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西汉士人政治思想的影响

西汉时期的儒学有着自己的特点,第一就是西汉开国初期的儒道之争。西汉初年的行事有许多是对亡秦行事的直接反弹,汉初崇尚道家黄老思想的清静无为针对的便是秦朝法家的亟求有为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因此,自然而然的,儒家思想也就一直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另外从统治者自身看,高祖刘邦一直以来非常厌恶儒生,《史记·郦生列传》载: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又:“郦生踵军上谒……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假见儒人也。”[1]而惠帝时的丞相陈平、曹参以及以后的文帝、景帝、乃至武帝初年的窦太后也都是道家的支持者。窦太后甚至诛杀了武帝的儒学老师赵綰、王臧,并把批评了“老子为家人言”的儒学大师辕固生逼入斗兽圈与野豕作战便。但是,当儒生靠着本身在书本、古学上的学问知识以文化教育谋生,同时由于汉初很多人珍惜书本重视古学,因而儒学在政府体制之外大有增进,而政府中人也因时代的需要和文化社会上的压力不得不选用儒生。[2]因此,以此为契,儒士队伍的的壮大也就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普及。另一方面,经过汉初统治者采取的“无为而治”基本国策使汉初经济得以迅速恢复,政治得以巩固。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到汉武帝时,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巨量财富,“无为而治”的思想和政策显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政权巩固,经济繁荣,武力强大,也就要求从思想上树立起适合专制统治的正统意识。董仲舒向武帝提出的天人三策,君权神授的观点,正适应了当时思想转变的需要,为汉武帝的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太史公《自序》言汉初思想大势谓:“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3]
西汉儒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古文经文与今文经学之争。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因此,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是齐、鲁之争。是鲁地保守朴实的学风和齐地喜好浮夸,好讲阴阳五行之风之争。[4]
二、西汉儒士的政治思想
儒家一贯主张为人应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先要学习修身。荀子在《修身》篇中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士君子不为贫穷怠忽道。而《孟子·尽心》篇也屡言“修身”: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儒家论修身兼顾“穷”与“达”两面。“达”是得君行道,可以使天下治;“穷”则不为权势所屈,以致枉“道”从之。而后一义尤为重要,因为不这样,那么便不能维护“道”的尊严。[5]“穷且意坚,不坠青云之志”也便成了古往今来士人所坚守的信条。
在儒士的思想中最总要的就是敬天忠君:可以说是儒士政治观的根本原则。儒士的个人目标是出仕为臣,做君主的忠诚辅佐。为保证这一目标实现并能延续下去,其首要条件和最高要求都是忠君亦即敬天。天命天意亦是要臣子忠君,忠君就是忠于天命天意,君主是上天的代理因此也要求臣子必须绝对忠诚。及至西汉时期的儒士也无不敬天,或者敬而远之,不言天道;或者大讲天道天意之可怕,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总而言之对于“天”一要敬畏,二要奉顺。对于“天”,不仅用以自律且是儒士用以律人压人的法宝,即便是帝王之尊若有不对也可借天来指责之。
春秋时期的巨作《吕氏春秋》把五行配人到四时之中,更配上他们认为与四时相应得政令与思想,第一次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依据的宇宙、人生、政治的特殊构造。此一特殊构造,给汉代思想家们以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董仲舒所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他由此而把阴阳四时五行的气认定是天的具体内容,伸向学术、政治、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完成了天的哲学系统,已形成汉代思想的特性。而汉代的思想特性便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汉书·五行志叙》说:“汉兴,承秦灭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盖得其实。”[6]在思想上他通过授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已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在这个君臣关系的基本模式中,君权绝对这一面得到理论上的进一步阐释。董仲舒把这个模式进一步阐述为天—君—臣—民。君是受天之命以君临臣民的,“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7]“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8]在治国方面,他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9]因此他主张“德主刑辅,重德运刑。”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汉书·董仲舒转》所载“天人三策”的文字,第一策中,汉武帝的策问:制曰:“朕获承至尊以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制礼作乐而天下恰和……百姓乐……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乎方外,延极群生。”[10]这是极端歌功颂德的文字。“朕获承至尊以休德,传之亡穷”是秦始皇留下来万世一姓的想法,“后……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董仲舒的对答则是对武帝十分严峻的警告:仲舒对曰:“……陛下……下明诏……皆非愚臣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俱之,尚不知变,而伤败已至。”[11]通过此,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劝谏君主应法天下之德行,施行仁政;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此依据君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的言行提出要求,使之必须注意“天意”,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这就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忠君,则是敬天的又一表现形式。君主乃是奉天命者,所谓天子就是代表上天来统治天下万民。故敬天必然地要体现在忠君上。但是忠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虽然孔子说过“臣事君以忠”对君主尽力服事,“事君,敬其事而厚其食”(《论语·卫灵公》)但这是带有相对性的,是忠与礼的相对的忠而不是无条件的忠,不是绝对的忠,因此,与“臣事君以忠”共同提出来的,便是“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因此,如果君行无道,也就无所谓忠了,也即《礼记·礼运》中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