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羔羊》：从化“茧”成蝶窥探人性的困境-电影论文

　　由乔纳森?戴米导演，安东尼?霍普金斯和朱迪?福斯特主演的《沉默的羔羊》，在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5项奥斯卡重要奖项。影片主要讲述了在联邦调查局的见习特工克丽斯所在的城市发生了一系列命案，凶手是一名嗜好给较肥胖女性剥皮的变态杀人狂野牛比尔，克丽斯的任务是去联邦监狱医院拜访食人狂精神病医生汉尼拔，通过获取野牛比尔的心理行为资料来协助破案。汉尼拔要求克拉丽丝说出自己儿时的经历来换取他的协助，最终克丽斯通过在被害者喉中发现的虫茧这一线索成功解救了被困的凯瑟琳，击毙野牛比尔，出色地完成了联邦调查局的任务。而成功逃脱的汉尼拔则将曾经折磨他的奇顿医生视为自己的新猎物。

　　作为好莱坞影片中一大类型的恐怖片，《沉默的羔羊》采用的是恐怖片与侦探片相结合的典型故事模式，并以紧张的情节、血腥的画面及象征暴力的野牛比尔这一杀人狂形象激发观众内心的恐惧，以营造可怖气氛。但影片因成功塑造了汉尼拔这一独特的怪物形象而大放异彩，通过汉尼拔这一形象的设置影片将观众引入了潜意识层面，关注人性的困境。谈到潜意识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涉及对20世纪后的电影创作及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产生巨大影响的弗洛伊德，他认为人的意识像海面上漂浮的冰山一角，而更广阔的冰山沉于海面之下即为潜意识，意识受超我的控制进行着符合社会意识的行为，控制潜意识的自我会在超我放松防备的时候浮出海面遵循快乐原则实现自我欲望，然而大部分时间超我占有绝对的控制权，未能实现的欲望只能通过升华或转变来实现。当个体无法通过艺术创作这种升华手段满足被压抑的欲望的时候，只能通过某种“转变”来实现自我肯定，在《沉默的羔羊》中野牛比尔、克丽斯及汉尼拔都存在于这种“转变”之中。影片中联邦监狱的地下室无疑代表着被层层铁门关押和控制下的潜意识领域，而奇顿医生与汉尼拔的不和谐关系代表着社会意识与人类潜意识的对抗。随着克丽斯第一次通过层层铁门进入地下室拜访汉尼拔，主人公们潜意识层面的欲望也逐渐向观众展开。

　　二、《沉默的羔羊》中人物的“转变”

　　正如上文所言，当人的某种欲望未得到满足的时候，便需要通过转变的手段实现，如果说克丽斯采用了一种常规的被社会认可的“转变”方式，野牛比尔采用的是非常规的“转变”方式，那么汉尼拔这一特殊而复杂的形象则是兼容了二者的“转变”方式。

　　（一）野牛比尔

　　在克丽斯与汉尼拔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连环杀人案凶手野牛比尔不是真正的变性癖者，儿时经常遭受继母虐待的野牛比尔形成了严重的与暴力相关的童年创伤，使他讨厌自己的身份而希望成为一个变性人。成年后野牛比尔曾多次寻找医院希望变性但均被拒绝，在这条“转变”途径受阻后他开始寻求其他的出口，寄希望于穿着一件由女人皮肤缝制的衣服而“转变”成为女性。影片中野牛比尔作为一个传统的人类怪物出现，穿14码的较肥胖女性成为他的目标，即将被害者屠杀并剥皮制衣。另外，他的生存环境即阴暗凌乱的地下室中腐烂的尸体、发育中的群蛾、狂躁的音乐以及他异装癖的举动，都在令人们感到恐怖和阴森的同时满足了人类本性中的暴力欲望；而克丽斯救出凯瑟琳并枪杀了野牛比尔的结局，又为观众提供了复仇的快感和安全感的回归。

　　此外，影片引导观众在这一传统怪物形象身上发掘了其他更为深层次的内涵，即人性中未满足的欲望进行“转变”的需求。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时期的经历对人的性格形成及日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野牛比尔正是由于继母的虐待而引发了对自我男性身份的认同缺失，虽然他选择了变态杀人狂这一“转变”途径，但最终他并没有完成化“茧”成蝶的“转变”，未能披上可以带来自我认同感的“女皮衣”。野牛比尔的形象源自现实中的三位连环杀人凶手，分别是引诱女性进入货车的特德?邦迪、将被绑女性囚禁于地窖中的加里?海德尼克和剥人皮的艾德?格恩。源自现实的野牛比尔的形象使影片带来的恐惧感更为真切，意旨的人性困境更具现实性。

　　（二）克丽斯

　　女主人公克丽斯这个形象上的“转变”情结相对于野牛比尔更为复杂充实。 在克丽斯身上存在两方面的“转变”：一是作为一个善对恶的拯救者，她希望通过被野牛比尔囚禁的凯瑟琳来实现儿时对羊羔拯救失败的遗憾；一是作为一个缺失父爱的孩子，她希望继承父亲的职业，成为一名优秀的联邦特工，同时对缺失父爱的找寻而使她对汉尼拔的情感暧昧。

