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民族伤痛抒写人性之歌-电影论文

　　一、二战题材反思：被践踏后的民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受到了世界各国电影人的关注。自二战结束，欧美各国陆续拍摄了诸多反法西斯电影，包括波兰、前苏联在内的许多受害国电影，都慢慢从歌颂英雄式的宣传胜利，转向深入战争本身的反思。近年，《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师》等奥斯卡获奖影片在各国观众中广受好评，就连德国国内也涌现出一批此类题材的优秀电影，如《帝国的毁灭》《纳粹军校》《浪潮》等。

　　在日本法西斯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中，中国人遭受的惨烈记忆与民族耻辱早已形成一道无法弥合的创伤。国内电影人对抗战题材电影的关注，也随着国际走势，由英雄传奇演绎，转而进入战争还原反思，从颇具民族主观情感的机智打日寇，逐渐转移到叩问战争与思考生命。早期在意识形态影响之下，歌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影片，随着“文革”的结束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最终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红色记忆。改革开放后，国内电影放眼世界，展开了历史和战争的人性化叙述，《太行山上》全面真实的战争描绘、《紫日》普通个体的遭战刻画，把抗日战争的反思逐步向普通民众推进。2009年，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南京！南京！》聚焦民间抗战主题，民族伤痛的触动进一步升级，体现出电影艺术全民化思考下，文化与商业价值的巧妙平衡。

　　《金陵十三钗》关注的仍然是南京大屠杀这段悲情历史，试图从一个小场景力透整个大环境的民族耻辱。战争的硝烟不是主题，战火所带来的民族伤痛是电影故事展开的背景与基础。面对日军40多天的屠城，30万百姓的罹难，一个被集体践踏过的民族从未停止过声讨，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滔天罪行，铿锵有力地质问着，但内心却因不可挽回的无奈而无力地愤懑着。电影的沉痛与历史的真实纠葛一体，如同每年12月13日南京城上空的警报声，一次次撕裂全民族的伤痛之疤。罪恶的战争机器把兽性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却也更能凸显人性的丰富：卑微的人物也有崇高的人性。善恶美丑在战争中的扭曲与复杂甚至不乏传奇色彩。在炼狱般的阴森恐怖之中，向善的力量，浇灌出一朵朵凝聚着希望与温暖的人性之花，被践踏的悲凉回忆，警示着也鼓舞着深陷哀痛中的国人。《金陵十三钗》通过“南京大屠杀”对二战题材进行反思，对民族伤痛进行挖掘，将人性的光辉深刻地阐释出来。

　　二、边缘人物关照：灾难中的女性

　　电影《金陵十三钗》的主人公是以玉墨为代表的秦淮妓女，妓女在人们的情感取向上是被贬斥的，是无法得到社会认同的边缘群体。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其所代表的肮脏、卑贱、低俗等一系列词语，似乎很难让其存在于一部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严肃作品里。然而在文学影视创作中，对于妓女群体的观照反而更能凸显最真实的社会图景，透视最清晰的人性隐秘，不论是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还是托尔斯泰笔下的马斯洛娃。所以，当灾难来临时，妓女们不再被僵硬地固化在人们的概念中充当替代品，而成了艺术家调动各种艺术手段精心雕琢的水晶棱面。以书娟为代表的教会女学生的情感变化，诠释了人们对于这个边缘群体的看法转变。女学生起初看不起这些妓女，当妓女们抢占了地窖时，所有的风流举止更是让学生们反感不屑。纯洁与污浊的两个对立群体不可避免地争吵着，冲突着，直到日本兵冲进教堂，女学生才发现，自己与这些妓女在灾难面前其实同样卑微。当妓女们母性地照顾着受伤小兵浦生时，当豆蔻为给浦生弹曲寻琴而惨死后，女学生不再抵触妓女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开始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直到为日军唱歌“请柬”的到来，呼吸着每一寸凌辱赴死的空气，女学生在书娟的带领下爬上教堂楼顶，她们要用死亡抵抗蹂躏。就在此时，玉墨带领着妓女选择了牺牲与救赎，用她们的牺牲换取学生们的救赎。这是电影的高潮部分，观众通过女学生的视角对卑微的妓女产生了敬意。电影的主题精神就在对这群边缘人物态度戏剧性的转变之间全面铺开。特定的环境中，潜藏在人心深处的东西一点一点被激发出来，妓女与众人平等的本真之美顿时生长成一朵朵绚丽夺目的战争之花，正如电影的英文译名the flowers of the war，这充满着原始力量的花朵仿佛鲜血凝成，流淌在罪恶的泥沼之中，闪亮在善良的光晕之间。这个决定的艰难做出与小蚊子的反悔等细节，真实地反映出人性内涵的复杂性，妓女们没有高昂的革命斗志，除玉墨外也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舍身救人的决定只不过是人的本能反应。“你们要替姐姐们活下去”，这种不需要任何代价的交换生死是女性间纯粹到没有一丝杂念的姐妹情。社会所不认同的边缘人物，并没有失去其作为人的道德良心，社会所看到的负面形象，恰恰正是社会本身的丑恶面施加于人的结果。妓女在民族灾难前的良知被唤醒了，她们努力证明着“商女不知亡国恨”只是人们的误判，在这场生存与人性的较量中，人性毫无疑问地胜利了，似乎低微卑贱与崇高伟大之间的距离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遥远。

