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赵氏孤儿”的话语意义生产-电影论文

　　新世纪10年以来，中国文学艺术界引人注目的一个事件便是对“赵氏孤儿”这一经典文本的反复叙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四个文本为：（1）2002年9月由河南省豫剧二团演出的《程婴救孤》（陈涌泉编剧、李建树主演，下文简称豫剧本）；（2）2003年4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林兆华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金海曙编剧，下文简称林本）；（3）2003年10月国家话剧院上演的田沁鑫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下文简称田本）；（4）2010年12月上映的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下文简称陈本）。这四个文本分别是中国传统的戏曲形式、现代话剧形式和电影形式，并且都在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豫剧《程婴救孤》先后荣获了中国第十一届文华大奖第一名、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第一名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剧目奖，可以说豫剧本是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的；两个话剧本和电影在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有许多对于文本创作的批评。不同时间、不同方式上演的这四个文本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现象本身表明了文本本身在读者（观众）中的号召力，而对于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的不同态度，则体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立场和准则。这四个文本的生成都非剧作者的原创，而是对传统经典历史著作、戏曲文本本身的改写。21世纪的编剧、导演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投向经典文本，意欲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他们对过往的兴趣，而更应该是他们当下的生命体验和艺术观念。我们如何对待这种改写？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对于经典的改写呢？综合考察这四个文本与历史经典文本的区别，我们可以非常鲜明地感受到当代创作者的心灵悸动和价值追求，体会到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态度。当代创作者之所以选择对于经典文本的改写，也是为了与经典对话，从而形成一种艺术的超越。

　　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把人类的理解行为视为一种视阈的融合。可以说，在理解行为中，既有被理解者的存在，又有理解者基于自身的一种创见。同样，基于一定本事而不断变化的文学叙写，亦能彰显出创作者不同的观照。我们在文学叙写的链条中，通过关注不同文本中的差异，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写作者的意图，进而感受到叙事话语产生的时代语境。

　　新世纪以来的四个文本是在与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对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王国维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期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②伏尔泰说：“《赵氏孤儿》是部珍贵的不朽之作，它除了用于了解中国的思想之外，还用于介绍当时已经了解和即将揭示的有关这个帝国的全部知识。”③王国维所说的“主人翁之意志”和伏尔泰所谓的“中国的思想”应是指纪本中所突出的儒家的忠、义思想。

　　纪本的故事分为5折。纪君祥在鲜明的忠奸对立的基础上来展开矛盾。剧中各个人物的身份都是单一而鲜明的。纪君祥首先明确了屠岸贾的奸臣身份。在楔子里，纪君祥让屠岸贾自己述说了和武将赵盾文武不和，常有害赵家之心，多次谋杀赵盾不得。后来他在灵公面前进谗言，杀了赵氏三百多口，又假传圣旨杀了驸马赵朔。赵氏孤儿出生后，为了斩草除根，他又凶残地追杀。于是纪本中与屠岸贾为对立面，产生了一系列深明大义、慷慨赴死的义士。为救孤儿，公主自缢身亡，守将韩厥自刎，公孙杵臼以年迈之身受刑、自杀，而程婴背负着卖友的恶名，以亲生儿子换得了赵孤的生存，然后又迫不得已带着赵孤在屠岸贾府生活了20年，忍辱含垢地育孤。在整个叙事话语中，救孤的行为越惨烈，最终复仇的快感就会越淋漓。有了屠岸贾和众义士的形象铺垫，赵孤的身份在观众的心理预期中便也是非常单一的，即他必须承担起复仇的使命，复仇是他生命的惟一价值。所以在纪本中，20年后，“熟娴弓马，甚有机谋”的赵孤得知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向屠岸贾砍下了复仇之剑，复姓袭位，一雪家族的深冤。观众的心理获得了巨大的道义满足。综观全剧，纪君祥突出的是救孤的正义性和义士们舍生忘死的道德境界。各个人物都在一种既定的道德框架中做出了分明的抉择，即王国维所说的“主人翁之意志”，剧本也就有了感人至深的道德正义。所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如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纪本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它典型地呈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服从于一种基于血缘政治、宗族观念的道德选择，因而也就体现出了伏尔泰所说的“中国的思想”。

