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的交融-泛北部湾历史文化圈-文化论文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开辟了经东南亚穿过印度洋，从波斯湾或红海抵大秦(罗马帝国)的海上航线。南朝时，林邑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往来频繁。在南朝刘宋孝建、大明、泰豫年间，林邑数次遣使入贡。梁时，林邑国者，又于天监、普通、大通年间遣使献方物。

　　在马来半岛顿逊国的盘盘国、丹丹国，自南朝初年开始与中国朝贡往来。到梁时，交往更加密切。盘盘国“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贡象牙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遣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书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今苏门答腊岛上的干陁利国，宋孝武世，王释婆罗呐怜陁遣长史竺留陁献金银宝器。另外，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一带的婆利国也来朝进行朝贡。“(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天监十六年，遣使奉表。……普通三年，其王频伽复遣使珠贝智贡。”

　　隋唐时期统治者仍然重视海外贸易。隋朝大业年间，隋使屯田主事常骏和虞部主事王君政带上五千段丝织品自南海乘舟出访赤土国(在今马来亚半岛)，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归国时，赤土国遣使者那邪伽与隋使一起“循海北岸，达于交趾”。海北岸即今北部湾北岸。当时南亚的婆利等国的使节，大都途经北部湾登陆中国。史载：“婆利国，……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唐代，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广州、交州、泉州、扬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由唐德宗时宰相、地理学家贾耽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可知，唐时由广州向东南海航行，可到达今越南、马六甲海峡、印尼苏门答腊岛等东南亚地区。足见当时广州与东南亚海上交通的发达。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初。首先与中国进行朝贡的是位于今越南中部的占城国。占城国多次派遣使者前来中国进行官方贸易。占城国于“建隆二年曾贡方物，三年八月又来贡，哲宗元{；占元年十二月又进贡，有诏赐钱二千六百缗，其慕化抑可嘉也”。此后，东南亚诸国纷纷来华进行朝贡。

　　三佛齐宋建隆元年(960年)九月，国王悉利大霞里坛，遣使来贡方物。二年(961年)五月复遣使进贡。三年(962年)三月又来贡，十二月又贡方物。阁婆国(今爪哇岛)，“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贡。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罗茶遣使陀湛、副使蒲亚里、判官李陁那假澄等来朝贡。大观三年六月，遣使入贡。”勃泥国(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北部)，“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遣使赍表贡……。元丰五年二月，其王锡理麻喏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据统计，宋朝来朝贡比较多的国家有：交趾来华朝贡45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

　　宋时与泛北部湾东南亚各国的商业贸易也得到发展。中国商人到泛北部湾的东南亚各国进行通商，受到了当地人的友好接待。《宋史》中“阁婆国传”载“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南宋《诸蕃志》记述中国海商抵达淳泥(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时获得良好礼遇。“(中国商船)抵岸三日，其王与眷属率大人(王之左右日大人)到船问劳，船人用锦籍跳板迎肃，款以酒礼，用金银器皿禄席凉伞等分献有差。”为促进外贸的交流，宋朝岭南地区设置了邕州横山寨博易场、邕州永平寨博易场和钦州博易场等国际市场。

　　元代，中国福建一带与菲律宾的来往密切。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述菲律宾三岛的商人“常附舶之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座，虽父老也不得与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在菲律宾，商人到中国经商是受人尊敬的事情。可见，当时的菲律宾十分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明清厉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给海外贸易带来了许多困难和不便。但是对当时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似乎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据《明史》记载：安南“洪武元年奉表来朝贡方物，十年，频年贡奄竖、金银、紫金盘、黄金酒尊、象马之属。……帝以其频繁，且贡物多，命仍三岁一贡。宣德、正统、万历年间遣使来朝”。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琐里来贡。永乐三年十月遣官赍诏，抚谕其国。八年与冯嘉施兰入贡，……万历四年，复朝贡”。婆罗(今文莱)“又名文莱，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其王。四年十二月，其国东、西二王并遣使奉表朝贡。明年又贡”。占城国(今越南中部)“洪武二年，太祖遣官以即位诏谕其国。其王阿苔阿者先已遣使奉表来朝，贡象虎方物。帝喜，即遣官赍玺书、大统历、文绮、纱罗，偕其使者往赐，其王复遣使来贡。自后或比岁贡，或间岁，或一岁再贡”。

　　清初，菲律宾岛上的苏禄国频繁来贡。“雍正四年，国王毋汉未母拉律林遣使奉表，贡方物。五年六月，贡使至京，……定期五年一贡，贡道由福建；……乾隆五年八月，苏禄国王麻喊味呵禀膀宁遣番丁护送遭风商人回内地。八年，贡使马明光奏请三年后复修朝贡，帝命仍遵雍正五年所定五年一贡之例。……独慕义中国，累世朝贡不绝。”

　　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此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增强。马来半岛上的麻六呷(今马六甲)“初小西洋各国番舶往来中国经此必停泊，采买货物，……闽粤人至此采赐锡及贸易者甚众”。苏门答腊岛上的旧港国“山南复有二小岛，一名空壳槟榔，一名朱麻哩，皆产锡，闽粤人到此采锡者甚众”。

