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数理真谛 重振思辨传统-音乐论文

　　一、“作曲技术”与“数理法则”的关系

　　 从《剑桥音乐理论发展史》对整个“学科史”的详细讨论及解读，反射出当代中国大陆在学习借鉴西方“音乐理论”方面的某种缺失——即西方“音乐理论”的数理思辨传统在当代的不自觉消解⑤。近现代以来，中国开始引进西方“音乐理论”：和声学、对位法（复调）、配器法和曲式学，统称为作曲技术“四大件”。这四大件教学内容，大多基于19、20世纪前后形成的作曲技术教科书。对照《剑桥音乐理论发展史》的音乐认识论分类，显然，这些“教科书”是理论史上亚历斯多德有关“实践”论说的当代延续。亚氏认为，“实践”的功能是改变对象，“theoria”是通过观察认识对象本性。⑥亦即是说，作曲技术是“theoria”观察和认识音律数理本性之结果而非音律数理本身，是在西方“思辨性传统”⑦的音律思考中生长出的“规范性”⑧和“描述性”⑨传统涉及的部分“实用技术”内容。从《剑桥音乐理论发展史》看，对于音乐来说，所谓数理法则，即是建立在音响比率（长度、频率、周期等）的谐振或非谐振关系上的音律结构思辨分析之结果。这就提出了问题：当在解释作曲技术的同时，是否应该对音律的数理法则本身要有基本的基础知识？因了解这二者的内在因果，关系到人类对“音乐本体”数理结构及深层意义的内涵认知。人们在“作曲文本分析”中经常不自觉地忽略了这个因果关系，结果就印证了中国那句老话：“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传统和声学”的和声讨论，“到现在为止，和弦生成理论一直无法解释所有的和弦连接关系，这是个思辨理论和实用理论之间的冲突。因此现代教科书都避免谈论音律问题。”⑩具体反映在教学上，就都不在分析音律数理关系基础上告诉学习者如何把握和声连接的音响依据，而是直接告知“和弦连接技巧”。这种技巧，基本消解了决定每一和弦本性的音律特质及音响法则的内涵理解。须知音律特质及音响法则，正是建构和声关系的根本属性，这些属性的认知要在数理逻辑分析思辨过程中获得；而和弦连接技巧，只是音乐作品的文本写作技术之一。不难看出，当代学界对“音乐理论”的把握，重在作曲实用技能，而缺乏对关于构成“作曲技能”音律思辨法则的关注。因此，对于西方如何思辨“音乐理论”及其历史建构过程，在“音乐理论”界一直缺乏足够重视。正是重“文本技巧”轻“音律思辨”的风气或无奈，使学界对“音乐本体”的关注长期限于作曲技术形式讨论，而将支持“作曲技术形式”的深层结构属性——音律特质及数理法则，在“音乐实践”的写作、分析思维中淡化直至消解。笔者想，这种状况恐怕不单是大陆现象，或许正是自中世纪以来的“规范性传统”形成过程中在哲学认识论上的某些偏颇所致？

　　 《剑桥音乐理论发展史》的问世或将改变这种状况。它或许会让人们循着该文献解读的整体历史轨迹重新思考或深究，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音乐理论发展及其作品研究，为何多是停留在对作曲技术的形式琢磨上，却较少有从形成这些技术形式之内在数理成因的思辨入手？或许会进一步问，“音乐理论”的内在数理成因又是从哪些元素开始其探索的历史？西方又一直在如何研讨、辨析及传承？虽然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亦有王光祈、杨荫浏、缪天瑞、黄翔鹏、童忠良、陈应时、赵宋光、郑荣达、李玫、韩宝强等几代学者在基于中外数理传统的“乐律学”上深入钻研并获得重要成就，但作曲家群体中关于作曲技术数理法则的追究则是凤毛麟角。比较有影响的是以武汉音乐学院童忠良、郑英烈为核心的作曲理论群体，他们重视乐律学教学，又曾在20世纪80年代成批翻译和介绍了西方 “音级集合论”等现代音乐理论，培养出一批既能写作、又有数理分析能力的作曲家、理论家群体并在各领域发挥其作用。其他学校似乎没有形成类似的教学群体不过有特殊成就的个人，如上海音乐学院的甘璧华“提出的自然泛音中并存着两种数列，它们分别与东西方两种音阶相符的观点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具有爆炸性意义的重大发现”。{11}此外，在接受中国《易经》数理智慧启示所产生的作品中，美籍华人作曲家周文中的《云》堪称世界经典，{12}另有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的“太极”{13}和星海音乐学院房晓敏的“五行”{14}亦有一定影响。综合东西方序列思维进行创作的作曲家罗忠镕、高为杰、陈其钢更有许多优秀作品，当然这些作品主要基于精致的“音阶序列”{15}结构排列而非“音律数理”的法则思辨。因此，整个作曲理论教育界，更多的是大量建立在“实用技巧”基础上的作曲技术文本分析，却少有建立在谐音学、音律学和音响学等数理法则基础上的作品及其理论研究。{16}为什么近代中国如此渴望学习西方经典而又会出现与西方经典理论历史某种程度的脱节现象？是因为我们作曲家群体在早年引进西方学科理论时的指导思想局限：主流意志是建立中华乐派，而非对经典“音乐理论”本体的实质性追索？还是因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受制于苏联学派意识形态影响：重实践而轻思辨——“实践”基于唯物、“思辨”唯恐唯心，就不知不觉形成了学界在“实用传统”与“思辨传统”上的深沉纠结？或许，直接的简单原因就因为我们太缺乏像《剑桥音乐理论发展史》这样集大成的学术成果的引进？

