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艺术的趋近与疏离——《桃花扇》与史实不符之处及其原因探究

《桃花扇》作为一部优秀的古典戏剧自诞生起就吸引了不少读者和研究者的目光。到了现当代，研究成果更为丰厚。文学和历史是基本的研究场域。在文学的场域里，研究角度丰富多样，有比较研究，特别是和《长生殿》的比较；有对文本的研究——包括思想内涵、艺术特征、人物形象、悲剧性等；还有对《桃花扇》相关文本的研究等等。在历史的场域多是考据，虽有考证与史实的出入，却鲜有分析原因。

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子虚乌有之比”，吴梅在《顾曲塵谈》中说:“《桃花扇》之句句可作信史者多焉。”可见其力推《桃花扇》的“信史”高度。但《桃花扇》确有多处与史乖离，本文试站在历史和文学叠合的场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不符加以梳理并探究原因，最后再说明应如何看待。

（一）与史相左

张燕瑾提出《桃花扇》所写事实有四点与史实不符——“更动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改变了主要人物的结局”、“人物事迹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和“无中生有凭空结撰”。笔者认为这种归纳比较合理，但并不完善，试将其修改、扩充为如下四类：

一是更改时间地点。

如第一出，明崇祯十六年癸未二月，左良玉被李自成打败还军襄阳，但据梁启超考证，左良玉到襄阳是崇祯十五年壬午七月的事；

二是嫁接、省略和虚构情节。

侯方域、李香君之间的情节多是作者的虚构。据《桃花扇》所载，侯方域与李香君一见钟情，后来被迫分别，再重逢，双双入道。此间，二人互相牵肠挂肚，生死不渝。但侯方域《答田中丞书》写道：“仆之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偶语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凋。’仆因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未几，下第去，不复更与相见。”所以实际上，侯方域、李香君之间的缘分短暂得近乎逢场作戏。侯方域的《李姬传》写道：“李姬者名香……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据此传所写，香君的确就侯方域与阮大铖可能会有所牵扯之事规劝过侯方域，也拒绝过田仰的“金三百”，但《却奁》、《守楼》、《骂宴》、《寄扇》这几出却是孔尚任的“无中生有”。

三是调整人物的性情、行为或结局。

《桃花扇》有一个人物从头至尾均以丑角出镜，其貌不扬还粗俗可笑。但历史上的她并非如此，她就是郑妥娘。这体现了对人物性情的调整。

第三十六出写杨文骢弃官回乡。但《明史》记载，“杨文骢，字龙友，贵阳人。……十三日，大清兵破南京，百官尽降。命鸿胪丞黄家鼒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遂走处州。……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由此可知，杨文骢在弘光朝廷君臣逃散后仍坚持抗清，最终英勇就义。弃官回乡既是一种行为也是结局，这样的修改遮蔽了他忠诚不屈的气节，这是同时对人物的性情、行为和结局做了改动。

四为其他，如官职名称错误。

第十七出，将田仰的官职名称写成了天启年间的旧官职漕抚。

（二）原因探究

作为传奇，《桃花扇》是臻于完美的——奇势迭出的关目；沉挚圆熟的笔触；流转如珠的曲调；不落凡近的措辞……

但作为历史剧，《桃花扇》却可辨罅隙，虽然历史剧不要求也不可能与历史完全相同，但分析其众多细节与史实相悖的原因有助于从更深层品赏《桃花扇》。

原因可分作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中第一点是方便演出。

调整事时间地点、省略情节、嫁接情节可归属此类，除去多余的场次、布景、人物，集中展现故事，更能使观众享受完整流畅的审美体验。

另外，郑妥娘化成丑角主要是为戏剧增添轻松的成分，促成更好的演出效果，故也归为此类。

第二点是塑造人物。

嫁接情节、虚构情节归属此类。第十四出，将“七不可立之说”修改为“三大罪”和“五不可立”，并归于侯方域提出，以展现侯方域的政治战略眼光，批语说“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论，实出周仲驭、雷介公，侯生述之耳”，可见作者并非不知这一史实。

第三十七出，田雄背叛黄得功，不但放箭射伤他，还帮两位刘将军将弘光送往北京。但据梁启超考证，“射黄靖南者乃张天禄”；之所以把射箭者转接到田雄，是因为作者憎恶田雄这种不忠不义之人，想让他的罪孽更深重。

调整人物的性情、行为或结局归属此类。虽然憎者增其恶，爱者加其善，但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杨龙友。

