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改进——一个基于微观视角的雇佣模型

Improvement on the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for Promoting Employment——based on a Hiring Model from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Abstract：The topic on how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raise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through some related fiscal policies has attracted much more attention of the theory horizon. From the view of firm, a hiring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introducing a cost function during the hiring and firing process and then the firm’s hiring decision is analyzed deeply. At last, based on the model, improvement tendency and measures of fiscal policies to promote employment are put forward in resident consumption, occupation skill training, labor market, employment promotion law, and capital tax.

Keywords: employment promote; fiscal and tax policy; hiring model

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改进——一个基于微观视角的雇佣模型

内容摘要：应用相关财税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及提高就业水平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引入企业解聘成本函数，建立一个基于厂商视角的雇佣模型，来分析企业最优的雇佣决策。最后在此理论基础上，在居民消费、职业技能培训、劳动力市场、就业促进法、资本税方面提出了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改进倾向及措施。

关键词：就业促进；财税政策；雇佣模型

 一、引 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诸多因素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不断增大。在经济衰退期及失业率较高时，深入探讨促进就业方面的财税政策，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关于如何应用财税政策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经济增长及提高就业水平也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现有的文献看，就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各不相同，但基本都是沿着三个研究脉络和方向进行展开。

第一个方向是探讨政府税收政策的改革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国外学者Hersoug（1984）、Lockwood和Manning（1993）最早开始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他们认为降低收入所得税，进行税收政策改革有利于社会就业水平的提高[1][2]；Koskela和Vilmunen（1996）通过经验分析验证了他们的结论[3]。但也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还需考虑其他因素来分析财税政策的就业效应。如Bovenberg等人（1994，1998）提出通过提高能源税来降低工资税的税收政策改革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能源税的增加会使之前税收政策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加大[4][5]。而Pissarides(1998)认为消减税负水平的就业促进效果并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6]。Daveri和Tabellini（2000）建立一个时代交叠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工资率由垄断工会决定。其分析表明由于工会决定的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造成企业较高的税收负担，迫使企业消减员工数量[7]。国内学者马海涛等（2009）、陈景文（2013）认为应加大促进就业的资金投入，扩大促进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建立财政对就业投入的长效机制，扶持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力度，制定合理的财税优惠政策，促进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政府公共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同时应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为促进就业创造良好环境[8][9]。

第二个方向是通过探讨财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间接分析其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在索洛模型中财税政策的实施只会影响长期人均收入水平（水平效应），不会影响其增长率（增长效应）。为了体现财税政策的增长效应，需要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分析财税政策的影响，如Bovenberg和 de Mooij(1997)、Kim(1998)等学者。Bovenberg等讨论了环境税改革如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在分析过程中忽略了劳动力这种因素[10]；Kim分析了不同国家税收制度的差异对实际增长率的影响程度，认为美国和东亚国家间大约30%的增长差异可由税收制度差异解释[11]。Eriksson（1997）认为提高资本税会降低储蓄动机，资本积累放缓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同时搜寻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失业的原因[12]。

第三个方向是分析就业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交叉影响。一般来说，国内外学者认为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确定的，即经济增长会促进就业。不过需要提的是，Aghion和Howitt（1992）认为如果增长源于创造性破坏，一方面暂时性的破坏会使失业人口增加进而短期内会使失业率提高；但从另一方面说，经济增长会使将来的收入增加和产生新增岗位需求，进而提高就业率[13]。综合来看，就业增长率会依赖于经济增长率，也即经济增长的资本化效应（Bean和Pissarides，1993）[14]。但Aghion和Howitt（1994）又认为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短期内难以辨别[1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大多数从宏观层面来研究财税政策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水平的影响；而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关于财税政策对微观主体行为影响的分析往往是经验性，缺乏理论基础。因此本文通过引入企业解聘成本函数，建立一个基于厂商视角的雇佣模型，来分析企业的最优雇佣决策，并进而分析该如何实施相关财税政策来提高就业水平。同时本文也为理解和判断政府财税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包含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是对模型进行基本描述及相关假设前提；第三部分是对模型进行稳定均衡分析并得出相关推论；第四部分是模型的政策含义及启示。

二、模型的基本描述及假设

（一）企业解聘成本函数假设

企业在解雇以及聘用员工时都需要支出一定的成本。比如在聘用新员工时会涉及到招聘环节以及后期培训环节，为降低由雇佣双方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企业需要承担一定的搜寻成本和监督成本。而在解雇时一般也需要向员工一次性支付一定的补偿。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在招聘新员工时，付出的费用也越多，而在解雇时给予的补偿也越多。因此，我们认为企业基于经营需要在雇用规模调整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与调整的规模正相关，而且就业人员调整规模越大，所需成本的增加幅度也越大。据此假设厂商第期的解雇与聘用成本为解雇与聘用人数的凸函数：，，；同时，当且仅当时，，。

