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与公安文化的影像传播-电影论文

　　一、公安文化传播的影视理论建构

　　长期以来，公安题材剧、言情剧、偶像剧、家庭剧、历史剧等类型剧成为国产影视剧的主流，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出现模式化、套路化等倾向需要从观念上转变认识，在理论上开拓创新，促进包括公安题材影视剧在内的类型剧的发展和创新。对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的理论建构主要体现在“警察影像”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包括创作类型、美学视角、文化软实力等多维视角。

　　对新时期以来中国警察影像的创作类型、发展演变进行历史考察和文化反思，以“警察影像”为中心，明确了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的理论坐标和时空定位。作者详细地考察了学界对警匪片的类型研究，总结出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认为从“警匪片”到“公安剧”的转变显示了中国警匪片类型研究的深化，也是警察影像创作重心的位移，标志着从普适性走向中国特色。②彭耀春认为，中国警察影像具有意识形态性和大众文化性两种重要属性，是国家形象和大众英雄的复合体，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商品娱乐特征。这一定位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在中国影视剧的地位和意义，为下一步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分析奠定了基础。“警察影像”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价值立场或价值内涵，彭耀春的理解是以核心价值观的分析切入，认为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是忠诚、公正、服务和奉献，③主要以正面表现、纪实表现、群体表现等方式展开，主要任务是塑造人民警察形象和娱乐大众。

　　对中国警察影像的纪实美学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总结出辩证统一的美学特征。彭耀春认为，从历时角度来看，纪实对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具有特殊意义，《九?一八》《西部警察》等用真人、真事达到美学高度，④虽然在市场化、娱乐化的影响下也有通俗化、庸俗化倾向，但总体特征还是没有脱离纪实美学的脉络。这就抓住了中国警察影像的基本美学特征，尤其是对处于历史节点的标志性作品的分析和解读，更为准确、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美学特征。为了更好地阐释纪实美学的内涵和独特意义，彭耀春还从共时角度分析了真实性与新闻性的结合、行业性与普泛性的结合、平凡性与英雄性的结合、罪与罚的敞开性与遮蔽性的结合，对中国警察题材影视剧的现实生活题材、行业职业特征、革命英雄形象、镜头表现手法等多重角度分析了纪实美学在共时空间的表现与关联。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在微观层面的分析恰到好处，对中国警察影像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为以后的研究打开了多重思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对中国公安文化软实力的警察影像、国家形象进行分析，得出了其创作策略和文化意义。文化软实力是当今世界文化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尤其是在当前主流文化处于解构、重构的关键时期，警察影像已经成为中国公安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新世纪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警察影像既有维护国家稳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又有消费、娱乐的文化功能，在人们生活和文化市场中具有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对比中西警察影像的异同之后，彭耀春总结出在文化软实力影响下的警察影像创作策略，包括在展现警察影像时突出警察主体，在描写警察故事时突出警察精神，在创作方法上纪实美学与艺术典型化并存，在描述警察工作与犯罪事实时取舍与遮蔽结合。⑥同样是从外部影响的角度，作为国家形象的中国警察影像，主要是以艺术方式塑造能体现现当代中国形象、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和人民警察精神的形象，⑦在改革开放30年新旧文化价值交替中逐渐调整和发展。国家形象的影响和意义有一个发展过程，随着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变迁而增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不吻合、知识精英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分离、“后革命”时期青年文化的导向等要求国家形象必须不断调整自身。

　　总之，通过宏观与微观、内部与外部的多方面研究，从理论层面建立起以“警察影像”为核心的基本架构，将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研究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公安文化传播的影视批评实践

　　如果说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的理论建构搭建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那么相关的批评实践就是研究的具体应用和主要内容，两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研究的视域和脉络。

