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音乐论文

　　（一）藏文化圈地理范围

　　１．国内部分，包括西藏、青海的全境，以及四川、云南、甘肃省部分地区和新疆南部较小地区。

　　２．国外部分，在西藏周边的西部与西北部（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印度拉达克等地），南部（印度北部与尼泊尔北部），东南部（印度东北部，以及不丹、锡金）。

　　（二）藏文化圈形成原因

　　１．历史情况

　　经历了公元７至９世纪吐蕃王国的兴亡，其后藏区的分裂割据，直至近现代，虽然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藏人分布地区的政治疆域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境内外的藏族居民长期以来始终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全境。高原包括了中国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也包括山脉以南的边缘地区。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导致国家疆界变化，定居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西藏以西地区各国的藏人成为跨界民族。

　　参阅以下附图，可以了解从公元７—９世纪吐蕃王国全盛时期，疆域曾经覆盖北至今新疆自治区中部和甘肃省河西走廊，西至中亚葱岭一带，包括今印属拉达克、巴属巴尔蒂斯坦等地，东至今四川省西部及云南省西北部，南至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广大地区。

　　定居境外的藏人先民，历史早期即在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地区定居。公元７世纪吐蕃势力强大后，更多的藏人迁移到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地区。定居尼泊尔的康人④是较晚才来到现居地的。

　　 ２．共同因素

　　在藏文化圈内生活的藏人，属于共同的种族——藏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文字——藏文、藏语，生活于相同的自然环境——青藏高原，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及原始宗教“本教”。

藏文化圈边缘区

　　（一）藏文化圈边缘区的国内部分，包括青海的北部、东北部，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东部，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阿坝藏族自治州东部、东南部，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南部与东南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起自甘肃省东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经四川西部南下，直至云南北部的“藏彝走廊”。

　　（二）涉及跨界民族的是藏文化圈边缘区的国外部分，这部分边缘区全部在今西藏南部、西部周边。在西藏的西部境外，有印度的拉达克地区，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等地，跨界民族是藏族⑥；在西藏南部境外有尼泊尔北部地区、印度北部地区，以及不丹、锡金等，在这些地区生活的跨界民族和族群，有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僜人等。其中，不丹、锡金等地区居民以藏族为主，尼泊尔、印度仅在北部边境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有藏人分布。在这些地区的藏人一般被称为“菩提亚人”。

　　（三）由于英帝国主义策划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西藏的门巴族、珞巴族居民的大部分目前居住在印占区。这部分地区属于特殊地区，并不属于外国，但目前未在我国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

　　本文主要涉及上文所提出的藏文化圈边缘区的（二）、（三）部分，即今西藏南部与西部邻近的边缘区。

藏文化圈南部、西部边缘区

　　据了解，西方和日本的音乐学者已经对西藏周边国家和地区做过多次调查访问，发表了部分论著。由于客观条件（包括国际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音乐学者还很少对西藏周边印度等国家与我国接壤地区，进行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考察。

　　据知，我国音乐学者访问印属拉达克唯一的一例，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教师、末代噶尔本——巴桑顿珠先生，他曾在１９８４年访问拉达克，经尽力搜寻，在当地找到西藏已经失传的有关西藏宫廷乐舞噶尔音乐的专著《赏心悦耳明目之喜宴》的手抄本。目前此书经整理已经在拉萨正式出版。西藏大学的更堆培杰教授对书中的指法谱进行了破译，取得重要的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学术成果。

　　由于巴基斯坦与我国关系较正常，中央广播电台的陆水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恩洪曾去巴尔蒂斯坦等地做过访问，并发表文章介绍当地各方面情况。⑩但迄今为止，中国的音乐学者还没有前往巴尔蒂斯坦进行过实地考察。

　　根据目前掌握的第二手资料，对上文所述藏文化圈边缘区的各个地区与不同民族的人文、社会背景与民族音乐做简要介绍。

　　（一）南部边缘区涉及的民族及其音乐

　　在西藏南部境外的藏民定居于印度、尼泊尔的北部和不丹、锡金的大部地区。南部边缘区涉及的民族有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僜人。

　　１．由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门巴族、珞巴族、僜人的多数人口目前均在印占区，我国控制区的人口甚少。在控制线双边居住的居民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而且由于地理环境条件，这些地区与外界交往较少，因此从目前了解的情况与材料看，?輥?輯?訛跨线而居的这些民族和族群的音乐，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异。

　　２．夏尔巴人，自称“弥药”，“夏尔巴”是藏语称谓，译意是“从东方来的人”，据藏文《夏尔巴祖先世录》及《夏尔巴佛教史》记载，族群先民是由青海、四川交界处石渠一带辗转南迁，最后到中尼边境地区定居。时间约在十三世纪前后。

　　夏尔巴人与尼泊尔境内生活的“舍帕人”（Ｓｈｅｐａ），族称的藏语发音相同，仅是中文用字不同。二者是同一民族。夏尔巴人也是大多数人口生活于尼泊尔境内，人口约有七八万人，中国夏尔巴人口甚少，仅有二千人左右。我国夏尔巴人与舍帕人都信仰藏传佛教，语言、民俗相同。中国的夏尔巴人聚居在西藏南部边境樟木口岸一带，与境外的舍帕人隔界相望，联系密切。

