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文学论文

在“以宗法代礼教，以礼俗代法律”⑴的关中平原，生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传统型女性。她们从小就受到封建伦理思想的熏陶，不自觉地建构起符合这个社会标准的价值意识，并以此规范着自身的言行。她们笃信一切先人们遗留下来的道德行为准则，牢固地恪守着长辈传下来的古朴而陈旧的传统美德。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她们对爱情的低层次要求，充其量也就是在生活中表示着一种“性”的存在。在她们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两情相悦的爱，婚姻对她们来说就是生孩子、过日子。仙草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她朴实勤劳、事夫敬老，更重要的是她为白家养了三儿一女，使白嘉轩感到由衷的欣慰。当她一个人在家里生下女儿白灵时，丈夫碰巧回家取工具，她让他给她热炕烧水。当开水端到她面前时，她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毕竟这是她进门以后男人第一次为她烧水端水。看似“脉脉温情”的瞬间却包含了多少的辛酸与悲哀。她临死前瞎了眼，却还摸着丈夫的手歉疚不堪地说：“谁给你跟老三做饭呀？”⑵在死亡面前，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生命的终结，而是男人没人服伺。她至死都不明白爱是相互的，而事实上她的男人仅仅把她们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泄欲的对象或者办事的帮手而已。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则说得更为露骨：“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曰女人在这里成了生殖的机器，毫无人格和人的价值可言。白孝义媳妇是白嘉轩反复比较后选定的一个无可挑剔的女子，却仅仅因为婚后无子：丈夫恶语相向，公公也准备休了她。后来她又顺从公公的安排，向兔娃“借种”。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有后”这个大计面前，无论传统性观念还是淳正家风都不得不退避三次合法的野合行为，但却为社会、人们所认同。
“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又容纳污浊。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明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村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的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⑷这一家法民俗既是道德规范，同时也是精神框定和精神枷锁。当白孝文刚刚突破性蒙昧与性羞涩与新婚妻子欢渡蜜月时，奶奶白赵氏进行了最野蛮的干涉，而羞辱的对象仅仅是同为女人的儿媳。性是双方面的，实际上在性爱领域，女人承受着男人所没有的生理与心理的负担。孝文媳妇既不能拒丈夫于千里之外，又不能顺从丈夫而违背婆婆的意愿，惟有独自忍受身心的折磨。比她更悲惨的是兆鹏媳妇。她从来没有得到过爱情，却饱尝了婚姻的痛苦。对此她不做任何反抗，只一味地顺从和等待，从媒妁之言、父母钦定、从一而终到梦境中的交欢自愉，公公的醉酒失态最后到狂颠疯痴直至死亡。在这个过程中，贞洁妇道的女性观念时刻禁锢着她的行为，使她抗拒来自公公醉酒后的诱惑。而来自自身的生命要求又无法抑制，两者间的激烈冲突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性压抑和性幻想。“性是精神疾病的成因，又是人的活动的动机因素。”⑸她矛盾、挣扎，给公公碗里放麦草，诅咒其乱伦，同时又渴望冲破乱伦的禁忌以获得异性之爱。在现实和观念的夹缝中，她只能以疯癫的形式来摆脱矛盾，却招来了父亲的毒手。最终羞辱而悲惨地离开了这个没有爱和道德宽容的世界。封建文明背逆人性的残酷和暴虐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女性就这样在这种道德禁锢下被压抑、鉗制以至窒息死亡。二、挣扎
“所有的悲剧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的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㈣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意识也随之不断地前进、发展。由仙草到小娥便是一种转变。论出身，小娥不比仙草差；论教育，小娥被灌输的同样是传统伦理，但命运之神却将她们分别引上了两条完全相反的人生道路。如花似玉的小娥偏偏嫁给了一个七十岁的举人作妾，更可悲的是她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满足丈夫的性欲，也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仅仅只是为了泡枣，以便采阴补阳，返老还童。她的生命比白鹿原任何女性的生命都要低贱。“作为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发展的需要，生理需要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但对于小娥来说这种需要无法被满足。