　　纪本的叙事话语并不是虚构的首创，它是在司马迁的《赵世家》和《左传?晋灵公不君》的话语表述基础上创制出来的。在先秦正史《春秋》《左传》《国语》中，有晋国卿族赵氏族难的记述，但原因不是奸臣的陷害，而是一场可能暗含着家族内部矛盾、卿族之间矛盾、公族与卿族之间矛盾的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春秋》《左传》《国语》对晋国赵氏族难的记事都非常简短，并未对事件本身展开细节性的说明和描写。我们通过这三部典籍的简短记述和人物的只言片语，获得的是“春秋无义战”的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印象，其间，不仅没有纪本中的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物形象，而且赵孤的形象也没有纪本中的苦大仇深。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这三部正史，卿族赵氏族难事件本身的记叙是核心，没有非常鲜明的道德伦理的强调。到了汉代司马迁的笔下，纪本中出现的忠奸善恶才有了鲜明的对立，为救孤存孤才有了非常自觉的道德上的个人牺牲。《史记?赵世家》处理的是晋国赵氏卿族从传说中的殷朝直至战国时的历史，时间跨度大，相比较而言，司马迁在叙写“赵氏孤儿”事件时是浓墨重彩的。如金圣叹所说：“是故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而有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④这里的“为文计，不为事计”即体现出了司马迁的叙事策略，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司马迁突出的是赵氏的忠良和命不该绝，同时塑造出了程婴、公孙杵臼等忠义之士。杨伯峻先生认为这是司马迁采战国传说写成。比照纪本和司马迁的叙事，我们会发现，在纪本中程婴的义举被推到了一种极致。在司马迁的叙事中，程婴担起了存孤育孤的使命，他买了一个婴儿代赵孤送命，纪本中是程婴以亲子代赵孤；司马迁笔下是程婴和赵孤躲于深山15年，纪本中让赵孤认仇做父、赵孤和程婴与仇人朝夕共处。纪本之所以这样改写司马迁的叙事，和当时汉人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的民族屈辱感和复仇情绪不无关系。纪本把人物、事件的道德感追求推向了极端。

　　纪本在中国后来多灾多难的政治现实中被广泛地接受，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道义上的崇高感。纪本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神的代表，沉冤昭雪也成了人们接受这个故事的潜在心理结构。这种道义崇高感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以致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如前文所提到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对这出剧即非常赞赏，认为它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另一方面，伏尔泰也以一种异质文化身份对纪本作了改动，他创作了《中国孤儿》。伏尔泰首先将纪本的忠奸对立改换为蒙古人与汉人的民族矛盾，同时他也无法接受一个父亲以自己的亲生儿子来代替蒙古人索要的汉室王子的行为，所以在伏尔泰的剧中，由婴儿的生母向成吉思汗揭露了换子的实情，在崇高的道德感召之下，成吉思汗赦免了所有的汉人。伏尔泰的剧作既突出了汉人的崇高，又避免了最基本的人伦的冲突，在一种皆大欢喜中结束。抛开文化的误读不说，伏尔泰的改编，恰恰映衬出了纪本忠义观念下对道德感的极端追求。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逐渐融入世界舞台的当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如何挖掘出传统道德观念中人性的光辉，使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也可以接受？这是许多严肃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自觉承担起来的一项使命。于是在新世纪10年中，有了对于经典的反思与重新建构。这种重新建构，不是单纯地解构经典、戏说经典，而是要与经典文本对话，形成一个互文性的空间。新世纪10年中的4个文本，正是从纪本的“空白点”处入手，突出的不再是传统的忠义思想，而是这忠义思想中的个人，关注的是个人的情感和内心，从而呈现出了个体的人的精神性的丰富与复杂。