在政治立场上，杨龙友是马士英的妹丈，常与权奸谋事；同时他又结交不少复社文人。

在对待侯方域、李香君上，杨龙友成就了侯、李的姻缘；为阮大铖做说客，惹香君却奁，因而怀恨；却在阮大铖要加害侯方域时劝侯方域投奔史可法；在田仰想纳妾时推荐了李香君；又在恶仆强娶时赶来保护她，提出权宜之计；李香君在公宴上痛骂马、阮，马、阮大怒，欲置之死地，多亏杨龙友求情，遂被软禁。

可以看出，《桃花扇》的杨龙友是一个八面玲珑、有基本良知的士人，最终弃官回乡。而历史上的杨文骢是推奖名士的豪侠，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始终与清兵对抗，被擒后不屈而死。

如此修改杨龙友的性情、行为和结局该如何理解？

作者设置杨龙友来牵引情节的发展，集中正、反两面人物的矛盾斗争，他的性格要为情节服务。这一点《桃花扇》中的《纲领》一篇也可佐证——孔尚任将人物分为左、右、奇、偶、总五部，左、右两部包括了侯朝宗、李香君，为正色，还有与他们相关的主要人物。奇、偶两部包括史可法、左良玉等忠臣，为中气，也包括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昏君奸臣，为戾气，还有一些主要大臣。总部包括张道士和老赞礼。孔尚任说“色者，离合之象也”，“气者，兴亡之数也”，也就是说，左、右两部的人主要负责串连侯、李爱情的悲欢离合，奇、偶两部的人负责演绎历史的沧海桑田。杨龙友是被归为右部的，孔尚任只是让其扮演侯、李二人聚散的契机，他的结局并无关要旨。另外，作者也有掩盖杨龙友与清兵对抗，甚至被杀害的事实的必要。

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与历史差异最大，“侯朝宗并无出家事，顺治八年，且应辛卯乡试，中副贡生，越三年而死”。且上文已论述过侯、李之前的情缘是很短暂的。作者如此着墨是为什么呢？首先，侯、李的爱情寄托着作者的美好心愿，一段逢场作戏的风流韵事根本不值得费心雕琢，也承担不起借以“写兴亡之感”的重任，唯有真情才蕴藏撼人心魄的力量；其次，作者对侯方域虽有微词，但总体还是持肯定态度，于是便将他归为自己认为理想的结局，保全他的气节。从一个角度看，侯李二人历经重重阻难得以相聚，却霎时放弃了团圆，这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渲染出一个朝代败没的幻灭感，从而更深刻地突出主题，批语说得更为直白——“悟道语，非悟道也，亡国之恨也”。侯李双双入道并非是对真情的抛却，而是个人情感在国破家亡的现实面前的无处安放。从另一个角度看，入道可看做是一种解脱，或是一种坚守。这也为明末遗民指出了一条出路。

第三点是表达主旨。

孔尚任将历史与艺术融调成一杯甘醇的佳酿，氤氲着的芬芳延宕着他的苦心孤诣。

《桃花扇》的《试一出·先声》写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正可概括《桃花扇》的创作意旨。孔尚任不是作为一位出生在清朝的文人以旁观者冷静甚至冷漠的笔触去总结这段历史，而是试图站在明末遗民的角度去深情回望，写下血与泪交织的感悟。

“兴亡之感”首先牵涉南明为何覆亡的问题。

作者刻意淡化了外因。《桃花扇》没有描写清兵南下所作的暴行，还颂扬粉饰了清朝的国泰民安、祥瑞纷呈，所谓“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这主要与作者所处时代和经历相关。孔尚任并非明末遗民，同时他也对康熙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再加上清初大兴文字狱，因而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更多指向了内因。孔尚任的《桃花扇·小引》写道“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识》自答道“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

孔尚任认为南明的基业败坏在权奸手上。但纵览《桃花扇》，原因可扩大到一个“人”字。《桃花扇》中的人物大体可分为三类：昏君和权奸、忠臣和士人、妓女和艺人。这三类各自的代表是——福王朱由菘（弘光帝）只图享乐、不思振兴；马士英、阮大铖结党营私，置朝廷、国家于不顾；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和侯方域等忠臣和士人虽然都有“忠”的品质，却最终无所作为；李香君深明大义、刚烈不屈；柳敬亭、苏昆生社会地位低下，却有着侠肝义胆。

作者成功地摹写出昏君和权奸自私的嘴脸，“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在古代社会对君主的批判体现了孔尚任思想中的进步性。

