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饰物佩戴等级与地域性差别的研究

    饰物是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的巨大构架中，衣冠服饰占据着重要位置，它源于生活，根植于生活，又无时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被称为“衣冠王国”的古代中国，服饰制度是礼仪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上至治国，下至齐家，无不与服饰有关。秦汉强盛的国力为饰物的发展既提供了条件也带来了机会，玉器、金银器及其他工艺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秦汉饰物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该历史阶段的社会风气、经济发展及典章制度、丧葬习俗等。

1 等级差别

    饰物的社会功能，是在阶级和私有制观念出现后才逐渐形成的。在史前的“大同”社会中，一切财富均是公有的，一旦氏族部落中出现阶级分化，部落中有权有势的统治阶级就可能将一切有用的财富据为己有。本来就稀有的饰物一旦为少数人所拥有，就逐渐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为大多数人所追求和向往 。

1.1 秦汉的等级制度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受这种等级制度的影响，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地位，把服饰的等级功能提高到突出位置。服饰除能装饰自身之外，还被当作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兼收六国车旗服御”创立了各种制度，其中包括衣冠服饰制度。良贱身份之划分是秦汉时期社会等级法律规定的重要内容。平民为“良”，奴婢为“贱”，或根据职业和某种观念而划分的“良”与“贱”。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尚不详尽完备，只在服装和旗帜的颜色 上进行了统一。

    汉代是封建社会逐渐成熟的时期，完整的服饰制度在汉朝得以确立。在西汉初年，由于连年受战争影响，经济遭到破坏，民众生活极苦，汉皇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废 除了一 些 苛 政，经济得到了一定 的恢复，农 业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技术相应提高。其中染织工艺、刺绣工艺和金属工艺的发展，推动了服装和饰物的变化。汉代妇女首饰，有所谓“副笄六珈 ”制度 。《毛 诗 传》曰：“ 副者，后夫人之首饰，编发为之 。笄，衡笄也。珈，笄饰之最盛者 ，所以别尊卑 ”。[1] 汉武帝时，用玉制度被明确和规范化，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如图1所示为汉代妇女佩戴的三枝笄。

1.2 等级制度下的饰物

    饰物就如同一种符号，古代社会中服饰有严格的区分，不同的服饰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是“礼”的表现。汉代服饰的职别等级，主要是通过冠帽和佩绶来体现的。在西汉时期，服饰实行“深衣制”，其特点是蝉冠、朱衣、方心、田领、玉珮、朱履。冠在汉代又称为“头衣”或“元服”，汉代服饰中的冠制特别复杂，有十六种之多。当时贵族与平民的头衣有严格的区别，一般而言，贵族带冠、冕、牟，庶民百姓用布包头称“巾帻”。长冠是指汉高祖采用楚制之冠，名为刘氏冠或长冠，《后汉书》中说“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1] 定为祭祀大典上通用的冠服。到了东汉明帝时，特令一批儒学者重新制定了冕冠制度。天子与公侯、卿大夫参加祭祀大典时，必须戴冕冠、穿冕服，并以冕旒的数量、质地的优劣、服色与章纹的相异来区分等级尊卑。皇帝祭祀天地所带礼冠用十二旒，每旒用十二玉。所用玉珠也有讲究，商周时多为五色相间，汉代则改用为单色，皇帝用白色玉珠， 12旒 ；三 公、诸 侯 用 青 玉 珠 ， 9旒；卿 大 夫 用 黑 玉珠， 7旒。[2] 除祭祀之外，皇帝在朝贺、宴请等场合，都戴一种以铁丝为梁，正竖于顶，外裱细绢并饰有“山”、“述”附件的冠饰，叫“通天冠”。而皇帝戴通天冠时，太子、诸王等则需戴一种名叫“远游冠”的冠饰，其造型与通天冠相似，唯不用山、述等附饰。除冠之外，《太平御览》记载汉代女子佩钗也有等级差别。[3] 秦汉的冠饰虽有诸多文字记载，但出土资料十分罕见，江苏邗江甘泉2号广陵王刘荆汉墓出土王冠形金圈1件，如 图2所示，重2克，为一金片卷成的环形饰物，大小如同指环，上缘呈八角形，表面有掐丝花纹，每个角上都有绿松石等镶嵌物，形似欧洲古代王冠。

    汉代祭服延用“佩绶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的制度。皇帝、公卿、诸侯均佩绶，只是在印绶的尺寸、颜色和织法上加以区别。如皇帝佩黄赤绶，长二丈九尺九寸等。[4] 在圭的使用上《玉海》卷八十七记载：“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六寸，谓之公圭，伯守之”的制度。汉代玉衣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后汉书·礼仪志下》记载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如图3所示；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5]“等级性”是阶级社会的标志，对古人服饰审美意识的影响贯穿了古代社会的始终。