　　综观4个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是对纪本宏大的道德正义性叙事的一种修正和位移。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纪本为了突出赵氏孤儿复仇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司马迁的文本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动，即改写以突出忠奸的鲜明对立；改写为程婴的舍子；改写为程婴忍辱含垢地在屠岸贾府生活了20年。纪本叙事的重心放在搜孤救孤上，把赵孤的复仇作为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程婴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一个育孤复仇上，而赵孤也是理所当然地要承担复仇的使命。新世纪以来的4个文本所位移的正是这个叙事的重心。

　　在豫剧本中，叙事的重心位移到了程婴内心世界所承受的痛苦之上。尤其是程婴在屠岸贾府生活的16年中，先是驸马府的丫鬟彩凤对他的斥责；其次是耳畔经常回响的骂他的儿歌；还有不明真相的公主对他的责打。最后，程婴在说出真相后死在了屠岸贾的剑下。豫剧本秉承了纪本的忠义精神，但是话语的建构已从宏大的忠义转向了个体的内心，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更为鲜活的义士形象，他在实施自己的道德诉求时承担了太多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

　　在林本中，参照了先秦史书对于晋国政治环境的话语建构，同时加上了《史记?赵世家》中建构的卿族矛盾。屠岸贾和赵盾之间没有明显的忠奸善恶的对立，屠岸贾之所以要对赵氏赶尽杀绝，一是要报20年前的杀妻之仇，二是深谙政治杀戮的残酷，一定斩草除根，杜绝后患。而程婴则由纪本中的草泽医生出身的门客成为了赵盾府的大管家，忠于赵氏，也懂政治之术。他受赵盾之托去接婴儿，为了存孤，他杀了无辜宫女，又胁迫想要明哲保身的老宰辅公孙杵臼和他一起救孤。他也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但他对赵氏的忠心，义的成分已经不鲜明了，和屠岸贾的门客顾侯已没有本质的区别。程婴形象的这个转变，是建立在剧本对于忠奸对立的消解基础上的。程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舍子救孤，是出于他对赵盾的忠。他牺牲了自己的声誉、儿子，在极端的痛苦中生活下去的支撑全部在那个会长大成人的赵孤。但赵孤是否一定就会成为一个如他所愿的复仇者？在纪本中，赵孤的身份是先定的，纪君祥铺设了鲜明的忠奸对立，就是要让赵孤作为一粒复仇的种子，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林本中的赵孤是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处理的。赵孤在屠岸贾府生活了16年。在这16年中，屠岸贾成为治世的能臣，对义子即真正的赵孤视如己出，疼爱呵护有加。而赵孤16年后，却成长成为一个贪图淫乐的纨绔子弟。当老程婴告知他的真实身份时，他非常冷酷地否认事实，否认自己的家族身份，说“不管多少条人命，它与我无关”。这就使程婴一生的痛苦失去了依傍的根基，他的人生也变得异常的荒诞。屠岸贾的人生也是同样荒诞。当年他处心积虑追杀的赵孤，就在自己的府中长大，而且是自己视若己出的义子；自己在16年中，对晋灵公忠心耿耿，成为一个治世的能臣。但最后，老于权谋的灵公出场，把赵孤作为王室的后裔带入宫中，赵孤欣然跟随。当年，屠岸贾是灵公铲除太后、赵盾、公孙杵臼等政治阻碍的棋子，16年后，赵孤又成了灵公制衡屠岸贾的棋子。在林本中，政治的吊诡，消解了所有的道德正义性。