　　二、“实用传统”与“思辨传统”的关系

　 《剑桥音乐理论发展史》的引进，给中国打开了又一扇通向人类智慧的大门。该书以“学科分化、思辨性传统、规章性传统和描述性传统”的学科系统框架，历时性地精细梳理了西方从古代宇宙论开始对“音乐·灵魂·宇宙”等谐振关系追索及理论模式抽取。对此发展史中各个流派及个体音乐理论家的成果令笔者震撼，着实体会到了法国哲学家、文化人类学中的社会学派创始人孔德论述人类知识必经三个阶段——即“神学”、“形而上学”及“实证”之三阶段论述的精当。{17}当人以“万物有灵”思维去面对魔法般的音响共振效应之时，人处于“神学”认知阶段。此阶段理论家们在宇宙行星轨迹与人的灵魂间之神秘感应中去思考音律问题。如罗伯特·弗拉德对古代玄学与神秘认识行为鸿篇巨制的解述时设计的“神圣测弦器”和“人类小宇宙”解析图；当人对神秘力量的解释不满足时，开始思考“宇宙·人类·器物”三者共享的数理辨析，这种深刻辨析将人们带入“形而上”思考：通过“思辨”去发现音响的谐音规律及逻辑。谐音规律及逻辑发现分析过程，即“形而上”思辨哲学的滥觞，典型的是古希腊思想的中世纪伟大传播者波伊提乌对世界音乐三种类型之数理规律的认定。波氏提出，“宇宙音乐”、“人类音乐”和“工具音乐”三种类型，都是由鸣响的和谐数字比例主宰着的音响，由此将托勒密的“谐音学”理论从古代平移到中世纪直至对近代“科学革命”产生深远影响；对音乐的和谐数理探讨的日益深入，逐渐形成“实用理论”各类模式，{21}实用理论的直接效应就是教学。11世纪阿雷佐的圭多使用纽姆记谱法对教堂唱诗班的训练，以帮助其视唱或写作效果去领悟和分析圣歌的基本语法规律，{22}使人们进入音乐工具的实证尝试，由此拓开音乐的“规范性”及“描述性”实践理论的探索。直到如今，正如我们正在亲身经历的那样，“实证经验”和“实用技巧”仍然是主宰音乐理论及其音乐研究的主流传统。

　　 《剑桥音乐理论发展史》，以音乐理论“学科本体”的历史建构过程，层层揭示当今各类“实用技巧”形成的内在历史成因。让人警醒的是，我们对西方“音乐理论”的认知，仅仅建立在大半个世纪以来以圭多·阿德勒《音乐学研究的范畴、方法和目的》中对“音乐学”的“音乐教育”子方向——即作曲技术教学的界定之认知。尤要注意的是，阿德勒对音乐的“历史领域”和“体系领域”划分之时，世界已开始兴起弱化“思辨性传统”而高度发展“规范性”、“描述性”实用传统的思潮。现代音乐理论对“实用传统”的广泛接纳，对“思辨传统”的日益远离，与阿德勒重实用的“音乐学理论体系”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不无关系（至少对大陆而言如是）。当今大陆将“音乐理论”仅当“作曲技术”而远离音乐理论的“音律思辨”传统之倾向，除与音乐思潮变迁的哲学历史环境有关之外，{23}还有些深沉原因譬如是否与人们在构建“中华乐派”实践理想中，淡漠了对音乐科学法则的思考——即关于音乐的“宇宙·灵魂·器物”三位一体音律数理内涵的形而上思考？当人们不再自觉地思辨宇宙规律、人性灵魂与器物音响的内在数理谐振关系时，“音乐本体”撼动生命的“魔力”和“灵性”，在长期不触及音律数理本性的技术外壳中悄然遗失。如此的“音乐理论”认知及研究道路越走越纠结，最终导致当下一片叹息：音乐本体，哪里去了？！

　　 这是中国大陆现状与高度发展的西方“音乐理论”历史事实的基本脱节，是音乐理论家谁都不愿看到的学术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世界音乐文化经典的《剑桥音乐理论发展史》，为人们整体把握“音乐理论”传统、修正学术遗憾带来历史契机。因此，该文献及其译本在各国的引入，对突破中国乃至世界当下的“音乐理论”学术瓶颈，具有划时代的学科建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