　　古代中国与泛北部湾东南亚国家朝贡贸易关系历史悠久。泛北部湾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商人和使团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跨越南海，与中国进行了频繁的交往与贸易，形成了朝贡贸易圈。

铜鼓文化圈

　　在中国，铜鼓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8个省、市、自治区。贵州南部和广西西北部接壤的红水河流域是以“活态”的形式保留铜鼓文化最丰富的地区，现在还在使用铜鼓的民族主要有属壮侗语系的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以及属苗瑶语系的苗族、瑶族和属藏缅语系的彝族。中国学者按照标准器分式和出土铜鼓的地名把铜鼓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等8种类型。

　　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中国已出土并收藏的铜鼓约1400多面，其中广西600多面，仅广西博物馆就藏有300多面。此外，广东省各地博物馆收藏约170多面，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2面。

　　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有铜鼓分布。越南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个铜鼓大国。在云南滇西地区发源的铜鼓文化，到约公元前4世纪，顺红河东下，与越南红河流域下游的青铜文化融合，创造了“东山铜鼓”。东山铜鼓是学者们以越南清化省东山一带出土的铜鼓命名的，国际上称为“黑格尔Ⅰ型”鼓，中国学者命名的“万家坝型”铜鼓。

　　东山铜鼓在越南北部形成发展的高潮后，很快遍及红河平原及其周围地带。由此而西，散布到老挝沙、柬埔寨、泰国，往南到达马来西亚，东南到达印度尼西亚。

　　目前马来亚发现有6面铜鼓。其中有2面存于吉隆坡的博物院。新加坡未见铜鼓出土记录，但民间收藏有铜鼓，最著名的是林氏藏有两鼓。

　　印度尼西亚铜鼓出土地点主要在苏门答腊、爪哇和甘尼安、松巴哇、萨拉亚尔，东边的罗地、塞卢、莱狄、塞拉卢诸岛以及卡伊群岛的土瓦岛。明代张燮著的《东西洋考》一书中有关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北部铜鼓的记录。书中下港条说：“铜鼓，即今华人所有者，诸国以爪哇为最。”说明铜鼓主要为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所用，并且以爪哇的铜鼓数量最多。又载“文郎马神(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岸的马辰)，入山深处有村名乌笼里弹，……夷人携货往市之，击小铜鼓为号。”可见，当时铜鼓已作乐器使用。

　　铜鼓是泛北部湾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和共同的文化载体，铜鼓文化圈也是泛北部湾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孔钱文化圈

　　自秦汉时期开始，中国的方孔钱已向东南亚流通。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发现了不少中国古钱币。东南亚发现的最早的方孔钱是两汉时期的，其中包括“大钱五十”和东汉的“五铢”。由《汉书·地理志》可知，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已可远达东南亚各国。据考证，《汉书·地理志》中的“都元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皮宗”是今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在今印尼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古代墓葬出土了汉代五铢钱。此外，在印尼爪哇、巴厘岛发现有唐朝的“开元通宝”和北宋以后的历代铜钱。据《瀛涯胜览》爪哇条曰：“中国历代铜钱通行使用。”可见，中国钱币在爪哇的盛行。在新加坡扯旗山炮台也曾发掘出北宋“治平通宝”、“熙宁通宝”等宋朝钱币。

　　中国与越南毗邻，在越南发现的汉代钱币包括汉文帝四铢“半两”钱、西汉“五铢”钱、东汉“五铢”钱、汉宣帝小“五铢”钱、王莽时期的“契刀五百”、“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钱币。在广平省的汉墓中也发现了五铢钱和铁器。1991年12月，越南右龚县发现古钱币10公斤，有汉五铢、六朝五铢、唐代的元宝，宋代的钱币等通宝或元宝钱。此外，在越南西贡边和省发现中国钱币唐开元通宝、会昌开元(背桂)、乾元重宝，五代十国的乾亨重宝、咸康元宝、汉元通宝，北宋时期的至和元宝、端平元宝(背元)，淳祐元宝(背十一)，元代的至正通宝(小平光背钱)，明末的大顺通宝，清初的利用通宝。这些钱币的发现表明，古代中越两国在货币流通领域有着频繁的交往与联系。

　　作为南海通往印度洋咽喉要道的马六甲海峡沿岸。中国方孔钱是最早成为各国商人所认可的交换媒介。中马古代钱币交流始于宋代，至明代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以前为全盛时期。500多年间，中国古代钱币通过官方“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的形式流入马来半岛并作为主要钱币流通。

　　文莱各地也多次出土过宋钱。据文莱钱谱记载，文莱发现的宋钱有“咸平元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开禧通宝”等。

　　泛北部湾东南亚国家的钱币最初是由中国输入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商品经济的需求，中国钱币的输出已不能满足泛北部湾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各国纷纷模仿中国钱币铸造本国的钱币。