　　田本也是对于复仇正义性的质疑，突出的是赵孤杀义父的矛盾痛苦。剧中的屠岸贾在家庭中对赵孤视如己出，教赵孤习武，赠赵孤护身的神胄和战奴，成全自己的独生女与赵孤的爱情，他在赵孤的心目中完全是个慈父的形象；在朝廷上，屠岸贾对晋国一片忠心，执法严明。他和赵盾之间只是官场之上你死我活的争斗。相对于屠岸贾来说，程婴的行为反而有些不光明正大。他为报赵氏的厚待之恩而救孤，而且不惜勾结齐楚大军，好让赵孤杀了屠岸贾，赵氏重掌朝政。剧中赵孤的身份变得矛盾复杂。当赵孤得知真相后，他的忠孝观和以前有了鲜明的冲突。20年中所建立起来的人生意义刹那间化为乌有。是承认个人的生命意义还是负载宗族政治，在赵孤那里产生了激烈交锋。最后，程婴被屠岸贾重伤，赵孤还是不忍下手，程婴帮赵孤把剑刺入了屠岸贾体内。面对着两具尸体，赵孤发出了悲号“今天之前，我有两个父亲，今天以后，我是一个孤儿”，最后赵孤自杀。田本呈现的是一个徘徊在道德十字路口的痛苦的灵魂。

　　陈本中，复仇的主题被置换得更为彻底。程婴作为一个草泽医生，是无意间被卷入赵氏族难的。他受赵朔妻子庄姬之托，把刚出生的婴儿带离虎口。庄姬让程婴去找赵家友人公孙杵臼，并且不希望孩子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不要报仇，只做个平民百姓就可以了。这个希望实际上确立了赵孤作为一个新的个体生命的独立价值。程婴的救孤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到后来他自己的孩子替了赵孤，都是势不得已（也有他作为普通人的善良），程婴完全不是以前文本中的英雄，他只是普通的一个俗众。当他的妻儿为屠岸贾所杀后，他有的是对屠岸贾的私仇，他要让存活下来的赵孤给他的妻儿报仇，手段是杀心。即他主动投到屠岸贾的家中，（这和纪本中的被迫不同）让没有孩子的屠岸贾做赵孤的义父，要让他们相亲相爱，再让赵孤一刀砍了屠岸贾，撕碎这种爱。也就是说，程婴把赵孤作为了复仇的工具，这个时候，他对赵孤是没有感情的，他的行为也丧失了纪本中的正义性。而武将韩厥作为屠岸贾的手下放走婴儿，也不是基于一种“自主意志”，完全是一丝善念的闪现，是一种对婴儿的怜恤的本能冲动。陈本着力叙述的是赵孤成长过程中，程婴身份的转变，从一个丧妻失子的复仇者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他所要做的只是把这个孩子养大，告诉他真相，如何选择，完全由孩子自己来决定。而赵孤也是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角色转换的。他爱程婴，也爱屠岸贾，当程婴告诉他真相时，他不能接受。他无法把家庭的仇恨凌驾于自己的情感之上。所以他要救屠岸贾，是对屠岸贾爱的回报。程婴给他药，也是对于赵孤这份情感的承认。最后赵孤杀死屠岸贾，与其说报了家族的仇，不如说是报了屠岸贾杀程婴的仇，是赵孤对于程婴之爱基础上的杀人。至此，传统文本的复仇主题完全被摒弃了。陈本的结尾，是一个虚幻的场景：程婴是追随他的妻儿而去，而在《史记?赵世家》中程婴是“下报赵孟宣和公孙杵臼”，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到陈本的主题已由忠义思想置换为了善良小人物的凡俗人生，置换成为小人物的善良、无奈中的爱。

　　司马迁和纪君祥的文本体现了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而21世纪以来的四个文本话语则体现了当代人的价值观。我们不能以传统经典的价值为惟一衡量的尺度。从对10年来这四个文本的话语梳理，我们可以感受到言说语境的变迁。人们的一个共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大众的消费文化日渐盛行。在强调个性和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传统道德观念是否还在发挥功用？它可以发挥怎样的功用？我们如何来对待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要树立起怎样的道德观念？这些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新世纪10年来的这4个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诞生的。他们从“赵氏孤儿”这个经典文本入手，反思我们的道德传统，反思人性和生命的价值，在经典文本的“空白点”做文章，凸显出经典文本中传统道德观念话语建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同时体现出当代社会对个体的关注，对个体身份认同之中的矛盾纠结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4个文本都是对于经典的成功超越。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