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情史》中文史的“流通”和“交换”-电影论文

    　首先，影片运用厚重的历史解构，凸显历史的文本性与可建构性。诚然莎给后人留下了灿烂的戏剧和诗歌，有关莎的日记、访谈、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却鲜有保存。恰恰对莎生平记载的缺失为影片构思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人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范畴中和对莎作为文学巨匠的情感期待中，《莎翁情史》巧妙构思，突破创新，人为地为莎安排了一场华丽的爱情盛宴，满足了观众对历史人物的想象和对浪漫爱情的渴望。

　　在古今错位和杂糅中，《莎翁情史》时刻提示观众历史客观性的一面：莎18岁时无奈娶了大他8岁的富家女安妮，罗密欧在遇到朱丽叶之前曾迷恋名叫罗丝琳的女孩，莎与《浮士德博士》作者马洛同为当时戏剧界的明星，亨斯洛是伊丽莎白时代最显要的剧院主和经理人，莎曾受邀去伊丽莎白王宫演出，莎剧中屡见不鲜的女扮男装的情节模式在影片得以再现。同时，影片可谓16世纪末伦敦社会风貌的缩影：艺术家面临着创作世俗化倾向和纯粹的商业目的带来的消极影响；剧院老板成了剧作创作的幕后经纪人，且彼此之间对立竞争；妇女在社会中处于隶属地位，不能参与戏剧演出，没有婚姻自由。伊丽莎白女王、剧作家马洛、蒂尔尼爵士等历史人物也成了影片挪用的叙事元素，但这些历史元素都已被虚化、随意化，完全不拘泥于历史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诺曼?霍兰德曾指出，《莎翁情史》带有明显的历史性与虚构性相结合的后现代主义特质。在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历史是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海登?怀特也指出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本阐释，具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莎翁情史》这种实虚相间的手法证明是可行的，因为观众在已确立的历史事实与想象之间缝隙中，获得了对历史内涵全新的阐释。

　　在伊丽莎白时代，喜剧被视为纯娱乐性的，人们甚至不在乎剧情好坏，关键的是剧情须按照既定的套路设计。影片中，玫瑰剧场老板亨斯洛负债累累，期待莎写出一部喜剧，以解燃眉之急。他认为“人物颠倒，船只失事，有一个海盗王，还有一段狗的把戏，最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节准能招徕观众。这无怪乎在怀特霍尔宫，小丑与狗撕咬的搞怪表演竟乐得女王大声叫好，而凡伦丁的独白却让女王昏昏欲睡。观众看到这一幕时往往忍俊不禁，而当时人们对于戏剧的客观偏见也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影片以其独特的运作方式表明：历史可以通过精心制作的文本展示出来，可以根据需求重新建构。

　　其次，影片在情节和爱情模式上与莎的多个剧本构成相互指涉、解构的互文关系，淡化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实现了文史的内在统一。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交叠纠缠，“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没有界限，彼此不间断地流通往来”。历史与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叙事方式和虚构成分同文学形式相像，两者是相互指涉、相互印证的“互文性”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发现莎与薇奥拉的爱情故事重新演绎了莎的不朽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从后者这部虚构的文本中提炼出来的；相对于客观存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莎翁情史》中传记式的爱情其实是虚构的。凭借这一典型的后现代式悖论，影片无疑模糊了真实与虚构、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颠覆了艺术创作源于真实生活这一传统观念。

　　在影片中，镜头不断地在莎与薇奥拉幽会的场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排练舞台之间切换，影片台词与排练台词完美融合，莎与薇奥拉的情感纠葛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发展交织一起，两个剧本平行互动的故事情节之间形成了一种现实互文，突破了显文本与潜文本之间的界限。此外，为了迎合剧情的需要，莎剧《第十二夜》中女主角薇奥拉的名字和女扮男装的情节在影片中得以借用。影片将《第十二夜》中的人物关系作了调整，巧妙地把奥西诺公爵转换成莎本人，使剧本创作人与剧中人物融为一体。在这样一种亦真亦假、亦虚亦实的游戏中，莎与薇奥拉的爱情故事被高度“莎化”了。格林布拉特认为，每部戏剧通过其表述手段将社会能量的负荷带上舞台，舞台反过来修正这种能量并将它返回到观众。一方面，这种社会能量在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往返流通，实现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之间的“协商”和“交换”；另一方面，在“流入”与“流出”文学作品的“流通”过程中，这种社会能量完成了增殖的重要环节，并以文学艺术作为载体和流通场所，对观众产生影响，进而对社会现实发生作用。在影片中，莎的众多剧本印证并放大这一点。这些剧本已成了象征莎翁永恒艺术成就的雕塑，在供人瞻仰的同时，微妙地影响着公众的爱情观。《莎翁情史》就是莎剧“流通”的产物。相似的例证还有许多，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好莱坞电影、电视秀、网络文学等文艺作品在更广阔的领域正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现实生活。