　　首先，批评实践以理论为导向，关注理论研究对影视创作的促进作用和积极影响，将理论研究落在实处。无论是对公安题材影视剧的理论关键，还是对典型影视剧的分析，彭耀春等都时刻以理论探索为导向，将案例分析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在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边境警匪片的分析中，将整个考察对象整合进理论关键词的脉络，梳理和总结出意识形态特征、边境民族风情等关键词，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视野。一方面，使得影视批评具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和明显的理论纵深，提升了影视批评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将理论关键词落实到细致而深入的文本分析中，使得抽象而宏观的理论具有实在而鲜活的艺术质感。为了更好地阐释“警察影像”理论及其影响，彭耀春结合新世纪警察影像创作，对警察人格、职业品格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既丰满了“警察影像”理论，又展示了新世纪警察影视创作的精髓。例如，通过对电视剧《英雄无悔》《无悔追踪》等跟踪式分析，赞扬了人民警察品格和职业精神；通过对电视剧《寻枪》《5颗子弹》等分析，在警察与其所配“枪”和“子弹”等关系中刻画警察的人格境界；通过对电视剧《千钧?一发》等分析，设置特殊情境，歌颂普通民警在危机突发时的英雄形象，⑨等等。

　　其次，批评实践注重创作观念和美学特质，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检验并发展了公安题材影视剧理论向度。任何理论建构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创新，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理论正是在自我批判和反思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在实践中得到提升。在对惊险反特片的分析中，详细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从《寂静的山林》到《英雄虎胆》的一系列典型影视剧，抓住了“惊险”这一关键词，将其情节线索归纳为“发现敌情——打入敌内——经受考验——摸清机密——里应外合”，将其人物特征提炼为非常规的孤胆英雄、去复杂化的类型化、女特务性别魅力的意识形态化等。除了一般类型分析之外，尤其关注特殊案例，如分析了颂警喜剧片《今天我休息》的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歌颂喜剧与歌颂性喜剧的区别，还延伸至对当代警察影像创作的影响以及与《警察有约》的关系，可谓有理有据，分析到位。

　　最后，批评实践兼具历史意识和现实关怀，在电影和电视的异同中考察各自的艺术特征和叙事策略。通过选取“公安局长”影视系列，可以全面展现地方公安工作，细致描写公安精神、意志等，叙事模式是主人公从临危受命到恢复秩序。⑩通过对《任长霞》的电影版和电视剧版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内容和影响上基本一致；但艺术技巧和表现方式上具有不同特点。在对成龙“警察故事”系列的研究中，分析出角色内涵、娱乐元素、主旨中心、女性意识、儒家思想等角度，揭示出身份困惑及其解决。通过这种分析，不仅对中国公安题材典型影视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且对警察影像的不同表现方式有了新的认识。

　　三、公安文化传播的影视口述史料

　　作为一项开创性研究，十分注重对影视剧的创作历程，尤其是创作者的心路历程，并且将这种考察以“口述”的方式加以展现，保持了创作经验的原汁原味和真实可信。由于体制、市场、策划等原因，影视剧的创作口述研究一直相对薄弱，往往费时费力不讨好。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题材影视剧创作口述将显得格外珍贵，这也是该研究的一大亮点。

　　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口述史料的组织经过精心设计，涉及面广，代表性较强，从中可以发现公安影视创作的发展脉络和内在历程，加深对公安题材影视特性的认识。以对张成功的采访为例，可以发现影视创作者在题材、人物、情节等方面的判断、取舍、追求和困惑,不仅是对个人公安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回顾和总结，更是对创作背景、创作原则、创作手法等多方面的反思，尤其是意识形态、文化体制等对影视创作的重大影响。再如对张策的采访，可以从特殊视角考察和评价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得失，提供历史经验和切身体验。张策作为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秘书长、公安部公安题材影视作品审读员，在策划、研究方面颇有心得，他对公安题材影视作品类型化的多样化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对更好地客观评价公安题材影视剧的现状和发展有借鉴意义。“中国公安提出影视剧资料索引(1951~2010)”囊括了具有代表性、最新的研究成果，既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搜索，又公安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