根据上述假说，为简单起见我们设企业解聘成本函数的形式为一元二次形式，具体为：，其中。此函数形式意味着企业在解雇以及聘用员工时所需要的调整成本是相等的。

（二）厂商的最优化行为

假设在连续时间下，厂商以利润现值最大化为目标。结合上述厂商解聘成本函数，得到厂商的瞬时利润为：，假设资本折旧率为零。同时，在连续时间下，厂商雇佣人员规模的运动方程为：；另外假设厂商在生产过程中始终保持人均资本不变，即满足。因此，在连续时间下，厂商现期利润现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为：

Max 

s.t. ，

在此，我们可以借助动态最优化理论来求解这个最优化问题，建立如下汉密尔顿方程：

这里，是与状态变量联系在一起的协态变量，它表示劳动力影子价格的现值。的值代表从0时刻来看，在t时刻调整一单位的劳动就业人员所能带来的利润增加量。因此，在连续时间下厂商实现现值利润最大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且横截性条件为：。

利用汉密尔顿方程的定义，我们能进一步求出：

………………………………………………………………（1）

……………………………………………（2）

如果定义为劳动力影子价格的当期值，（1）、（2）两式可以改写为：

…………………………………………………………（3）

……………………………………（4）

三、模型的稳定均衡分析及推论

式（3）和式（4）与横截性条件共同构成了该模型的动态系统，在此借助相图来研究厂商雇佣规模与其影子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关注的变量分别为雇佣人数和其影子价格。其中雇佣人数是厂商从过去的决策中被决定的，是前定变量，而其影子价格是在市场中自由调整的。

1、雇佣人数的动态学

式（3）表明每个厂商调整雇佣人员的工资成本加上边际调整成本等于劳动力的价值。由于，是（也是）的增函数，故这个条件意味着是的增函数。并且由于，故这个条件意味着当时，为零且。当时，；当，。

2、的动态学

改写（4）式，可以得到的动态方程：。该动态方程意味着当时，；由于是的减函数，故满足这个条件的点集在空间中是向下倾斜的。此外在的右边有，进而有，同理在的左边有。

3、鞍点路径以及均衡分析

结合雇佣人数动态学和动态学的分析，空间被和曲线分为四个区域，见下图：

 

图一：相图分析以及鞍点路径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和在区域A中分别增加和下降，在区域B中都增加；在区域C中分别下降和增加，而在区域D中都下降。在图一中我们用箭头标出了它们的轨迹。在区域B和D中雇佣人数与其影子价格之间的互动关系分别表现为和同时增加和同时下降。但是区域B中雇用人数的上升（也就是劳动边际收益产品的下降）是建立在其影子价格不断上升的基础上的，这就违反了横截性条件：。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厂商在无限期界将雇佣无穷大的就业人数。同样，区域D中雇佣人数的下降是建立在其影子价格不断下降的基础上的，同样违反了横截条件。由此可见，只要进入区域B和D，任何一条关于和的轨迹都不会是厂商的最优抉择。

在区域A中，给定初始时刻厂商的雇佣规模，如果初始时刻劳动力的影子价格比较高，关于和的轨迹会穿过曲线进入B区域；相反，如果初始时刻其影子价格比较低时，关于和的轨迹会进入D区域。显然，这些轨迹都不是厂商的最优选择。由于和是和的连续函数，因此必定存在一个介于和之间的影子价格，可以使以和为初始状态的解将使关于和的轨迹收敛到和。同样的，在区域C内，也存在唯一的影子价格与初始时刻的雇佣规模对应，使关于和的轨迹收敛到和。进一步来说，满足厂商最优选择要求的雇佣规模与其影子价格的运动轨迹称为鞍点路径。

图中长期均衡点E由和共同决定（这意味着和）。假设厂商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则，。最后，代入式（3）和式（4）可知均衡的雇佣规模为（假设）：。

由于雇佣成本的存在以及横截条件的约束，我们假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递减，也即，上式可以改写为：。由该式可以证明并得到以下推论：

（1）上式中代表适合厂商生产的平均技术水平。在厂商解聘与雇佣过程中，平均技术水平的提高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具有合意（较高的）技术水平的新员工的雇佣，一方面是落后或非合意技术水平的淘汰造成的员工解聘。由于，因此我们认为：

推论一：雇佣的新员工所具有的较高水平的技术与厂商生产过程的契合程度共同决定厂商生产的平均技术水平。因此新员工合意的技术水平越高，由于企业内部的外溢效应以及示范效应会显著提高厂商的平均技术水平，从而显著提高企业的雇佣规模。

（2）上式中代表厂商人均的资本水平，我们假设其在厂商资本积累以及雇佣规模动态调整过程中保持不变。由于，不能直接判断其符号。当，即时，；反之相反。因此我们得出：

推论二：企业人均资本不变情况下的资本积累只有在，即当企业工资水平相对利率水平较高时，才会对促进企业雇佣规模的增加；而当时，厂商的资本积累反而会降低企业的雇佣规模。

（3），，两式表明厂商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的价格越高，皆会降低企业的雇佣规模。结合推论二，我们得出：

推论三：即使较高的雇佣工资水平和利率水平会降低企业的雇佣规模，但只要工资水平和利率水平满足该条件，厂商的资本积累会部分抵消它们负面的成本效应。

四、模型政策含义及财税政策改进建议

在经济衰退期及失业率较高时，积极性财政政策的应用是恢复经济提高就业率的主要措施。为具体起见，假定经济一开始处于稳定均衡状态E，该均衡状态的厂商雇佣规模低于政府目标水平，如下图所示。