    这种“礼”的功能还表现在服装的色彩上，如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因为朱是正色，紫是间色，他要人为的给正色和间色定位，别尊卑 ， 以 固等级制度 。 我们从历代所用的 “ 苍 头 ”、“ 白 丁 ”、“ 皂 隶 ”、“ 绯紫 ”、“ 黄 袍 ”、“ 乌 纱 帽 ”、“ 红顶戴 ” 等带颜色的称呼上 ， 已可以看出服色的等级意义了。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过对服饰颜色的相关规定。如：《中国历代服饰》记载：秦汉巾帻色“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应该是水德，色尚黑，所以在秦朝，黑色为尊贵之色，衣饰也就以黑色为时 尚颜色了。由此观之，秦汉饰物的等级差别是服饰制度下的必然产物，饰物的发展史就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最好的体现

2 地域性差别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已形成并不断发展，对外友好交往的格局初步形成。秦朝极盛时疆域北至阴山山脉、辽河中游和辽东半岛，南至今越南东北角和云贵高原中部（不含海南岛），西至宁夏平原、陇东高原、四川盆地西缘，东至大海（不含台湾等岛屿）。与秦朝相比，西汉的疆域有了较大的扩展。但如果以比较稳定的，并且设置了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来作比较的话，二者的差异并不是很大，西汉仅增加了今天越南北部和中部、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和河西走廊。东汉相对西汉而言，东北地区 版图有所退缩，今朝鲜北大峰山脉以东地区已被放弃；南方在今越南境内也有所后退；但在西南却扩展到今缅甸的东部；末年时北方退至今桑干河、吕梁山、黄河和六盘山一线。

    秦汉王朝实现了政治大一统，但在各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却是很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了文化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自秦朝至西汉，以中央政权作为主要依托的先进农耕区，基本上限于长城以南、长江以北，而尤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倚重。这一情形到了东汉才有所变化。由于经济文化传统存在差异，特别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当时全国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各具特色的基本经济区。司马迁在《史记》中综述各地物产时列举了 “ 山 西 ”、“ 山 东 ”、“ 江 南 ”、“ 龙 门 、 碣 石 北 ”，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生活在这四个基本经济区之外的各少数民族，则大都处在渔猎和游牧经济的发展阶段。[1]

2.1 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泛指北方长城地带（包括今内蒙古中南部、宁夏、陕西、山西、河 北 的 北 部）和 东 北、冀 东、北 京一 带。北 方长 城 地 带 的 墓 葬 数 量、规模以及随葬品丰富程度的变化，可以体现出汉匈势力的消长，以及汉王朝移民戍边的情况。东北历来是多民族居住的区域，两汉时期，随着鲜卑、高丽等民族的兴起，汉的势力有所削弱。该地区的金银工艺也独有特色，如1980年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汉匈奴墓出土了包金花草纹带饰、包金卧羊带饰等金器。辽宁义县保安寺的出土物也具有少数民族特点。此外，最具有地域特色的，是衬托着草木（或柳叶）图案的动物纹与人物纹透雕铜带饰，如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的双牛纹、双驼纹、骑马捉俘纹铜带饰。内蒙古与吉林榆树等地出土的鎏金天马纹铜带饰乃是东汉初鲜卑族的遗物。 ① 以上金属饰物都表现了匈奴民族的生活风情，其朴实无华的造型风格也展现了匈奴民族强悍和率直的秉性。[2] 秦汉时期匈奴遗存的分布大致可以分为大漠南北两大区域，大漠以北大致对应今天的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而大漠以南大致相当于今中国北方地区。西北部的新疆曾出土葡萄坠金耳环，极具少数民族和地域特色（如图4所 示）。

