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课堂传播方式演进与话语影响——新闻论文

一、高校课堂传播方式演进

传统中国课堂重视教书先生们的“传道授业解惑”，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以书院为例，除了有先生的讲授外，“讲会制”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教学组织形式。所谓“讲会制”是理学大师之间的学术讨论，同时也是一种民主平等的教学形式。它追求学问本身，而非词章贴括之学，促进了学术空气的活跃。当然，传统课堂并不仅限于学术辩论，“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孔孟儒学的追求之一就是将自身的仁爱思想推行于政治之中。我国古代官学以宋朝为例，有分斋教学和分级教学。前者要求学生“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以至多才多艺。分级教学则是将学生分为三个等级组织教学，目的也是让学生踏上仕途。这也就促使古代一大批学者追求学问的同时对社会国家针砭时弊。但无论言辞多么尖锐犀利符合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却一直贯穿其中。这种稳定的教学组织形式一直持续到外敌入侵。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国人第一次开眼看世界，西方文化的流入催生了一大批渴求先进科学知识的进步青年。这一阶段高校传播学识的方式也不再局限于课堂或辩论，广泛的演讲也成为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新型传授方式。以鲁迅先生为例，鲁迅的演讲总是能吸引大批青年聆听，他的演讲和上课堂的时候一样能捉住听众所需要的一切，用朴素的语言传达，随时加以分析，同时又能驳掉别人的谬误；自己的例证浅显易懂，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已知的，绝不用深奥的大道理迷惑人。每每在几分钟之内，就掌握了群众的思想。

新中国的建立促使大批新型综合高校的建立。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课堂开始引入电脑、多媒体等多种现代教学设备。课堂内容也由传统语言、文字交流拓展至声像等更直观全面的方式。学生们也通过新技术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比书本更逼真更立体的世界。这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在得到赞誉的同时也伴随许多质疑。如，教师遭遇现代技术的尴尬、人—机角色置换、师生之间距离的疏远、“书写文化”被“图像文化”所取代等。传统方式颠覆的速度之快令人始料未及，但我们却无法肯定科技的运用程度与课堂传播效率成正比。 

再加上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虽然我们对相对落后的理学课程的重视以及社会对实用主义课程的强烈需求帮助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前进了不只一步，但是着重精神而不那么实用的纯文科类课程的一再被冷落，也确实造成了现今中华文化的没落甚至是国人精神环境的贫瘠。除此之外，在更加现代化更加自由的大学课堂，传统教育方式的变更似乎连带着价值观的更替或者说混淆，这种更替或混淆的程度与时代发展是否脱轨，与当今中国社会是否契合，对学生而言是否有益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二、高校课堂设置与传播话语方式

（一）课堂内容设置对学生认知的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模式影响。但与西方相比，我们的课程设置并不如西方灵活。以美国为例，其课程沿革可以归结为选修制——集中分配制——名著课程计划——通识教育计划——核心课程制，这样一条发展路线，而这一路线最终演变为四种模式：自由选修型、分布必修型、名著课程型、核心课程型。这四种课程设置模式中，分布必修型最受欢迎，核心课程型最著名，名著课程型最有特色，自由选修型最能体现美国精神。这几种课程设置模式呈现的共同特点为：重视通识教育、注重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强调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我国高校课程也参照类似模式进行设置，其中也不乏对西方优秀著作的研究。但目前教育模式的问题是，人们开始担心课堂中传播的西方价值观对我们传统主流价值观的侵蚀。就此教育部长袁贵仁日前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针对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要求“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各种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此言论一出引发不小争议。

其实从传播学角度看，教育部此番言论并不是没有道理。根据议程设置理论，人们对公共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往往受所接受信息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媒介对某事件的报道强度及先后次序。受众会随媒体议程设置的变化改变对事物的认知。虽说这种影响对受众不是绝对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将这种观点推及到课堂道理其实一样。对学生而言，信息的获取渠道虽然广泛，但课堂却是最主要最具影响力的场所。课程内容的主题乃至教师教授内容优先顺序轻重分配的不同都会对学生的认知产生影响。而这其中必然包括价值观的导向问题。

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对外国经典文化理论的重视程度之高不可否认。法学、经济学、哲学、艺术以及大部分理科专业，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学习和了解外国先进的理论著作。以经济学为例，教材基本都是西方经典，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相关内容的研究还相对落后，需要学习他人丰富自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无法离开这些理论的指导。也正因对西方文化重视程度的空前，传统中国文化渐显没落。对此，习总书记就不只一次提到传统文化对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性，甚至说“抛弃传统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有益之处，但传统文化课程被日益忽视甚至消失，是不得不警惕的问题。课程设置需要有西方优秀的部分，但符合我国主流的文化、根基式的课程也应当被安排到更重要的位置。如果高校这片文化自留地尚且无法给予我国传统文化一块栖身之所，那我们又何谈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呢？

（二）话语方式对学生认知的影响

钱理群先生在《我的精神自传》中对怀有“启蒙主义”的教师所采用的话语方式做过概括，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宣讲式或称为布道式、一种是对话式、最后是独语。独语由于主要用于对自己的审问通常拒绝与他人交流，这种话语方式在课堂上老师基本无法用到。而另两种方式对教师而言使用起来更适用于课堂传播。宣讲式或者说布道式将老师置于最高地位传播自己所认为的“真理”，有些“启迪民智”的意味。这种话语方式的使用需要教师主体有较高的信息筛选及语言组织能力，如果使用不当会产生反效果，如钱理群先生所说“这种方式会假设每一个听众都是一个筐子，滔滔不绝地把各式各样的语言货色，也包括语言垃圾，都扔进筐子里，把它塞满塞实。这就是我们所要警惕和反对的带有专制色彩的“布道”式的“启蒙”。”在现今课堂，这种讲课方式虽说并不是主流，却也存在。教师是不可避免怀有“启蒙”情怀的群体，他们面对的是对未知世界怀有好奇与期望的年轻群体，因此，启蒙过程中话语方式的选择格外重要。去年，辽宁日报一篇题为《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报道曾引起热议。其中，老师们对中国社会包括政治制度的批评之强烈，对西方价值观的鼓吹之热情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强烈批判。报道中教师课堂话语方式的情绪化加上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观念的灌输使得课堂更像是教师个人情绪宣泄的舞台，对学生这无疑是不利的。

三、结论

高校课堂与中小学课堂相比与其说是传播知识不如说是观点交流思想交汇的课堂。对于不再完全依赖课堂和老师获取信息的学生来说，观念以及价值的交流更能捕获他们的注意力。诚然教师在课堂中满腹情绪化的教学语言以及全盘“西化”的课程设置绝不应当被宣扬，但有底线的负能量传播，有选择性的西式课程安排其实是有利于学生或者社会的发展。教育的目的从小处说是立人，从大处说是为祖国培养人才，无论哪一种都需要认清现状与时代接轨与社会相符。而认清现状的第一步就是认清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的社会。如同光明网对大学限制部分西方教材流入的做法所发表的评论一样，让学生们用另一种眼光看世界的同时也要警惕不要成为别人思想的俘虏。

参考文献：

1.龙剑梅.论课堂传播中知识信息及其渠道的特质[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3）.

2.龙剑梅.课堂传播中学生主体对知识信息的需求特征及其把握[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3.龙剑梅.课堂传播中的知识信息预期与教学的基本形态[J].现代大学教育，2010，（3）.

4.宋伟龙.传播学视角下高校多媒体课堂传播中的“噪音”分析[J].科协论坛（下半月），2010，（6）.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  《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