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矛盾绽放的人性悲歌-电影论文

　　一、苦难与救赎

　　1937年12月13日无疑是个苦难的日子，千年流淌着胭脂红粉的六朝金粉之地被击碎，惶恐零乱的逃命脚步也迈开了影片的步伐。硝烟弥漫中的断壁残垣，空街窄巷中的遍地尸骸，逃命的人只留下些微声音就匆忙消失，放弃了抵抗的南京袒露着最后的尊严等待入侵者的蹂躏，连残余的一点儿兵力也只能以灰色的姿态藏身于灰色的水泥块之后勉力抗争。苦难中最受苦难者无疑是女子，她们除了遭受全民共通的伤害外，也因她们的性别特点承受更多的灾难，灾难中的数据无法确定，但有数据显示，在“南京大屠杀”中少则两万，多则八万中国妇女被强奸。据《拉贝日记》记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在这个苦难的时刻，美国人的教堂是一座看似安全的“孤岛”，吸引这群惶惑无依的人的到来。然而更大的苦难是，所有具备安全护卫意义的符号在此全然丧失平日的功能，包括教堂、红十字和西方脸孔。日本人的飞机炸飞了教堂大门内的英格曼神父；任何人的脚步都可以践踏院子中硕大的红十字标记；日本军官在教堂内对着约翰举起腰刀……这是一座没有圣餐、十字架和尊严的教堂，即便彩色玻璃依然流光溢彩，但在肆意的强权之下，意想中的安全注定会在强制暴力下坍塌，如约翰手中拿着的那个硕大的红十字的旗帜，它象征了正义与和平，却无力对抗一个入侵者普通的一击。战争把每一个参与者都逼迫到了绝境，这是人类最后的绝境，被侵略者如刍狗一般被虐杀，并进一步刺激侵略者异化，逼迫出侵略者完全的兽化。于是人类最大的苦难降临：没有正义与权威，没有安全的栖息地，用千百年历史堆砌出的一切法则和约束失效，只有随心所欲的强权、掠夺、杀戮和最邪恶暴虐的挑战终极忍受极限的欲望。

　　影片讲述的就是一个情节简单的灾难中的救赎故事，救赎的对象既是12个十来岁的女学生，也是灾难中不能沉沦的人性，这些救赎包括：女学生孟书娟为了陪伴同学而丧失了最后的逃离机会；中国军人李教官为了救女学生牺牲了所有战友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妓女豆蔻为了给受伤军人浦生弹奏一首“好听的”琵琶曲而惨死；美国人约翰为了教堂中一群女子的信任放弃独自逃脱的机会；孟先生为了救出女儿甘受汉奸的骂名且付出生命；陈乔治为了守护女学生的承诺毅然赴死……

　　十多岁的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代表了苦难城市中的最后的纯洁和尊严，也代表了残暴武力下的至柔弱者，扶弱济困、殒身不恤的光芒在被逼于穷途的人们身上展现，影片无疑是想表达对人性的最高赞美和对兽行的最大批驳。

　　然而拯救行动的最终实现者却是另外一群同样柔弱的女子，她们平素用笙歌曼舞、华衣重彩武装起的锋芒让人忽略了她们的柔弱，强闯教堂的剽悍、分寸必争的计较、尖酸刻薄的语言都让人忘记她们才是真正的社会最底层，一如她们在暂时的安全中只能栖身于地窖却也能把阴暗的地窖整治得歌舞升平。最纯洁的一群在无力抗争时集体跳楼以生命为最后的抗争，而最“肮脏”的一群在无力抗争时却挺身而出，原作者严歌苓钟爱的女性视角和地母情怀依旧爆发，妓女们拯救学生的同时完成了自我救赎——学生头，学生装，学生鞋，重新回到13岁的纯洁的面庞，甚至玉墨临行前灵肉统一的激情戏，风情世故被还原为纯真后，自我救赎最终完成。

　　然而在民族灾难中，救赎最后却要通过身处灾难最底层的人来实现，这无疑就是一个讽刺。好比《南京！南京！》，必须献祭出来拯救其他人的100个妇女中，第一个自愿报名的同样也是战后只能“重操旧业”的妓女。打着救赎或牺牲的旗号，为了某些可能更纯洁高贵的群体而牺牲掉另一群体的利益，骨子里总带着点儿三六九等的区分，这种救赎和自我救赎肯定躲不掉伪善的阴影。“他们没有觉得这也是牺牲，而是认为她原本卑贱，付出是一种极为‘划算’的交易。这样的自私与冷漠，某种意义上，与敌人的残忍并不逊色。”

　　二、至刚与至柔

　　军人捍卫家国的行为可以给人至刚的审美，李教官代表的军队在叙事不到1/3处就退出故事，却用惨烈的方式震撼了心灵。当侵略者的装甲车撕裂城市最后的防守时，军人仅用以水浸湿的棉被护住胸腹就可以以肉盾的方式对抗重型机枪的射击，当纵列为一线的士兵逐一绽裂生命的血花时，不仅在绽放惊心动魄的伟大，同样也在以无比柔弱的方式表达对屈辱的无奈。一只掉落的皮鞋唤起李教官的责任和柔软，促使他放弃还有十几步就离城的诱惑用最后的力量守护平民的安全，门缝中凝视学生的祈祷而流下的两行清泪，擦拭干净放在门口的那只皮鞋，至刚者的柔情最终以绚烂的同归于尽实现，《金陵十三钗》难得的一个空镜头——爆炸的烟尘中翻飞出各色彩纸，缤纷夺目，即便有一些刻意，也能通过主客观镜头的交替唤起旁观者的善念。