2.2 关中地区

    关中平原号称沃野，传统农业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关中地区也是秦和西汉都城之所在地，是西汉时期武帝以前商业最发达的区域。《史记》中的“山西”指崤山或华山以西的地区，与所谓“关中”义近，大致是指以关中为主体的当时的西部地区。当时的关中，即指今日陕西全境和四川、甘肃之一部分而言。[3] 关中之富足，不仅由于农业先进，矿产和林业、渔业资源之丰盛也是重要原因。《汉书》记载：“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印足也”。[1] 从文物出土情况来看，也基本印证了文献记载，对关中地区的汉墓发掘可以追溯到本世纪30年 代 ，之 后 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 代 ，由 多 家 考 古 单 位 先后在关中地区清理了几千座汉墓。由于地处都城之位，一些丧葬礼俗与服饰制度首先在这里兴起，如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秦代军戎服饰，是迄今发现的古代戎装实物资料中最全面、准确、详细的。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由于有都江堰水利的灌溉，更是重要的粮仓。这个地区不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且在秦汉时期受战乱的影响不大，社会经济得以持续而稳定地发展。巴蜀地区与关中交通已久，又有秦人曾以关中模式进行开发的历史背景，因而司马迁把它和关中划为一个基本经济区。巴蜀地区在战国时期就以富饶著称，在秦代是重工业（采取丹砂、冶炼铜铁）的中心，贵重金属的制造发展很快，到汉代，逐渐发展成为贵重金属制造和其他手工业者聚居的地区。因手工业生产发达，大批商人也云集于此。四川宝兴县西汉石棺墓曾出土海贝饰40余枚，当是商品流通的反映。

2.3 中、东部地区

    狭义的中原地区指现在的河南省大部、山西省南部一带。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也是关中东出的门户，西汉时期是河南郡治所在，东汉更一跃为都城。洛阳遗留下来的汉墓很多，迄今已发掘的有3000多 座 ，饰 物 的 出土也很丰富，洛阳西郊一处东汉墓一次仅出土带钩就45件。

    秦汉时期的“山东”，是相对于“山西”而言，因崤山在函谷关附近，所以有时也以“关东”称“山东”。这个地区大体上包括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故地。但东方六国的疆域事实上超出“山东”，如楚国地处江淮之间，已跨“山东”与“江南”两个经济区。山东地区是汉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地理条件，有利于农业的多种经营。山东地区目前已发掘汉墓4000余座，包括多处诸侯王级特大型墓。沂南汉画像石墓是迄今发现最为完整的画像石墓，壁画中人物形象表现得十分细腻，人物所佩戴的“冠冕”、“绶”等服饰 也 刻画的 细 致 入微。

2.4 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泛指长江中游、江南、两广等地区。长江中游包括湖北、湖南两省以及临近区域；江南地区主要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以及上海、浙江全境；两广地区指广东和广西。解放后，江南地区发掘的汉墓有2000余座，较为集中的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宁镇地区和宁绍平原一带。两广地区汉墓以广州一带最为集中。广州是中国古代最早与外界通商的口岸，出土物中经常发现有用玛瑙、鸡血石、琥珀和玻璃等不同质料制成的串珠。体现了该地区当时与南亚诸国海路贸易的畅通。长沙地处湖南省的中部，该地区已发掘的汉墓数量相当可观，除去属于诸侯王、列侯一级的十几座大型墓外，绝大多数为中小型墓。湖南长沙地区马王堆汉墓的影响最大，其随葬品丰富、保存较好，其中一号墓出土的帛画上有西汉时期的步摇形象可供研究参考。

2.5 西南地区

    云、贵、川地区为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故地。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出这里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秦汉时期的四川地区称巴蜀，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秦汉时期西南夷诸民族文化遗存的大规模科学发掘是从晋宁石寨山遗址开始的。石寨山出土的鎏金乐舞铜扣饰、鎏金获俘铜扣饰（如图5所示）、滇人骑士铜扣饰上的人物服饰都具有鲜明的服饰特色。西部地区的出土饰物有很多是外来的，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玻璃珠“在云南其他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 我 国 内 地 ”， [1] 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汉武帝平定“西南夷”以后，先后设置郡县，迁徙汉民，汉文化开始与西南夷土著文化并存，汉式墓葬也多见。对于少数民族墓葬和其出土物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当时社会性质、族属关系、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内容。

结论

    秦汉时期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一切事物都呈现出勃勃生机。在这一时期，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更为完备。饰物是以其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而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一但进入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分等级、定尊卑，则成为它最主要的功能。秦汉饰物的职别等级，通过冠帽、玉衣、佩绶，甚至女子的佩钗都可体现出来。秦汉王朝虽然实现了政治大一统，但在各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却是很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了文化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本文分北部地区、关中地区、中东部地区、南部地区和西南地区五个区域的比较来论述秦汉饰物的地域性差别。从历史长河的纵向发展看，饰物的发展有其历史传承性，而在同一时代中，饰物的发展也会受到来自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横向渗透和影响。秦汉时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全面对外开放的时代。中国与西方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绚丽多彩的丝绸产品、茶叶、瓷器等传送到了世界各地。同时，中外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中亚的汗血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西亚的乐器、天文学；美洲的棉花、烟草等输入中国，东西方文明在交流融合中不断更新、发展。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是服饰文化综合发展的历史时代，在历史上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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