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范长江的新闻思想-新闻传播文章

范长江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沉浮起伏并最终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针对当时流行的“报纸独立主义”、“新闻至上主义”信仰，范长江鲜明地提出“报纸是政治的工具”的观点。范长江认为报纸的政治性、阶级性不可避免，但报纸应该具有时代精神。他认为一张报纸如果违反国家或民族的要求，固执狭隘的党派的成见，就是落伍的或幼稚的报纸，不是时代的报纸。范长江号召新闻工作者不要怕谈政治，应把新闻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一个报纸只要抓紧了时代政治要求，是会受欢迎的。
在范长江看来，无论是共产党的报纸，还是反对派的报纸，都具有阶级性、党性和政治性。范长江告诫广大新闻工作者，有一些反动的报纸，有时为了伪装，它登载一些进步的言论，以此来骗人，还是值得注意的。没有明确的阶级性，在做报道时就有可能造成广大群众思想混乱。有人说报纸是自由职业，新闻工作者是自由职业者，没有立场，不讲政治。针对这种思想，范长江一针见血地指出：“报纸工作不问政治，这种话是骗人的，这是资产阶级到了统治地位以后欺骗人民的话……报纸不是为这个阶级服务，就是为了那个阶级服务。”
范长江一生都在追逐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范长江认为办报可以为国家求独立、民族求解放。从为《大公报》写稿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解放战争时期跟随中央领导人到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范长江从来有放弃对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的追求。
范长江是在“五四”启蒙主义的语境下开始从事新闻活动的，他最初接受了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劳工神圣等等思想，并将这些思想融入了对于民众的“人”的价值的肯定和期待。从青年时期开始，在他的头脑里便流贯着“民主”和“科学”的血液，并最终构成自己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后来范长江在中央军校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而三民主义才是正确的，“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救中国”。三民主义构成了他当时新闻行为的重要准则。在他初期的新闻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三民主义思想的精髓。自1937年在西安与周恩来对话，后又到延安采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之后，范长江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际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中，他最终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而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范长江后来在“文革”中遭遇到严重的迫害，经长期关押，在1970年含冤自杀。他的自杀和“文革”中其他许多公众知识分子自杀一样，是一种抗议，一种决裂，是同“文革”那种错误领导下的政治决裂，是对民主自由的一种渴望。
几十年来，范长江始终执着于民主与自由，执着于救国救民的信念，对各种黑暗的现实、丑恶的东西进行客观的曝光，并把它们置于理性审判台上进行解剖和审视。正如1937年4月20日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二、坚持服务大众的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
范长江精神之可贵在于他的民本思想和坚持为民服务的立场。范长江的民本思想，不仅吸收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而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为民服务的世界观，范长江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和中国特色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他一生的追求。
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范长江深入准确地报道了西北地区的疾苦：西北的封建压迫很重，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在西北的东北军被迫“剿匪”，处境悲惨，很多家属流离失所；国民党所谓“开发西北”，全是假的；轰动全国的“西北公路”实际上是“稀烂公路”等等。范长江始终关注着民众关注的问题：当红军长征牵引着民众的心，他就追踪长征，报道长征；当西安事变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他果断地走进事变的中心，披露事变的真相；当延安成为民众急求了解的“谜”，他就孤身进入延安，公开报道延安；当抗战关系到民众的安危，他就深入抗战第一线，于第一时间发回第一手的抗战信息。范长江认为：“新闻是有代表性的新的事实，并且还要有利于人民的，才是新闻。不利于人民的，不是新闻。”
范长江同时认为新闻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他认为群众是新闻的源泉，要能深入群众，要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
范长江指出：“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范长江有精辟的论述：“我们的报纸，由于是人民的报纸，办报的方针，同资产阶级报纸完全不同。他们是少数人办报，少数人控制报纸，作为少数人的工具。而我们的报纸，恰恰相反，是大家办报。”范长江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群众办报的意义。在华中地区一次较大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范长江深有感触地说：“通讯工作中存在两条路线：第一是群众路线，即‘大家办报’的路线……也只有广大读者群众，大家为报纸写稿，报纸才能办得好。”范长江对于大家办报有自己的解释，所谓的大家指的是报纸的基本读者。比如报纸办给干部以上看的，所谓的大家，就是中级干部、知识青年、地方绅士；通俗化的大众化的报纸，对象是农村干部，这种报，所谓的大家，就是指乡村干部。大家办报的方法，就是读者为自己的报纸写新闻，写通讯。范长江认为，把办报工作只限制在报社内外少数专业人员办报写稿，不发动广大群众，就等于闭门办报，就一定不能与其他工作相结合，一定会脱离群众。
三、在写作上尊重事实，强调新闻要真实、客观
范长江认为，“我们必须以最客观之态度，从事新闻工作”，“要以真实的新闻报道、来粉碎敌人的谣言攻势”。范长江在他的通讯中迅速及时地揭露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人民群众传播了真理的声音：有关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在国内是第一个报道出去的；向国统区人民披露西安事变的真相和陕北红色根据地的情况，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告之于天下的，也是范长江。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范长江以他的实际行动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在采访中总是深入斗争第一线，努力去获取第一手材料。哪里最危险，哪里有最为广大群众所关注的事情，哪里有新闻价值大的新闻，他就不顾一切地去采访，甚至连性命都不顾。在《大公报》工作的时候，他为了弄清楚红军的前途和西北抗战大后方的真实情况，甘愿冒着风险，自费去西北采访；西安事变爆发，他更是毅然决然突破重重障碍和艰难险阻，进入事件中心采访，向世人披露事件的真相；“七七事变”爆发，他不顾个人安危，直奔前线采访写稿，报道出最真实的信息；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党报领导的时候，他经常联系实际，将现实的宣传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然后再用理论指导新闻实践……可见，范长江不是人云亦云的人，他尊重事实，力求写出真实、客观的报道。
范长江给新闻下的定义是：“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他认为，新闻必须是事实，谣言不是新闻，假话、大话、空话更不是新闻。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不断，大批知识分子遭受打击，于是报纸上充满了假话、大话、空话，特别是在推行个人迷信的年代，记者的作用也往往是要添些造神的假话。范长江那时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凭着他的观察能力，最终体会到了新闻工作出现了新问题：当年人民群众的苦难明明是人祸，却被说成了是天灾：明明是怨声载道，却说成莺歌燕舞：假、大、空成风，是非不清，认识混乱，粉饰太平的胡说八道祸国殃民。范长江终于开始了独立思考和反思，虽然他已经不搞新闻工作，但仍然写下了自己关于记者工作的心里话，一些不同于唯上的全新见解。他说：“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四、认为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优秀的作风和素养
范长江认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优良的作风和优秀的素养，他1941年10月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为新闻记者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一个正确而坚定的政治态度对于新闻记者的重要”：“第二个经验，是操守问题”：“第三是知识问题”
要有正确的政治认识。这一点在本文前面已经涉及到，范长江本着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精神，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行为准则，密切联系群众，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追寻民主、自由的社会。
综合看范长江的新闻思想，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笔财富，它对我们现在的新闻工作和新闻事业仍然就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这就是范长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