　　越南在丁部领王朝的建立后开始仿照中国宋朝圆形方孔钱的形制铸成。越南铸造钱币的基本型式，钱文字体等都模仿中国，钱币背面所记的“丁”、“黎”字，都是受中国五代十国闽钱“天德重宝”背“殷”的纪国号钱和唐代会昌开元背记地名或州名之影响的结果，钱文书体真、隶、行、篆等，都是仿自中国的方孔钱钱文，甚至有的钱币就是直接以中国方孔钱钱币为模而仿制出来的。

　　11世纪以后，马来西亚历代统治者都仿照中国铸造钱币。詹卑王朝时期曾铸造过锡质的小饼钱、圆形、无孔，上面铸有阿拉伯文字。满者伯夷时期，铸造的钱币为铜质圆形方孔钱。随着马来西亚大量锡矿被发现和开采，马来西亚各邦都仿效中国方孔钱的式样，用铜、锡来铸造钱币。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发行和流通的大部分钱币，大都仿照中国圆形方孔的式样铸造。

　　就古代方孔钱而言，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家与地区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并逐渐形成了泛北部湾方孔钱文化圈。

陶瓷文化圈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婆罗洲等岛发现过汉代的陶明器。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商人到爪哇经商的很多，商船所载的货物主要是陶瓷和丝绸之类。雅加达博物院在中爪哇查帕拉发现一个六朝时代的有盖瓷罐，可能是中国出口的瓷器。

　　唐代陶瓷手工业十分发达，著名的陶瓷窑系有20多个，以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县一带)、越窑(在今浙江余姚县一带)、昌南窑(在今江西景德镇一带)、邛窑(在今四川邛崃县一带)、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一带)、潮州窑(在今广东潮州一带)为最著名，产品亦最多。在越南北部发现有越州窑和汝窑出品的陶瓷器，说明唐代陶瓷制品输入安南不少，或说明安南仿照唐代陶瓷制品而发展了自己的陶瓷工业。在菲律宾宿务岛也发现唐式陶瓷，苏禄群岛发现晚唐陶瓷等等，是当时彼此往来的历史证据。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哥打丁宜也发现唐代瓷片。

　　宋元时期泛北部湾的陶瓷贸易十分繁荣。《诸蕃志》中记载了当时中国的各类瓷器销售于中印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一带的情况。该书载“阁婆国，番商与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漆器、铁鼎、青白瓷器交易。三屿，博易用瓷器、皂绫、缬绢、五色烧珠、铅钢坠、白锡为货；麻逸国，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博易；渤泥，番商兴贩，货金、货银、……青瓷器；单马令，番商用绢伞、雨伞、荷池、结绢、酒、米、盐、糖、瓷器、盆钵粗重等物，及用金银为盘盂博易。”可见，中国生产的青瓷、白瓷、青白瓷等瓷器畅销于东南亚。

　　元代汪大渊著的《岛夷志略》一书，对中国与东南亚陶瓷的贸易记载详实，其中提到的三岛、占城、遐来勿、丹马令、丁家庐、彭坑、吉兰丹、爪哇、龙牙门、花面等东南亚地区与中国都有陶瓷贸易往来。

　　明清时期，中国陶瓷在东南亚依然受欢迎。马欢《瀛涯胜览》一书载占城国“中国青磁盘碗等物甚爱之”，爪哇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经考古发现，菲律宾吕宋岛沿海地区发现的中国陶瓷特别多。1958年，菲律宾国立博物馆在八打雁的卡拉达岸发掘出大批明初的陶瓷，成为中国陶瓷在菲岛贸易范围最有力的证据。《明史》中占城条载“(洪武十六年)贡象牙二百枝及方物。遣官赐以勘合、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

　　在中国陶瓷器传人之前，东南亚不少地方不仅没有瓷器，甚至连饮食的陶器皿都没有。《东西洋考》记载，文郎马神居民“初盛食以蕉叶为盘，乃通中国，乃渐用磁器。又好市华人磁瓮，画龙其外，人死，贮甕中以葬”。中国瓷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马来半岛马辰人的饮食生活习惯和葬俗。清代，仅1646年这一年就有二十万件瓷器运入台湾。由台湾转运到巴达维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令开海禁，准许出海贸易，一时贸易大有起色。

　　中国陶瓷器的输入，不但影响了古代东南亚人民的生活，而且陶瓷烧造技术也对东南亚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泛北部湾逐渐形成了陶瓷文化圈。

　　结语

　　古代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地自秦汉以来就逐渐建立了长期的、频繁的交往与联系，并促进了朝贡贸易文化圈、铜鼓文化圈、方孔钱文化圈、陶瓷文化圈等多重文化圈的形成。这些交叉重叠的文化圈有机地聚合成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泛北部湾历史文化圈。千百年来，泛北部湾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交往基本上处于和平友好状态。当今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除了政治、经济和贸易等因素以外，泛北部湾历史文化的共性也是重要的合作基础。可以说，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持久性的泛北部湾历史文化圈，为今天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文章来源于《学术论坛》杂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