不如狗的命运压抑着她充满活力的女性生命，低贱的人生位置逼迫着她想做人也做不成。于是生的本能使她奋起反抗。非人的遭遇演变成一种抗挣的动力，驱使她去勾引黑娃，并爱上他。在某种意义上她并不纯粹为了性欲，而是为了有一个真实的男人和一个地道的家。她选择黑娃不计名利、不守礼俗，只要两心相知、两情相悦，一旦爱上就死心塌地，不顾一切，哪怕他位卑人微也在所不惜。她的情爱观念虽不无贪欲的成分，却有力地超越了传统的功利主义婚恋樊篱，是纯洁而美好的。她们的结合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义理最有力的反抗，但在当时的社会是大逆不道的行径。由于违背了传统道德，故为人们所不齿，她被当成伤风败俗的“灾星”。可贵的是，在强大的宗法文化、世俗舆论的压力下，她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美好生活和美好爱情的追求，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勇气。如果没有那场“风搅雪”运动，她会在破窖里与黑娃度过一生，虽贫贱却自由。可命运偏偏无情地让她失去了黑娃的佑护，从此绵羊掉进了狼窝：她毫无抵抗地顺从了鹿子霖的淫欲，又毫不犹豫地将尿洒在这个有头有脑的人的脸上。她听从鹿子霖的调唆以美色引诱孝文走向堕落，报复了德高望重的族长及其代表的宗法文化，但又不由自主地同情着白孝文。这种矛盾贯穿她的后半生，以致死后仍以不屈的身影申诉自己的冤屈，辩解自己的善良与纯洁，她的灵魂将瘟疫带给白鹿原，向视她为女巫和祸水的整个“仁义白鹿村”复仇。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既没有肉体生存的经济条件，又没有精神生存的做人尊严，没有留恋，也没有憧憬，有的只是强烈的不满和渴望改变生存现状的反抗欲望。“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她以逾轨和放纵对抗着这个无情的社会，冲击着这块封建硬土，挑战着封建传统伦理。虽然其步伐匆忙而无序，使不幸的她走向了人尽可夫的堕落，在盲目的对抗和无奈的顺从中走向了悲凉的境地。但抗争也曾给她带来了短暂的自由与幸福，令兆鹏媳妇潜意识中羡慕。虽然她最终仍未挣脱那张礼教之网，但她的抗争让我们看到了黑暗里的曙光，冻土下的暖意和春蚕般的踊动。
三、突围
对于尚处于宗法制的白鹿原其他女性来说，白灵是唯一的幸运儿，她的幸运来自她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和个人境遇。《白鹿原》所反映的时代跨度很大，新的时代给予白灵这个知识女性自我意识成长、成熟的外在条件。她出身于殷实之家，在乡间念过学堂和书院，又到城里的新式学校接受过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参加了学校办的民主革命培训班，这种家世和经历，使她没有小娥的肉体生存之困顿，却有精神生存之苦闷。作为唯一一个没有被旧时代的黑暗所吞没的女性，她不但幸运地摆脱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走上自由婚姻的道路，而且积极参与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向人民展示了一个冲出旧营垒的知识女性带有浪漫和传奇色彩的一生。她以出走的方式为自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步，粉碎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伦理教条，展现了一个新知识女性反封建反正统的个性魅力。从此这个动荡的社会牵引着她一步步走上革命的道路：镇崇军残部东逃后，白嘉轩带着一家人的忧虑和恐慌进城找他的灵灵娃。而当了运尸组组长的白灵不但拒绝回原，甚至一口一个新名词：“……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些为国民革命献出生命的英灵。”㈣至此，白灵完全成长为一名进步的革命青年，她以激昂的情绪叙说着革命的神圣与崇高。个人的情感、生活、命运已完全融入到时代的大潮中，随波而涌，超越了性别的范围，满足了时代的需求。不仅她的成长史，她的恋爱史也带有时代的特色。时代给了白灵对爱情的选择权，时代也给了白灵追求的勇气，她能够义无返顾地摆脱传统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她与鹿兆海的爱情纯洁而美好，建立在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彼此拥有独立的人格和人生价值。她爱鹿兆海，但爱得不够纯粹。在某种程度上讲，她不仅仅爱他的热情，
单纯和聪慧，更重要的是志同道合，是革命事业使他们的爱萌芽、成长。所以在去抬尸体路上俩人还情意绵绵地说着“岳父大人”，但不久以后的偶然相遇却要半天才认出同是一个村子里的乡党。而他们分别时的留言“国民革命成功”更体现着一种时代特色。这里个人的需要和爱好、女性自我意识与革命意识搅和在一起，难以分割也难以分辨。由于维系爱的纽带是革命的信仰，所以他们最终因政见的不同产生精神和心灵的裂变。这一爱情悲剧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但是最后白灵又与鹿兆海之兄鹿兆鹏结合，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使她在思想观念、意识范畴上超越了传统道德的束缚。在她身上体现了现代知识女性的闪光点：独立、坚强，勇于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其反叛意识和批判精神直接影响了后来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