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次文本对电视节目策划文本所指意涵的丰盈作用

任何电视节目策划案，任何符号文本，不仅是对电视节目形式上具象的物理化可视性描述，在这些策划文本边缘或者说在这些文本能指表层之下无不隐现着“伴随文化”“次文化”等对策划本身的一种续写性外延性的拓展现象。对次文本的研究与学习，可以使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在血肉层面以昂扬奔放的姿态面向日益多元化、自由化的受众群体，可以使电视节目在形式上、在腐朽僵化的骨干上萌发新颖炯亮之花。

一、电视节目次文本发展现状分析

广义上，把一切富含社会文化因素的文字呈现称为文本。在文本内、基于文本，可以自由即兴创作、可以对文本进行续写扩充性描述的文本即是次文本。

（一）流行综艺节目策划文本现状

社会的不断演进，科技的不断更新，传播学、新闻学、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梳理，不断地促进传媒行业的学者对传播内容与形式的丰盈性研究。对传媒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不单是在研究节目本身、传媒媒介本身，还是对我们人类自身对于信息革命，对于现代电子科技下人类语言学的发展、人类沟通交流学习方式的发展以及其他人类一切生活方式的学习研究。《跑男》《蒙面歌王》《一年级新生》《中国梦之声》《金星秀》《中国达人秀》《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等一系列综艺电视节目，或买进国外节目版权，或竞相山寨化模仿，都是在节目策划文本的大体框架和形式上搬演照抄，没有对节目内在民族志文化、人文内涵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导致我们只摹写到了形，而得不到其神韵。往往是别人的节目播了很多年依旧像常青树和胡杨林一般不仅青葱而且长屹不倒，而这些山寨化的节目是不注重发展丰盈自身民族志文化、不注重研究本土本地区内社会人文现状就匆匆为了博眼球而开办的电视节目往往一段时间后便消逝在人海。这些节目只顾着模仿电视节目策划的类型元素型文本，没有对伴随文本的次文本进行阐释和发展，严重影响了符号文化的外延化解释，导致节目无法适应现状，成为了畸形儿。

（二）摆脱型文本程式化，重铸电视活力

“型文本从概念上讲是一种文本框架，能够表达指明文本所从属的集群，是一种已经规定好文化背景之上的文本‘归类’方式”。①在文学里，型文本可以理解为体裁，不同的体裁有着不同的符号表意系统。体裁处于僵化、程式化的文化之中，在电视节目策划中可以理解为对文本研究失衡，对型文本的过度侧重，会使得节目走向一种僵化的程式化风格体系之中，丧失了神韵，如同行尸一般在行走的过程中挥发着仅存不多的生气与活力。

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文本”一词很大程度上已经“从最初的文字书写或文献意义上漂移”，“牵扯到传统写作、社会生活、商品生产甚至文明体制和自然景观等极为广泛的领域”。②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话”分析其实是对大众文化文本的结构性解读。在他的理论研究中，他认为语言、绘画、广告、仪式、建筑、雕塑等“神话言说方式的材料”本身都是由能指与所指所构成的符号系统，但当它们被大众文化的“神话”所利用，就又成为一个“次生符号系统”的能指，意指了更深层的意义。我们在面对从国外买进版权的这类“舶来品”电视节目的时候，应该仔细研究节目本身结构形式与本土文化、当地受众、民族志、风情习俗的结合。只有结合了本土内涵，才能使得电视节目永葆生命力与活力。

二、次文本语境中的受众

电视节目创新日常化或陌生化效果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节目收视体验和受众已有的重合情形。这种重合情形可以分为局部交叉、完全重合、完全不重合三种类型的表现方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只要是在这种范畴之内的，如果追求所谓的求同存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会使结果变得极度偏向日常化一极，形成我们所面对所熟悉的日常化生活体验，完全乏新可陈。相反地讲，如果仅仅是追求一种极度的求异存同，那么我们面临的结果就必然会偏向极为陌生化这一极，在我们所存在的具象化现实生活中演变成一种鲜有的陌生化体验。这个偏移的范围，就是很多学者在研究传播学、语言学、新闻学时所讲的电视节目创新带来的体验变化下的“阈值”。即假使电视内容体验与受众的经验图解式程式化重合比例接近边界，或者说更有甚者超过了这个传统意义上所谓的限度线，那么这个结果就会出现电视节目创新偏差，就需要我们花费精力去加以调控。