　　在联邦调查局的见习期间，克丽斯刻苦训练成为其中的优等生；在接受了拜访汉尼拔的任务以协助调查野牛比尔的连环杀人案后，克丽斯更表现出超出寻常女性的坚忍、勇敢与睿智，她在对第一名被害者尸检时发现被害者口中的异物即骷髅飞蝶，成为重要的破案线索，并最终通过汉尼拔的提示找到了野牛比尔的真实住所，经过激烈的对抗后成功救出凯瑟琳。凡此种种均塑造了女主人公这一拯救者的英雄形象，克丽斯的拯救者情结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经历，即在父母去世后，10岁的克丽斯来到经营农场的表亲家中居住，在拯救被宰杀的羔羊失败后无奈住进了孤儿院。虽然远离了农场，远离了被宰杀的羔羊，但克丽斯夜晚经常被梦中羊群的尖叫声惊醒，儿时一次失败的拯救经历在她内心深处留下严重阴影，从野牛比尔手中拯救凯瑟琳成为克丽斯摆脱这个心理障碍、满足未完成的愿望的一种“转变”方式。与野牛比尔同存儿时暴力伤害的克丽斯选择了一种被社会认可的“转变”方式，虽然影片并未交代克丽斯梦中的尖叫声是否停止，但至少这是她成功“转变”的开始。

　　克丽斯身上的另一种“转变”来自父爱的缺失。父亲在其儿时死于追捕窃贼，使幼年丧母的克丽斯失去了惟一的依靠，而她选择了与父亲相同的职业并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联邦特工，不言而喻这是对渴望父爱的一种转移方式。此外在克丽斯与汉尼拔耐人寻味的关系发展中也隐含着她对渴望父爱这一愿望的一种“转变”意向。从克丽斯被迫向汉尼拔吐露内心深处的创伤回忆开始，到两人在交递档案时汉尼拔在克丽斯的手指上轻轻划过，随着剧情的推进克丽斯对汉尼拔的信任和依赖也逐渐升温。克丽斯的拯救者情节及渴望父爱的情愫源自其潜意识，在意识深处引导着克丽斯不畏危险的前行。

　　（三）汉尼拔

　　兼具拯救者与屠杀者情结的汉尼拔引出并深化了本部影片的“转变”主题，是《沉默的羔羊》中最具独特性的形象设置。作为拯救者形象的汉尼拔，主要体现在他对克丽斯的帮助方面。从汉尼拔通过聊天操控羞辱克丽斯的迈克斯的精神世界并致使其自杀开始，他不断为克丽斯提供野牛比尔的相关信息并在破案思维方面给予克丽斯许多教导和启发，尤其是释义被害人口中的虫茧，为克丽斯成功破获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于影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汉尼拔明确地引出了电影的主旨即未满足的欲望如何“转变”的困境。

　　同时更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是汉尼拔作为屠杀者而存在的形象，他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食人狂魔的身份，更表见于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操控及行为能力的超常上。从联邦监狱医院转至地方法院后，汉尼拔利用圆珠笔打开手铐，从容地杀死了两名看守他的警察，并将其中之一开膛破肚并拟状受难耶稣高挂在曾经关锁他的铁笼之上。此外关于汉尼拔相关的背景描述也可见其屠杀的血腥与残暴，如对于汉尼拔的戒备的严格和及谨慎程度，这些侧面描写进一步深化了汉尼拔作为屠杀者的形象。《沉默的羔羊》后上映的《汉尼拔前传》中讲述了汉尼拔的儿童时期与暴力相关的经历：二战末期年幼的汉尼拔目睹自己的妹妹被分食，在逃离备受欺压的孤儿院后到法国投奔他叔叔的遗孀紫。汉尼拔在此学到了很多方面的技能并成为法国最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汉尼拔通过知识与技术对战犯进行着复仇的同时开始了向食人狂的“转变”。虽然在《沉默的羔羊》中并未提及汉尼拔的儿时经历，但在对另外两位主人公及克丽斯和野牛比尔童年时期与暴力相关的经历的回忆中暗示了汉尼拔有着相似的经历。对于汉尼拔自身的“转变”在影片中被模糊化了，但他对引出克丽斯和野牛比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汉尼拔在自身精神分裂同时也是精神病医生，这一矛盾的形象所指的是人类来自于自身的恐惧，结合情节设置及结局安排，可知当代人类对自身“转变”途径的寻找尚在继续，如同女主人公克丽斯梦中羔羊的惊叫声的延续。

　　三、《沉默的羔羊》中“转变”的当代启示

　　《沉默的羔羊》这部电影的片名不仅符合切题、鲜明的审美要求，而且颇具意味。对于“羔羊”在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可追溯到 《圣经》旧约中《撒母耳传》中的记述：扫罗尊奉上帝的旨意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并攻打亚玛力城的任务，在毁灭该城除了健壮的牛羊和值钱之物，准备将肥壮的羊献给上帝，而扫罗却因被发现城中仍存羔羊的叫声而获罪，失去了以色列王的地位，自此羔羊的叫声多指向犯罪。而羔羊在影片中象征着没有反抗能力的受害女性，羔羊的叫声即使犯罪的标着也是对拯救的呼喊，而沉默的羔羊则隐喻着拯救的失败。虽然片尾被囚禁的议员女儿凯瑟琳在另外五名女性被屠杀后获救，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野牛比尔被射杀，但更为可怕的汉尼拔却越狱逃出，尾随着他的新猎物奇顿医生从容地行走在人群之中，这个开放式的结局预示着罪恶的延续。

　　弗洛伊德认为群体本能的压抑和个体罪恶感的增强将成为人类进步的代价。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论断横空出世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宣告了西方以《圣经》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的没落。与此同时科学和技术的日益发展使人类具有改造自然、改善生存环境的力量，由此人类的主要矛盾从人与自然转向人的自身。《沉默的羔羊》在展现野牛比尔、克丽斯及汉尼拔“转变”困境的同时，揭示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主题，即人性的困境。女主人公克丽斯虽然实现了她救出凯瑟琳的愿望，完成了“转变”，但她梦中羔羊的尖叫声是否消失影片中仍不置可否，这一情节设置隐喻着未实现的欲望的“转变”方式仍在探寻，人性困境所导致的恐惧仍在蔓延和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