会化媒体舆论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庞大的用户群使社会会媒体舆论场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效应。目前，政府层面也开始重视社会化媒体在治国中的作用。从2010年开始，不少省市等部门开始建立官方微博，将微博纳入到公众与政府的良性常规互动之中，进一步形成了公众进行议政、参政的顺畅渠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四、社会化媒体背景下公共领域构建面临的困境

1、碎片化与整合性的背离

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圈子性的文化，也就是说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通过社会化媒体建立关系，并维持这种关系。以微博为例，对互相感兴趣的人才会互粉。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问卷调查显示，博主感兴趣的和愿意关注的对象是同自己有相似兴趣爱好的网友或者各行业的名人，而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网络。【6】 所以说通过微博产生联系的人大多数都是寻求同质化的而非异质化的人。同质化圈子的形成、维持和巩固将可能造成一种封闭性的互动交流，从而减弱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可能更加会强化群体组织间的隔阂，而不是减弱这种隔阂。这种群体化的圈子将进一步加剧社会中的民众的碎片化的状态，每一个圈子就是一个碎片。

圈子群体成员内部的讨论将导致 “群体成员对他们的判断变得更加自信”“协商通常通过减少群体内观点的多样而促进一致性”。【7】。这种全体组织内部的交流由于缺少与外部的有效沟通可能导致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很多认知等方面有可能产生不太正确的认知或决策，并且极有可能发生群体极化的现象，并造成 “信息茧房”：我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信息接触难以实现多元性。长此以往导致不同阶层、利益代表的群体相互在理解、交流与互动上的困难。大家无法将公共利益问题作为讨论的主题，这样将导致公共性协商的可能性的丧失。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社会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存在，它需要有一个公共管理机关的存在，人们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让渡给这个管理机关。同时，这个机构必须保证其合法性，同时需要整合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和行动。尤其是中国的当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导致统一性社会分解，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不同的阶层、利益集团代表之间的沟通难以开展，将不利于社会的整合，秩序的稳定。更谈不上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认同理解。那么，大家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将可能被每个群体的利益的关注所代替，而无法形成相互的认同。碎片化的群体、观点和思想将无法整合进公共领域的讨论之中，从而导致公共领域的理性讨论成为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利益竞争的遮羞布。

2、“弱关系”的连接难以形成有效的公众舆论

“弱关系”来源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思想。他在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关系时，根据关系的时间量、情感紧密性、熟识程度以及交互服务来界定关系的强度，从而形成弱关系与强关系的区分。强关系一般而言主要指亲戚或关系亲密的朋友，而弱关系是指一般性的熟人。格兰诺维特认为，弱关系是创造可能的流动机会的一种重要资源。因为强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共享信息的程度较高，而在弱关系网络中由于成员之间来自不同的群体，他们之间在一起交流信息的愿望和机会都比较少，信息重叠的程度随之也会减少。艾唐·巴克什等人通过对Facebook的一项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分享Facebook强关系发布的内容的可能性高于弱关系。并用以下两种原因解释，密友之间更有可能彼此相似，并因此发现对方分享的内容更有趣；强关系更有影响力。由一个人的弱关系分享的信息此后不太可能被局限于小范围所导致分享此信息的可能性增加较大。【8】

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化媒体之中，强关系与弱关系同时存在，并且人们在分享信息内容时，强关系更多传播的是同质化信息，弱关系才可能导致异质化信息的进入，所以弱关系在社会化媒体中的作用更为显著。但是弱关系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强大，并不一定就能形成有效的舆论。公共领域的实现需要的是一种理性讨论、深度交流，而弱关系下的交流可能达不到应有的深度。弱关系的存在具有较强的偶然性，分裂的意见的表达也很难通过有效整合而成为公共舆论。“系统和网络的增长使信息和沟通的多元化，但它并没有创造出政治公共领域赖以产生的条件，因为它没有扩大主体间的世界，也没有通过话语把一些重要的观点、主题等联系起来。主体在有步骤地进行沟通和交往，而主体的意识看起来在扩展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散乱。”【9】这种情况在目前的社会化媒体中表现的越来越突出。社会化媒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新型媒体来构建公共领域，实现社会全体的整合，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发展，将是一个十分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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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何威：《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②林燕灵：《社会媒体就是新型媒体》，《市场观察》，2008年11期。

③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页。

④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83页。

⑤黄月琴：《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年。

⑥喻国明：《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⑦转引自凯斯·R·桑切斯：《信息乌托邦》，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 57-58页。

⑧重视社交网络“弱关系”

⑨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作者简介  昝再利：（1977-），女，陕西泾阳人，传播学硕士，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