以《非诚勿扰》节目为例，其在把握观众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层面上做了很多功课，做了很多大数据支撑下的研究学习。《非诚勿扰》不仅在娱乐性亲民性上做得很突出，更在对广大受众心理层面上、对爱情的观念、对人生事业的观念上起到了很好的疏导作用。一时之间，无数电视台竞相模仿这一节目形式，但是因为缺乏魂魄，没有做功课，没有在次文本的基础上衍生出自己独有的特色文化，没有对受众学进行系统分析与整理，就使得那些模仿《非诚勿扰》的节目诞生的时候雷声很大，但是转眼间甚至都还没有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便匆匆忙忙昙花一现消失不见。

任何艺术形式，任何文本形式，都会有无数的伴随文本。但是我们对于文本的研究太过于侧重其横剖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纵深方向上的拓展。比如谈起一个电视节目，我们把太多的精力和视点放在节目本身所延伸出来的各种元文本、型文本、超文本等之上，而忽略了电视节目本身应具备的时间感、时代感，或者可以说是忽略了对“超电视节目”的一种“超自身性”的研究。详细地表达起来就是，我们也可以利用跨越性思维去研究跟电视节目有关的一切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譬如关于一个婚恋节目，我们可以研究学校学生早恋，可以研究某些地区离婚率超高的各种原因，可以研究社会现有生产结构方式下男女失衡现状调查，甚至可以研究女性主义、“酷儿文化”等一切跟人类有关的情感表达。这种互联网时代仰仗大数据模式说话的方式能够不断刷新我们对于情感方式、人文生活方式的认知。对于次文化横剖面范畴上各形式各领域的研究与纵深方向上的“历史性研究”“跨越性思维”研究来说，“文本不过是一种可以让我们重新在自己的理解上分布编排语言等级的跨语言装置，是一种思维层面、精神层面上的传达性言语，文本不仅引导我们对于以前各式各样和现在缤纷繁杂的讲述，更在所指意涵上具备一种随时随刻的生成性”。③

我们对于世界万物万事的文字描述，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诉求，其实都是“文本”。“对于文本的研究，从最开始时某一特定、具体的文献实体的指称，到抽象的语词系统，甚至拓展为任何具有意义阐释空间的客体、一切饱含人类情感的事件和行为。经过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发展，普遍本体论意义上的文本主义甚至将我们存活着的周遭的整个世界都视作一个‘文本’。”④在这个概念上提出的次文本研究就显得更为复杂和多元化。原生情境不同，就会衍生出对同一文本的不同次文本解读，我们对于电视节目这一传媒形式的创新与发展必然离不开对文本的解读性延伸，所以也就必然离不开对当地情境的独特性、多样性研究，就必须关注文化中的“他者”。只要我们厘清了行为主体与接受客体、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文本与次文本直接的主干联系，不被细枝末节所干扰，我们对于一切社会生活文化现象的文本化书写便能变得更加丰盈。

电视节目中次文本所指意涵的丰盈是电视节目文化文本情境的一种有机溶剂，有了次文本的充盈与丰富，才能使得各文化文本情境间的各个元素都能有机融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英国社会人文学家本尼特对于次文本主体和文本主体这两者之间的解读有这样一句话语：“相互作用被物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联系建构而成”。⑤从某种程度上讲，文本的宏观建立更像是一种集体的、大众的文化，个人更擅长于进行对次文本的建构。次文本的灵活性、次文本的即兴创作特点都使得我们个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对文本进行独特的个性化表达，也可以使得我们每一个创作个体和接受个体能够在电视节目的制作、传播、发行中找到个体热衷的情愫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