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在中国的汉译思考

一、《红与黑》汉译事件

1995年《文汇读书周报》联合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发起了一场有关《红与黑》若干个译本的读者调查活动。《文汇读书周报》从《红与黑》的若干译本中选择了一些片段，并将他们以平行对照的方式刊出，另附一份读者调查问卷，要求读者围绕“等值”和“再创造”两方面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最终的调查结果是：“直译派”大获全胜，“意译派”落败而归。赵稀方对此在“回顾”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指出“等值派”获得胜利是必然的，在价值上其实两派早已分出了胜负，实事上，《文汇读书周报》早在问卷调查之前就刊登了不少的批判“再创造”的文章，已经将“等值派”深入人心，读者的只是被带入了这样一个预定的问题和规定的答案之中；另外一些没有拜读过外国文学原作的读者受到影响，想当然的以为“等值”是与原文的结构相贴近的，而“再创造”就是脱离了原文进行自我的发挥，这也是导致“等值派”在这场大辩论中获胜的原因之一。

二、由事件引发的思考

《红与黑》汉译大讨论事件引发了中国翻译界的热潮。在此之前不是没有针对翻译的指责和评说，但都零星琐碎，对大多数人（包括翻译者）而言只要翻译的错误或“问题”不是自身行为导致的，那么都于己无关，《红与黑》汉译讨论事件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年代开始，新的翻译高潮在中国热烈的发起；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各大出版社均展开了对名著的复译；法文界的名家纷纷加入《红与黑》的复译行列，如郝运、许渊冲、罗新璋等。

从翻译的生产过程性质方面讲，它其实根本上是一项个人的工作，而翻译过后群众接不接受不能由翻译者左右。在翻译领域，一直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鸿沟。安托万·贝尔曼指出，用思考代替理论，经验代替实践更加合适。《红与黑》汉译之所以能够引起翻译界、文学界和整个文化界的关注，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形成了翻译的“思考”与“经验”间的互动。翻译虽是具体、文本的实践，但之外却蕴藏了有关文化，乃至哲学方面的问题。

从中我们获得了有益的经验，将翻译的版本进行比较其实是一项有趣的工作，但是却是很难进行的。因此大多数的翻译评论依旧是这样的模板：进行原文、译文的比较，将其中错误的理解挑拣出来。傅雷就是这类翻译评论的牺牲品。只有上升至对译文进行比较的层面时，偶尔才会产生译家之争。但事实上，翻译评论不管其发生的动机为何，波及的范围究竟有多么的不同，途径终究还是要回归到文字和文本之中。

赵稀方教授对这场评论得出整个事件其实是“假问题”的结论。仔细想想，这个问题确实是没有什么探讨争论意义的。从汉译佛经开始到现在，大家一直在议论“直译”和“意译”的问题，至今都没有一个结果。这次大规模的争议，折射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翻译研究相对落后。这场争议提醒我们，我们所要参与的争论内容不应该是事件的本身，而要深入到事件带来的启迪。回顾深思这场大讨论，我们可以吸取许多有利于中国翻译研究的经验教训。

首先是大讨论的策划组织者及时而敏锐的展开了这样一个可以调动社会各层读者参与讨论的话题，使翻译问题备受关注。

从上世纪的80-9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不幸的是，外国的文学翻译界在选题上时常出现“撞车”情况，对于同一本文学著作出现良莠不齐的复译，更有“抄译”的现象产生，那一时期出现的较多复译本的名著不只有《红与黑》，不过由于大讨论的策划组织者——许钧教授本身就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翻译家，加上《红与黑》的复译将较多的翻译名家集中在了一起，他们翻译风格各异，翻译态度认真严谨，同时又都具备各自的理念目标追求，因此提供了比较坚实的讨论平台。

这场大讨论不论是从选择对象、问题设计还是各阶层的组织调动方面都是成功的。它将原本仅限于翻译界的对外国名著复译本讨论事件扩大提升到全社会各阶层学者、读者关注的层面，将文学翻译事业的受关注程度大大的提升了。

第二，围绕这场大讨论进行的读者意见的调查及收获的反馈意见数量方面也是相对成功的。单就截稿期内三周的时间就收到各省市自治区读者份来信，长信和意见更是堆积如山。如此大规模的互动是中国翻译史上难得的奇景。读者的反馈意见及最后的结果是“直译派”获胜。赵稀方教授表明，在此之前《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不少的有关对“再创造”进行批判的文章，将读者带入了预定的问题及规定的答案，造成人们对调查结果公正性的质疑是必然的。不过联系上世纪国内翻译界混乱现象这个现实并从许钧教授想要表现的译学理念及翻译实践追求方面来看，可以理解为许钧教授有意通过这样的一次行为，将自己的译学理念进行推广扩展，以求译文能够达到尽可能接近“原文”。