　　善于表现女性的严歌苓说：“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因此故事里妓女们从求生到赴死的大转变也显得更加可信。同时，将柔美的女性放置于战争后屠城的大环境中，其美学效果显然是超乎一般的。这就如同在黑暗了无生气的幕布上撒几瓣鲜红的玫瑰，潜藏的张力顺着纹路丝丝伸展，文学作品的冲击能量就火山喷发般地释放出来了。另外，女性对于战争的恐惧除了杀戮还有凌辱，抒写战争给女性带来的灾难更能揭露战争本身的罪恶，而刻画女性的战争体验更能审视侵略者的暴行。不论是坠楼的女学生还是寻琴遇害的妓女，惨烈刺骨的画面，让观众从一个角色可以看到那个年代南京女性的痛处，赤裸的批判揭示出深刻的人性意义。电影正是通过观照妓女这个边缘群体在战争中的变化与选择揭示人性内涵的：妓女们开始仓皇逃难、无处可去，只得强行进教堂，本能的求生与不良的习性让人鄙视之余略带同情，可相比女学生，妓女显然是低人一等的。影片末尾，妓女们居然保护起女学生，毅然走向女人的一方战场，她们把能做暗器的东西都藏掖到身上，她们用自己的方式与日本兵抗争，“一根发卡也可以赚他一只眼珠子”，她们担当起了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的责任。还是那群人物，但电影的视角却把这个边缘群体由抢占地窖自保的妓女，转换成舍身杀敌助人的英雄。电影着重处理苦难环境中人物情感的变化，丰富饱满地塑造了玉墨等妓女的人物形象，使人性的主题昭然若揭。

　　三、典型风格描摹：还原下的金陵

　　为了达到电影真实切身、直击心灵的观看效果，导演调动各种艺术手段，通过语言、服装、音乐还原出那个年代南京城的面貌，把秦淮风尘女子的典型形象铺陈开来。文学作品强调文学典型的塑造，通过文学典型呈现出一个贯穿其全部活动、统摄其整个生命的总特征，黑格尔认为这一特征就是“把一切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渗透到一切的个性”。电影艺术同样如此，只不过其描摹典型、形成个性的形式更加多样、立体。典型风格可以给观者全面直观的视觉冲击，让人物更具张力，让故事更有感染力，艺术生命才能更加绵长有韧性。

　　《金陵十三钗》在语言上采用老南京方言，与画面中1937年的场景十分契合，南京白局表演艺术家徐春华特别指导演员台词，入声字、儿化音的大量运用，给观众特别是南京本土观众带来亲切感，不同于新南京话的老南京话，更能让人置身影片环境，感受电影悲沉气氛。这是不同于以往此类题材电影的新颖之处，也是影片在金陵风格的真实体现上一个精心设计的亮点。

　　玉墨的服装颇为考究，与秦淮风尘女子在人们心中美艳的形象十分贴切，精致大气的旗袍又把她不同于一般妓女的特点彰显出来。秀美、聪明、善良、成熟的她，因为曾在教会学校念过书而有着不同于一般的修养。从前优秀的成绩，让她可以与美国殡葬师毫无障碍地交流，受过良好教育的经历，让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保护女学生们的想法。美丽出众而又个性突出的形象，包含了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意义。典型的人物风格油然生成，金陵十三钗的典型形象从玉墨的身上推及所有舍身赴死的妓女们，让轻蔑到崇敬的感情推进水到渠成。

　　电影最后，当妓女们和陈乔治一同登上赴死的卡车时，呈现在女学生们眼前的一曲《秦淮景》打动了多少观者。梦境般的画面里十二钗们美得不能再美，柔美的苏州评弹勾勒金陵美景，与妓女们勇敢坚定的大义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极具震撼力。色彩鲜艳是张艺谋电影的一贯风格，《红高粱》中成功地运用大片红色震撼观众的视觉和心灵，《英雄》中斑斓的色彩给电影不多的艺术价值加分不少，《金陵十三钗》也同样采用鲜亮的大红大绿，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张艺谋影视美学风格的象征符号。即便是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张艺谋仍然不吝啬艳丽：五彩的教堂玻璃顶、浓艳的秦淮妓女服饰、纸店被炸后各色的碎片……张艺谋说：“色彩是最能唤起人的情感波动的因素。”在大屠杀的背景下，当空气中弥漫的全部是死亡的黑色时，鲜亮的色彩渲染着强烈的情绪，那就是人性的觉醒与生机。南京自古被誉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六朝金粉的绚烂与美艳在张艺谋的浓墨重彩中尽情地涌动着。沦陷之都当然是哀鸿遍地、尸横路野的，可是当十三钗的个性形象丰满润泽之后，沉重悲愤的情绪里是需要几缕温暖的，浓艳的典型风格正是最恰当的凸显载体。金陵元素的逼真再现、人物风貌的细腻刻画，将美丽的十三钗个性化、典型化地烘托出来。人性的洗礼与反思恰到好处地体现在电影的题材、人物、风格之中。民族灾难来袭，当教堂这样神圣的地方都无法庇护时，人性战胜兽性的伟大才是真正值得人们朝圣膜拜的东西。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