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旅游发展政策的演变及趋势

巴特勒对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划的分是以游客的增长率、增长数量来度量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并作为划分每个阶段的依据，借用该理论方法，并结合中越制度的变迁，及政策目标转变，中越恢复友好关系以来旅游合作政策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以边贸促进边境旅游的中越单边政策促进阶段（1991年—1993年）

1991年中越恢复友好关系以来，两国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旅游作为赚取外汇的手段，希望通过边境开发带动旅游发展。因此，中越两国把边境开放开发做为优先工作，1991年11月中越两国签订《中越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协定》，为双方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扫除了障碍，也为游客往来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1年3月，越南发布了《越南部长会议主席关于开放越中边境口岸的第98号指示》和《越南关于越中边境地区的规定》，在1992年3月越南又发布了《部长会议主席关于在新形势下组织和管理越中边境地区市场的第94号指示》。主要内容包括对进出口贸易、边境居民的商品交换、结算与货币等问题的具体规定，以此来加强边境地区贸易的管理，促进边境旅游发展。

1992年春，根据邓小平南巡扩大边境开放的讲话精神，我国连续出台了几个旅游相关文件和管理办法，在1992年5月，国务院批准广西开展中越边境旅游业务；7月国家旅游局下发《关于扩大边境旅游、促进边疆繁荣的意见》，并同意广西开展中越边境旅游业务；9月，广西旅游局颁布《关于开展中越边境旅游业务的暂行管理办法》。这阶段“以边贸带动旅游，以旅游促进边贸”是两国这一阶段旅游合作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指针，但是并没有把旅游活动放在经济活动中很重要位置，旅游活动主要是各自国内的沿边游，对出境旅游不提倡，不支持，我国原则是“控制人数，防止外汇外流”。[2]

（二）第二阶段：以中越旅游双边合作为核心的政策接轨、互动阶段（1994年——1999年）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以及临近越南的地理位置，越南游既能满足中国游客出国、又花钱少的心理，越南把中国作为主要国际旅游客源市场，这一阶段越南政策主要是面向中国市场的政策对接、合作、招徕，中国则进一步完善、规范、简化出入境相关制度，扩大与越南旅游交往。

1994年4月中越双方签订《中越旅游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国旅游合作进入政策合作、接轨的互动阶段。中越在旅游线路、出境领队、出国旅游人员管理办法协调基本一致，随着政策的完善，跨境旅游进入成熟的可操作阶段。

1994年下半年，我国在东兴和凭祥两个口岸,允许一定条件的旅行社为出境旅游的中国内地公民统一办理《中越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这项措施的采取使边境跨国旅游业得到迅猛发展。1999年8月广西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广西旅游业发展的实施方案》,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边境旅游、跨境旅游空间不断增长。

1996年，越南总理武文杰签署了《关于在芒街口岸实施部分优惠政策的第675号决定》,计划把芒街建设成为类似中国特区那样的经济区，放宽对外国人出入境限制，促进外来投资，大力发展贸易和旅游，1998年越南的芒街和谅山实行同样的政策。在越方政策吸引和中国政策的允许下，1996年中国大陆成为越南第一大客源国，中国占越南国际游客比例由1994年1.4%增长到1999年28.1%。

（三）第三阶段：全面开放、经济全球化、国际客源市场多元化背景下中越旅游合作阶段(2000年——现在) 

越南经过15年的开放，旅游基础得到改善，从1996年中国成为越南第一大客源国到1999年，期间每年接待中国大陆游客一直保持在40万人左右，越南亟待开拓其他国际客源市场，政策也同步跟进，中国占越南国际游客比例由2000年31.3%下降到2009年14.1%，越南其它国际客源市场增长较快。

随着旅游经济发展，中越继续深化双方旅游合作，2000年10月中越签订《中国公民持护照到越南旅游的备忘录》，同年越南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国家。同时，越南旅游政策向加强全球合作以及多边框架下合作方向发展，由追求较单一目标市场向全球市场推进。2003年6月，越南签订《越老柬缅次区域航空运输多边合作协定》，四国各航空公司可在四国间的民用航线进行直航，逐步形成共同的航空运输市场，以促进四国在贸易、投资、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提高各国空运的竞争力，更有效地开发国际航空运输市场。2003年11月，越南政府核准对来越旅游的法国游客免签证的待遇，单方面采取对日本、韩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免签证制度，2003年7月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正式开通台北—河内航线，2004年越南开辟了越美直飞航线。这些措施极大方便了来越的国际游客。

    总的来看，中越恢复友好关系以来，旅游合作政策经历了以边境边贸促进旅游开发阶段，中国与越南实现旅游全面对接阶段，经济全球化、国际客源市场多元化背景下中越旅游合作阶段。中越旅游政策因各自旅游目标市场、旅游市场地位、国际经济形势等改变而变化。这对中越边境国际旅游区的制度取向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