作者对三大忠臣既存敬佩，比如渲染他们自杀前的壮烈；又有批评，比如叹惋他们自杀也于事无补。

作者对士人既欣赏，写他们关心国事；又讽刺，写他们流连风月。如第二十九出写侯方域、陈定生、吴次尾同时入狱，但据梁启超考证，“当时被捕者只有陈定生一人，而吴次尾侯朝宗皆逃而免”，不写侯方域逃脱，是因为作者希望士人重义气，无惧牢狱之灾。但作者也揭露了复社文人的缺点。如第三出，吴应箕和复社文人在祭典上辱骂阮大铖，批语注道：“写出秀才张皇满溢之状，为党祸伏案”。孔尚任清醒地看到复社文人“在挽救明朝危亡方面，没有起过多少积极的作用”。

在三类人物中，孔尚任给予最高评价的是第三类，然而作者虽颂扬他们，却并未期盼他们能改变明亡的结局，最终徒留不知“国在那里，家在那里”的迷惘伤痛，《桃花扇》通篇摇漾着这种悲剧气息，涵蕴着作者对儒家传统道德的反思，比“凤去台空江自流”的怅惘更为浓郁，比“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忧伤更为沉重，这是“兴亡之感”的具体体现。

客观原因是孔尚任对历史认识的错误和疏忽。

官职名称的错误就是孔尚任的疏忽。

在《桃花扇本末》中孔尚任道：“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由此可以得出：第一，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最初的材料来源是其岳父秦光仪转述其堂兄孔尚则的话。第二，孔尚任判断遗事的主要依据是“诸家稗记”。“稗记”即记述遗闻琐事的笔记，并非是专业性的历史家所写的“长编”。而《桃花扇考据》中最主要的史学资料是无名氏的《樵史》，几乎不可考，所以与历史相异也存在着客观原因。另外，孔尚任卒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而《明史》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告成，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刊成，是以孔尚任并没有机会研读《明史》，不能对他求全责备。

关于史可法之死。根据《明史》，史可法是在扬州被清兵攻破时不屈而死的，而《桃花扇》中作者用《沉江》一出交代史可法的归处。一种原因可能是孔尚任知道史可法的结局，但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同时为了表现史可法心中大势已去的无奈悲愤和无力回天的愧疚自责，故而安排了“沉江”的结局。而更有可能的是孔尚任对历史的认识不当。批语写道：“阁部之死，传云不一。投江，确有见者。”由此可以推断，这段历史本身存在疑问，孔尚任是采取了传闻中的一种他比较认同的说法，并未做细致的考证，于是特意把这一句放在旁边作为证明。

综上，《桃花扇》与史实相悖之处可归源两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是方便演出、塑造人物和表达主旨；客观原因是作者的疏忽。

（三）如何看待

应该如何看待《桃花扇》有很多内容不符历史的现象呢？

不妨从梁启超的批注略观他的态度：首先，梁启超表示接受，他指出“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同时他也进行了批评，对于“史可法之死”这类“大节目”与历史不符，梁启超认为不应该——“既作历史剧，此种与历史事实太违反之纪载，终不可为训”。

笔者认为这种态度颇为公允。历史剧，并非历史，作者当然可以对历史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塑，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或引逗他人的喜怒哀乐。但是重塑不可太偏离历史的原貌，特别是针对重大历史事件。《桃花扇》总体是尊重历史的，它作为历史剧的主要不足在于孔尚任试图混淆历史。

文学与历史以“真实”为线，泾渭分明，若将界限模糊，就会误导世人将文学当做史实，曲解历史。正如章学诚在《丙辰札记》提到演义时说“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

孔尚任多次强调《桃花扇》是信史，在每出戏都标出与历史对应的时间，又说“皆确考实地，全无假借”。在试一出中，老赞礼一出场就说《桃花扇》中的人事“老夫不但耳闻，皆曾眼见”，还说他是“戏中之人”，这样有意遮盖《桃花扇》作为文学作品的虚构性质，试图混淆历史是不应该的。

然则较之《三国志演义》，《桃花扇》并没有像“拥刘反曹”那样特别明显甚至有些扭曲历史的思想倾向，而是在大体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实现了创作意图。

孔尚任轻轻拨开尘封的往事，幻出艺术的剪影，缀成理性的叹息，让这段历史随着自己的作品激起世人灵魂的颤栗，在余味中凭吊，思考。

成功的历史剧既要大体与历史相符，不能试图混淆，又要凝结作者的思想情感，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这就是《桃花扇》作为历史剧给我们的启示。

总之，《桃花扇》虽然有瑕疵，但总体是一部体现历史与艺术的趋近与疏离的优秀历史剧。

参考文献：

[1]孔尚任.桃花扇[M].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2]孔尚任.桃花扇[M]，梁启超批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

[3]孔尚任.云亭山人评点桃花扇[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吴新雷.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J].南京大学学报，1997（3）.

[5]章培恒.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J].复旦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