　再次，影片运用轶闻式厚描，发挥包容与转换的功能，让观众在历史期待与文艺想象中参与文史本质的界定。戏剧依赖于客观存在的观众期待，须使观众在情感和认知上达成某种默契和通约。对于莎来说，1593年的夏天似乎漫长而又燥热，莎非但风采全无，且陷入极度的痛苦：瘟疫蔓延剧院歇业，剧院老板催促施压，创作灵感面临枯竭，内心异常焦虑，婚姻不尽如人意，性生活缺失。这样的人物厚描无疑是对莎人物形象的大胆颠覆。“厚描必须通过‘微观’方法选取逸闻逸事，将其与文学经典结合起来，以观察社会能量在各种文化实践形式之间的流通。”影片试图通过轶闻手法触摸莎曾经拥有的真实生活，影射其若有所失的婚姻。于是，虚构的爱情故事保持着某种开放性，进入观众的视野。这样既突破了影片与观众之间的情感绝缘，又实现了不同话语实践之间的交换流通。观众对影片的领悟和接受构成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再度解构和新的阐释。莎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物从既定的时代中爆破出来，而对莎虚构的爱情从他整个生平事迹中爆破出来。

　　影片对莎的轶事、绯闻、野史的迷恋和寻觅上升到了对其家族背景、婚姻生活等历史碎片的精心构筑，以及对历史客观性与神圣性的任意颠覆和拆解。当莎向药剂师倾诉内心的苦恼时，药剂师暗示莎诱骗女人上床，诸如“黑美人休、肥美人菲比、伯比奇的女裁缝罗瑟琳、拿狗和喇叭当招牌的阿佛洛狄忒”，以维系其用文思创造爱情的天赋。莎坦白偶尔与这些女人发生过关系。影片还通过莎之口爆料莎因为安妮已怀孕三个月，不得已与她结婚这一历史事实；他们的双胞胎孩子出生以后，两人的性生活就冷淡下来。药剂师给莎开出的“良方”是把莎的名字写在纸上，塞进从神庙求来的蛇形手镯里，这样戴上它的女人会迷上莎，莎的天赋也相应恢复。莎居然信以为真，并煞有介事地把手镯亲手戴在罗瑟琳的手腕上。罗瑟琳却水性杨花，当伯比奇不在家时，常与蒂尔尼私通。莎婚姻幸福感的缺失、性生活失调等前景化的凸显其实旨在暗示他追求自由爱情的背景化主张。与之相应，薇奥拉带来的情爱疗法证明是持续有效的，因为性爱和谐与爱情饱满帮助莎重新找回了创作的灵感与激情。从这个角度来看，莎的灵感缺失源于性方面的障碍，这种略显滑稽的文本策略完全是后现代弗洛伊德式的。影片并非意在引起观众对影片情节本身及其历史内涵的刻意挑剔，而是让文学与非文学成为彼此的厚描。

　　另一方面，观众似乎无暇顾及莎被塑造成反叛不羁、用情不专的形象，不会理会一个妙龄女子如何穿梭于众多演员之间而未被识破，乐于忽视薇奥拉的发型怎么能够实现完美切换，甚至不屑于思索剧情结构是否严密，而是沉浸于纵览历史带来的快感中，真诚希望莎与薇奥拉的爱情水到渠成，最终两人完美结合。在观众的眼里，莎不再是16世纪的剧作家，而是现实生活中追求爱情自由的化身。莎真实原生态的婚姻生活被隐性蒸馏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的、典型的、敏感的好莱坞式爱情，而这一方式通过包容和转换，推动了对莎人物塑造和爱情虚构的重建。从这个角度来看，《莎翁情史》并不打算还原莎真实的人生或兜售他的经典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而是演绎一部充满现代气息的爱情故事。影片纯粹的故事虚构与剧本真实的艺术情节杂糅交织，以兴味盎然的方式与人们谙熟的文学经典作品相互作用，既推动了莎已逝生活的“恢复”，又探索性地塑造了全新的文化文本。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莎翁情史》借用了莎剧在观众中的广泛影响力，巧妙包装，以独特的方式对莎及其《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了后现代的全新阐释。在厚描历史的同时，影片还发挥了文艺作品参与历史建构的能动效能，这也是其在娱乐性和逼真感方面取得双重成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