第三，通过《红与黑》这场大讨论应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我国翻译的译学观念相对滞后的深层原因。对比中西翻译史可以发现，直至上世纪年代之前，其实中西方的译学观念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从古罗马时期至世纪末他们对翻译的思考也都是局限在实践的层面，讨论的核心也是“怎样译”这个问题，主张的思想是自由翻译。世纪的法国著名翻译家于埃提出，翻译不能违背原著的思想，并要忠实于原文的说法，尽可能的将作者的个性与风采展现出来。倾向于“直译”。而世纪末英国泰特勒提出著名的“翻译三原则”：译本必须完善的表达原作的思想；译文应该与原文的写作风格、方式性质相同；译文应该体现原文的所有流畅和自然的特点。它的“三原则”实际上已经为西方翻译界千年“直译”、“翻译”之争画上了句号。继他之后虽然也出现了阐述翻译思想的美学家及诗人，不过基本理论范式并没有取得较大的突破，翻译方法、要求、风格和功能依然是译界最关注的问题。而讨论问题的方式依然遵循着经验总结的老旧套路。

中国有一千七百多年的翻译讨论历史，较之西方国家略显短促。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翻译讨论文字，序中支谦用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八字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所遵循的“直译”法则言简意赅的表达出来；东晋后秦时期的著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采用妙喻形象的表达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意译”对“直译”的不屑，中国的两派之争同样持续了千年之久，直至清末严复提出“信达雅”，才算是基本上告一段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西译界的翻译观念之前都是停留在传统的译学研究范畴， 年代之后才逐渐拉开明显差别。造成如此差距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1）中西方译学传统方面的差异。虽然上述说明中西方译学观念是大同小异的，但世纪后一些宗教阐释学及一些具有较强语言哲学的元素对西方翻译界提供了“文化、语言学转向”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的翻译界则长期重视翻译的“术”，忽视、甚至对“学”的层面不屑一顾，因此中国翻译界理论建设异常薄弱。（2）国家争权变更的影响。上世纪年代起，中国关闭了面对西方世界的大门，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以至于中国在年的时间里根本不了解西方翻译界最新翻译理念及进展情况。年代之后，西方“等值论”曾在中国翻译界热极一时，但却并未撼动中国传统的重“术”观念。

直到90年代中期发生了《红与黑》汉译大讨论，虽然波及的范围特别广，掀起了中国译界史无前例的热潮，但是依旧未能突破中国译界传统框架，中国翻译界依旧是在“术”的框框内打转，造成如此的原因还有重要的一点：参与这场大讨论的主体大多是翻译家，鲜有理论家。由此可以启迪我们，想要真正的将翻译的问题解决并提高档次，必须先切实的将中西方译学研究间的差距尽量缩短，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把中国翻译界的理论意识确立，并组建严谨的翻译理论家队伍，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切实有效地完成。唯有如此，才可以革新中国的译学观念，推动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否则将持续滞后现状。

三、总结

十多年前的《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已然过去，旧话重提，分析说明了“直译”、“意译”是翻译互补方法，双方并不排斥存在，只是存在立场上的二元对立。如今中国的翻译研究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上也在观念方面实现了国际化，这些成就与学术开放、中国人积极进取的精神有着极大的联系，我们已经不会在国际的译学论坛上失语无言。对过去百年的评价，特别是翻译学科的地位反弹，是我们无可懈怠的责任，我们从那个时代走过，尽管客观的看法和观点会存在个人的主观思想，不过大家都参与讨论了，客观的程度自然就会逐渐加深、清晰。中国的翻译界目前已经很超前，甚至可以代表较为前沿的研究倾向，对社会及政治的关注，也是国际译学界相对靠前的。

参考文献：

[1] 王东风，WANG Dongfeng. "《红与黑》事件"的历史定位:读赵稀方"《红与黑》事件回顾——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话之二"有感[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2):16-23

[2] 邹东来，朱春雨，ZOU Donglai，ZHU Chunyu. 从《红与黑》汉译讨论到村上春树的林译之争——两场翻译评论事件的实质[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2):24-28

[3] 谢天振，XIE Tianzhen. 对《红与黑》汉译大讨论的反思[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2):12-16

[4] 许钧，XU Jun. 理论意识与理论建设——《红与黑》汉译讨论的意义[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2):6-11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