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儒林外史》所示文人真正之精神危机

一、“儒林”的真实成色

《儒林外史》以周进、范进发迹变泰的故事开头，历数寒士辛酸，似乎用意在抨击世态炎凉、世风日下，然而第二回卧评值得注意：“周进乃一老腐迂儒，观其胸中，只知吃观音斋、念念王举人的墨卷，则此外一无所有可知矣。”1于此便产生出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周进究竟值不值得同情？

周进水准究竟如何，从其眼中“一字一珠”“天地间之至文”的作者——门生范进不知苏轼为何许人，便可略知一二。而在他眼里“文字清通”的魏好古，作一篇荐亡的疏，也别了三个字。我们看到周进被梅玖捉弄揶揄的窘相，自然会生出恻隐之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周进后来的发迹就等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平等观念的实现。因为平等不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平起平坐，而是对不同人的不同需要给予同等的关注。周进，以及范进个人命运的改变无关乎这种关注的实现，相反，他们是现行的知识等级划分标准的忠实拥护者。魏好古求周进面试诗词歌赋时，周进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范进点了山东学道，发落梅玖时，则直有天地风雷之威。与这两位功成名就之人遥相呼应的是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教导匡超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毫无疑问，这种出于功利主义目的而进行的知识储备是十分单薄的。范进对苏轼的名字毫无概念；马二先生对李清照、苏若兰、朱淑贞一无所知，连要称赞西湖的美景也无从措辞，只好借《中庸》的语句聊遣兴怀。这方面的贫乏无知还可以用“术业有专攻”来敷衍搪塞。不过范进把刘伯温当成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因为这还不仅是不考文、不知典的问题，它反映了科场中人对于能给自己带来“功名富贵”的科考本身，尚且稀里糊涂，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他们连“专攻”的层次都没有达到，却能在这里头讨生活，甚至跻身可以主宰其余考生命运的“宗师”行列，“乱自上作”的意味是很明显的。同治甲戌年九月申报馆排印本中的“则仙批评”在这一点上看出了《儒林外史》与《水浒》的相似性：“此书格局全仿《水浒》，《水浒》首王进、史进者，托于《春秋》之笔也。顾王运自夏商以逮周，史家由马班而迄范，故此书首周进、范进。”2小说一开头，就把书中所有人物的活动，都置于一幕充满着荒诞意味的大背景中：“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功名富贵”在这种荒诞底色的映照下，成为没有必然性、只有偶然性的碎片，正是由于“真学问”于“功名富贵”丝毫不起作用。实际上，早有研究者指出，《儒林外史》除了“德性”之外，还存在着“智性”这一隐蔽而又坚强的评价标准3。“智性不足”是《儒林外史》喜剧色彩的重要来源。

活跃于“儒林”的人士德性自有其可鄙之处，然而在可鄙后面隐藏的是因智性不足却偏要装模作样而产生的“可笑”。很少有人注意到第十一回卧评评鲁小姐的话：“娴于吟咏之才女古有之，精于举业之才女古未之有也。夫以一女子而精于举业，则此女子之俗可知。”4鲁小姐之俗，并非俗在心术，而是俗在见识。“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却“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5。在八股文这种考试文体的具体语境中，“道”的内涵首先已经大大缩水，完全是依照政治标准而生产出来的官方知识。而当“代圣贤立言”蜕化为标语口号式的写作时，就意味着它在技法和内容上都已走向枯竭。第十四回马二先生在杭州书店看见自己的文章选本，心里欢喜，向店主人打听：“这书可还行？”店主人回答：“墨卷只行得一时，那里比得古书？”可见这种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知识，既无理论价值，更无文学价值；而以马二先生为代表的选家却以为舍此无书，不难想见这一群体的人文素养究竟如何。钱钟书先生对“经生”的文学水平评价是很低的，以为他们“不通艺事”“于词章之学，太半生疏”,进而总结说“学士不如文人”，就是因为“学士”少了那么一点灵性。而这一班“业儒”的也不以此为意。鲁小姐之父鲁编修就认为八股文章做得好才是正经，“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马二先生等文章选家则把“词赋气”视作洪水猛兽，认为是应当排斥的“杂览”。杭州城的诸位斗方名士，也不曾真正留意过自己的诗作品质到底如何，用意只在“帮门户”。冒占牛布衣之名的牛浦郎之所以格外下流，是因为他连这点本事也没有，只会拣现成的便宜，将“儒林”“游而无艺”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儒林外史》名曰写“儒林”，实际上直至三十回，“知性生活”始终处于缺席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小说前半的智性水平始终在低层次徘徊。直到杜慎卿出场，几句话就将萧金铉说得“透身冰冷”，似乎终于看到了一点智性层次提升的希望；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杜慎卿的“文采风流”，不过是在“玩”法上更上层楼罢了。滑稽的是，由于他“玩”得太超凡脱俗，居然也感受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老天就肯辜负我杜慎卿万斛愁肠，一身侠骨！”说到底，《儒林外史》笔锋所向的士林，绝少大奸大恶之辈，无非是“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的“俗人”。他们缺少洞明世事的大智慧、大襟怀，却又因学习了官方主导生产出来的知识而不愿受制于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伦理规范，所以就成了一群“无特操”的“伪士”。《儒林外史》写了许多质朴的市井人物与这些“伪士”形成对比，加上杜少卿的管家娄焕文临去时也说：“德行若好，就没有饭吃也不妨。”很容易让我们只从“德”的角度去思考吴敬梓的用心。实际上吴敬梓并没有离开智性谈德性。比如娄氏兄弟，当读者发现他们只是和杨执中、权勿用之类的草包清客及张铁臂一干江湖骗子厮混时，“厚道”的贤公子也就成了“傻角”。而且二娄的好笑之处明显更甚于鲁小姐。为何？因为鲁小姐本身是聪颖的，只是才智用错了地方；二娄却是无见识而汲汲于“名”。 至于另一位匡超人，第十六回黄评曰：“匡大不过无知村农，不知所以为孝耳，其蠢乃其本质。匡二本质似美矣，而一入势利场，遂全失本来面目，反不如其兄蠢然无知得保本质。”6第十七回末卧评云：“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不至陡然变为势利熏心之人。”7从此可以看出，在他的身上，很好地体现了清代理学家所说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别。正因为其无知，不知何以为“德”，所以从头到尾一直都“无可无不可”；只不过后来匡二见多识广，颇能唬人罢了，却仍不免出乖露丑。清初学风起于对心学末流的反动，重拾人格的构建，正为排斥主观冥想的“内观”工夫。所谓“博学于文”才能“行己有耻”。对吴敬梓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颜李学派8,则更进一步，主张实事之外，连书本上的学问，亦不足为恃。包括戴震所说的“德性资于学问”，也是在强调“德性”与“智性”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而人格不立，“学问”充其量不过虚张声势、欺世盗名的“伪学问”而已。