　　阴暗灰冷的长廊或地窖中摇曳而过的艳色旗袍，飘摇出至柔的女性美，当柔美绽放在突兀的阴冷背景时，强烈的视觉冲撞催生了护卫它的愿望。玉墨是秦淮河的头牌，柔媚的嗓音、旖旎的身姿、风情万种的眼神，毋怪中国文人眼中极致的女性美总带有烟花气息。至柔的身躯上却混合了至刚的因子，玉墨童年在教会学校度过，却因13岁时继父的伤害沦落风尘，凭借美丽、聪慧和冷静成为烟花领袖，使一众以尖利对抗命运的女子服服帖帖。视觉上的至柔女性之美偏偏无法掩盖铮铮的刚烈锋芒。出场时，教堂墙外她随手把行李箱扔进院墙多少带点不良少女的叛逆不羁；面对李教官委托于她的不能让“我的那些弟兄白白牺牲”的嘱托，玉墨眼中闪现的光芒和感动开始真正地打动观众；日本鬼子闯进教堂横行之际，孟书娟为了保护她们离开地窖入口转身上楼的举措，进一步加深了玉墨作出牺牲的念头。一个“替”字可以简单说出来，而大家都明明知道，一个“替”字却是替死、替侮辱、替欺凌。相信所有的柔媚在最后的棉袍、布鞋、学生头的装扮中达到极致——媚气十足的《秦淮景》被一群青衣布袍的女子奏唱得情深意长，最终幻化为献祭一般的华美，旖旎而来。

　　至刚者本着至柔的悲悯之心，至柔者却有至刚的碎玉之志，两仪相生相克的命数，或者是人性被逼到极致的时候必定会表现出的现象。“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己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

　　三、真实与谎言

　　约翰是片中一个矛盾的存在，他本来是一个殡葬师，一个普通平凡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人，可能还是一个骗子，一个无赖，一个乱世求财的亡命之徒，但在典型环境中，真实和虚幻交织之中，又怎么能作出简单的是非判断呢？

　　约翰本是个无比真实的存在，无数次从他嘴里冒出的“money”清晰地昭示他的价值和价格。他来到教堂安葬英格曼神父是为了钱，他停留在教堂是为了钱，他给自己标定了人生的价格，也给别人标明了价格——正如他试图用钱购买玉墨，所以他冷酷地拒绝施以援手，在别人的命运走入穷途之际依然烂醉如泥。

　　如此真实的人逐渐变得“虚伪”，也许是从李教官的牺牲开始，也许是因为英格曼神父的遗像盯着他，也许是关键时刻藏身衣橱触碰到的法袍使然。当他身着黑色教士袍吼出当时惟一的正义呼声，并抖开红白刺眼的红十字会旗帜之际，应该是他最真实的时刻，毕竟他所站立的位置，他身穿的服装及他手执的旗帜都象征着人类公认的神圣符号。然后神圣被轻易击倒，所有的符号保护不了几个弱小生命的尊严，然后约翰开始说谎。

　　他需要对日本人说谎换得外出的机会，需要对女人们说谎粉饰豆蔻的死亡，需要对学生们说谎抚慰她们的慌乱，需要对玉墨说谎遮掩自己都不敢接受的未来……谎言中的约翰反而变得真实起来，最后演变成真正的“救世主”的模样。

　　约翰职业的存在也是为了描述另外一个谎言：因为他是殡葬师，所以他只会给躺着的人化妆，当11名女子躺成一排等待人生最美丽的一次装扮的时候，电影镜头给观众呈现了一个预言式的仪式。影片不敢描述她们的命运终点，甚至虚伪地让盛装的女子们在彩色玻璃的光影中迷蒙而绚丽地走来，但是观众早已经通过仪式了解到谎言背后的真实，这可能是我们无法面对的真实。严歌苓的小说原作比电影慈悲，至少交代了这些人最终的结局：“赵玉墨是十三个女人中惟一活下来的,也是她证实了那次日本中高层军官如何分享了她和另外十二个‘女学生’。其中有两个企图用牛排刀反抗(从威尔逊教堂餐厅里带走的牛排刀),但反抗未遂,当场被杀害。其余十一个女人在日本军官享用够了后,又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两三年内,相继死去,有的是试图逃亡时被击毙的,有的是染病而死,个别的自杀了。赵玉墨的幸存大概应该归于她出众的相貌和格调,享受她的都是中下层军官,因此对她的把守渐渐放松,使她终于逃跑成功。”［4］这样的结局即便不堪，至少也算是历史的见证，以期在可能的时间讨还一个相对的公道，而影片却残忍地刚好用限知视角粉饰遮掩了残酷的历史，十来条普通的性命连真实的名字都不能留下就湮没在这一场国殇之中。

　　四、结 语

　　战争是对人类文明的冲撞，战争叙事总是惨烈的，相对于《拯救大兵瑞恩》一类影片血淋淋的写实，《金陵十三钗》无疑比较仁慈，即便豆蔻受难也没得到正面中景镜头，而是背面全景带过，仅特写浸泡在鲜血中的琴弦。这也许刚好符合严歌苓的创作动机：南京大屠杀期间有8万妇女被强奸，因此那段历史在西方被叫做“南京大强奸”。实际上，这是一个外族对一个民族从肉体到心理的强奸，它比屠杀更残酷。电影《金陵十三钗》冲破感官的冲击，只是以矛盾叙事推动人物形象的最后生成和情节的最终完成，以完成灵魂的冲击，这一点它无比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