    

图二： 曲线右移                       图三：曲线下移

图中曲线可由表示，曲线可以由表示。对政府而言在经济衰退期诱使厂商增加雇佣规模有以下两条思路：第一是通过相关财税政策影响曲线,使其向右上方移动；第二是通过相关财税政策使曲线向下移动。具体而言可通过以下财税政策诱使厂商自动调整其雇佣规模：

（一）扩大居民消费的财政补贴稳步增长

由于补贴的转嫁效应，会使得厂商产品出售价格上升，从而使得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如图二所示。由此可知由财政支持的家电、汽车下乡政策和以旧换新政策能促使企业扩大生产，增加雇佣规模，刺激经济及提高就业率。同时还可通过增加补贴产品的品种，扩大补贴范围，改进补贴审批兑付方式，简化补贴领取手续等措施拉动消费政策效应。另外政府应取消针对补贴产品的最高限价政策。因为最高限价政策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例如原有家电下乡政策规定，农村消费者在购买下乡产品时，可享受国家成交价13%的财政补贴，但享受补贴的家电价格必须在最高限价之下。因此针对政府财政补贴产品，在扩大补贴范围的基础上应该选择以最高补偿标准代替最高限价政策，在实现政策目的同时，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偏好。

（二）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投入力度，增加人才专项资金补贴

根据前文推论一，通过雇佣较高技术水平的新员工可以使企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同样可以使得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因此政府应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投入力度，扩大培训的范围。目前针对技工技师培训的总费用介于2000-3000元之间，而财政补贴人均才800-1200元，之间缺口较大，对企业和就业人员的鼓励和引导作用不明显。同时不光要针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进行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培训、针对未能继续升学的农村“两后生”（初中、高中毕业后）进行的劳动预备制培训等，还应该鼓励及支持高等院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高大学生就业技能水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追求学历和层次而忽视了市场需求，许多本科高校办学定位不明确、专业特色不明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严重。因此，在教育经费拨付过程中，地方财政应侧重于地方高校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加大对高校实验室的资金投入力度，鼓励高校进行校企合作，培养实用型毕业生，提高就业率。

另一方面，更应该设立针对企业的人才专项资金补贴，鼓励对企业对高端技术人才或特殊人才引进，利用高端人才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大幅度提高企业平均技术水平。

（三）加强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减少劳动力流动障碍

同样根据推论一，雇佣员工技术的合意性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因此加强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减少劳动力流动障碍，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的平均技术水平，使得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提高企业雇佣人员。从目前来看，制约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较多。一方面表现为劳动力市场本身体系建设不够完善，是劳动力市场内部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住房成本、福利不能转让以及教育缺乏，是市场外部问题。因此减少劳动力流动障碍，促进劳动力流动，不仅要求政府统筹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打破部门壁垒和地域界限，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建立相互贯通、分工协作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而且要求政府关注市场外部问题，降低劳动者重新择业的成本。第一，降低流动就业人员的购房成本，适当调整限购政策；第二，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实现福利在全国范围内可转移或可转让。第三、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取消户籍限制等政策，减轻劳动者重新择业的后顾之忧。

（四）实行就业促进法案，为雇佣新员工的企业提供税项优惠

假定税收优惠采取的形式为向厂商退还工资比例为的款项，则（3）式可改写为：，该式以为着当时，。因此该税项优惠如果是永久性的话，曲线会下移，如图三所示。因此应制定相关就业促进法案，为雇佣新员工的企业提供税项优惠，这点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具体而言就是对于那些雇佣失业超过60天人员的企业来说，可以减免或降低为这部分人员所缴纳的工薪税，刺激雇主重新开始雇佣新员工。

（五）适时选择适当的资本税政策，促使企业主动增加雇佣规模

根据前文推论二和推论三，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以及人均资本大致不变的情况下，应该适时选择适当的资本税。当工资水平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满足条件时，政府可选择降低资本税率的措施，刺激企业投资，促使企业资本规模扩大。通过资本的不断积累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应，进而增加雇佣规模；但是该条件不能满足时，比如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时，降低资本税率，就促进就业而言只会适得其反。根据汇丰银行和龙洲经讯对我国2010年资本存量的估计，人均资本存量大概介于六万和七万元之间，实际利率介于1%-2%之间；同时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我国2012年人均年工资收入约为7872美元。根据这些数据，大致可以推测工资水平和实际利率之间比值与人均资本之间的关系满足的条件。因此，当前政府可选择降低资本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本税，促使中小企业增加雇佣规模。具体而言，在落实好现行的各项税费减免政策的前提下，要求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力度，创新扶持方式，出台一系列惠及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形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为中小企业“减负”；同时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政府担保和财政补贴，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促进中小企业资本规模迅速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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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ockwood, Ben and Alan Manning(1993), Wage Setting and the Tax System:Theory and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2,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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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景文. 新形势下我国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探索[J].中国证券期货，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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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1994),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 477-494.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3098.html《中国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