二、价值取向的单向度化

对儒家思想的文化资源而言，真正的危机存在于把理想中的社会制度作为商品加以出售的过程中,它意味着高层文化意义的丧失：“这些字眼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它们只有在宣传、商业、训练和消遣中才能获得意义。理想与现实同化到这种程度，说明理想已被超越。它被从心灵、精神或内心世界的高尚领域里拽了出来，并被转换为操作性术语和问题。”9它意味着以往在自由和平等的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在物质需要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不复存在。伯恩斯坦（Bernstein）教学装置理论中的“评价规则”进一步揭示了知识的分配与利益驱动间的关系。这一规则“详细说明了在合适的时间和语境中所传递的适宜内容，并在监督教学话语的充分实现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当评价规则没有与高等教育的机会、物质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回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准则在保证国家教学改革的实施方面将是无效的”10。从表面上看，儒家学说在汉代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取得了立于博士学官的地位，并得以大范围地传授与推广；但前提是它（以及其他学派）必须作为现存政治秩序的肯定而非否定性的力量存在，否则就会招致危险。汉景帝时辕固与黄生的论辩即是如此。据《汉书·元帝纪》记载，“博征群儒，论定五经”的汉宣帝实则“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在面对“柔仁好儒”的太子“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奏请时更发作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从此可窥见“独尊儒术”的汉家皇庭对于儒家学说的真实态度并非服膺，而是如马尔库塞所观察的那样：“通过消除高层文化中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它们藉助高层文化而构成现实的另一种向度——来消除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清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的复制和显示它们。”11《汉书·儒林传》证明了这种“复制和显示”的卓有成效：“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小说楔子部份中王冕所说的“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12，表达的正是对知识者单向度化的忧虑。

这种单向度化的痕迹在《儒林外史》中十分常见。徘徊于体制边缘却孜孜不倦致力于官方知识生产的马二先生教导匡超人：“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还有郭孝子劝勉萧云仙的一番话：“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做乱民。像长兄有这样品貌材艺，又有这般义气肝胆，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将来到疆场，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正路功名”出身的高翰林则说：“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举业）是丝毫不走的。”伴随着单向度化倾向的是理想的俗化现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世态炎凉”则是理想物质化的社会的重要特征：“该社会的各种能力正在逐渐缩小对人的条件加以描绘、理想化和说明的高尚领域。高层文化变成物质文化的组成部份。在此过程中，它丧失了更大部份真理。”13《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迭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里写道：“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读书”与“经商”评价标准的趋同正是当时社会理想物质化的表现之一，它显示了儒家对社会良知与秩序的追求已沦为交换世俗利益的筹码。

娄府两公子似乎是一股否定性的力量：“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14不过二娄的出发点是“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这种心态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单向度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形，而非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是对已确立制度的肯定而非否定，尽管他们在表面上采取不与主流合作的态度。二娄虽然认为自己受到了现行体制不公正的对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享用这一体制为其自身带来的好处。在物质需要的层面上两公子并不构成对现实的否定，这使得他们所热衷的“求贤访士”活动始终是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下进行的。这种“聚贤”的运作机制实际上同国家层面上的“取士”制度完全相同（二娄的好客建立在作为名门的娄府的财力支撑上），尽管只是蹩脚的模仿。进一步说，二娄对现实的曲解正说明单向度社会对人控制的有效程度。与之类似的是东汉时期严光与光武帝刘秀的故事对东汉士人的示范作用。由“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最终滑向“处士纯盗虚声”，这种虚伪的表现在小说中随后亮相的斗方名士身上得到了延续。第十七回卧评“斗方名士，自己不能富贵而慕人之富贵，自己绝无功名而羡人之功名”15显示了他们仍然受制于单向度的社会规范。

124567121415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第756页、第152页、第141页、第206页、第226页、第13页、第113页、第226页。

3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8陈美林：《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9111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第53页、第54页.

10 [美]迈克尔·W·阿普尔等：《国家与知识政治》，黄忠敬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参考文献：

[1]李汉秋.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2]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

[4][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5]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M].严蓓雯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6]刘勇强.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J].文学遗产,1998(6).

[7]陈美林.吴敬梓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美]迈克尔·W·阿普尔等.国家与知识政治[M].黄忠敬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