　　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与尼泊尔、印度文化的影响，定居此地区数百年的夏尔巴人，其传统音乐与藏族音乐已有相当大的差别。夏尔巴人的民歌旋律优美，音调独特，七声音阶是夏尔巴音乐的基础，而且常在歌唱的旋律中出现降七级音。

　　据笔者采访了解，境内外夏尔巴人的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基本相同。

　　３．在南部边境跨界而居的藏族居民，生活于尼泊尔北部、不丹的大部和印度北部。藏族居民一部分是历史上即定居在境外的藏人，另一部分是１９５９年随达赖集团外逃的藏人。这后一部分藏民离开本土的时期较近，基本保持着原有的文化传统（甚至保留着原有的宫廷乐舞噶尔），他们在以印度的达兰萨拉（Ｄｈａｒａｍｓａｌａ）为中心的地区居住。

　　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由于考察访问条件的限制，西方学者调查藏族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多是以这部分藏人为对象；调查藏传佛教音乐多是以尼泊尔和印度北部的藏传佛教寺院为对象。

　　中国的学者有机会直接在国内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但缺少机会前往西藏周边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此更有兴趣了解历史上定居境外的，特别是定居于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的藏人所保持的民族音乐文化与文化变迁的现象。

　　日本音乐学者藤井知昭发表的《不丹国文化概要》，王耀华、杜亚雄、饶文心等人的有关不丹、尼泊尔音乐的著作，提供了不丹和尼泊尔与藏民有关的传统音乐的基本情况，综述如下：

　　不丹是邻近西藏南部的一个高山国家，人口的６０％左右是藏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不丹的民间音乐有“夏布塔”和“鲁”两类，名称与艺术形式相当于西藏的“谐”（民间歌舞）与“鲁”（民间歌曲）。有与西藏工布地区相同的射箭竞技的习俗，在民歌里也有竞技时演唱的箭歌。使用的乐器有与西藏相同的扎木年琴、口弦等，但扎木年琴的形制略有不同，不是６弦而是７弦。此外还使用了中国汉族的乐器扬琴、胡琴等。这些汉族乐器早在１８世纪即已传入西藏，并在堆谐、囊玛等歌舞伴奏乐队中使用。

　　尼泊尔是多民族国家，居住于尼泊尔北部的藏人也信奉藏传佛教。这里藏人的民间音乐中也有与西藏民间音乐中对“谐”（民间歌舞）和“鲁”（民歌）的相同称谓。藏族乐器扎木年也是这一带居民普遍使用的乐器。

　　不丹与尼泊尔在藏传佛教宗教节日时，都在寺院表演宗教乐舞“羌姆”。羌姆的节目、出场的神祇角色、使用的面具与大型鼓吹乐队，也基本与西藏相同。例如其中的人物“恰那”，即西藏的“夏那”，此角色表现的是刺杀藏王朗达玛?輥?輷?訛的佛教徒，被称为“黑帽神”；戴白色面具的神祇，即是西藏的“多达”，是天葬场的守护神。此外，还有各种带着鸟、兽面具的神祇和阎罗王“色杰乔格尔”等，都是在西藏寺院羌姆表演中可以见到的神祇形象。

　　在佛教仪式中使用的乐器及其名称发音以及乐队的组成方式等，都与西藏相同。例如大铜号（“同钦”，ｄｕｎｇ－ｃｈｅｎ）、唢呐（“加林”，ｒｇｙａ－ｇｌｉｎｇ）、大钹（“斯年”，ｓｉｌ－ｓｎｙａｎ）、小型号（“冈林”，ｒｋａｎ－ｇｌｉｎｇ）、柄鼓（“额阿”，ｒｎｇａ），而且过去也曾有用于密宗仪轨中的人腿骨制作的冈林和人头骨制作的手摇鼓（“达玛如”，ｄａｍａｒｕ）。

　　（二）西部边缘区涉及的民族及其音乐

　　在西藏西部境外地区的藏民定居于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Ｂａｌｔｉｓｔａｎ，当地人自称“巴尔蒂”?輦?輯?訛，Ｂａｌｔｉ）和吉尔吉特（Ｇｉｌｇｉｔ）以及印度北部的拉达克地区。这些地区属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区，干燥高寒，与西藏的气候及自然环境相同，居民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巴尔蒂斯坦和吉尔吉特，即我国唐代文献中的大、小勃律。居民原亦信仰藏传佛教，１６世纪初皈依伊斯兰教。美国学者Ａ·Ｍａｒｋ Ｔｒｅｗｉｎ曾发表研究西藏宫廷乐舞噶尔与巴尔蒂斯坦、拉达克音乐的源流关系的论文《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Ｍｕｓｉｃ ｏｆ Ｔｉｂｅｔ》（西藏宫廷礼仪音乐噶尔）?輦?輰?訛。作者在文中根据历史资料与田野工作所获材料，论述了西藏宫廷乐舞噶尔来源于巴尔蒂与拉达克。此结论与我国西藏的音乐学者早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发表的论文，指出噶尔源于拉达克，在观点上并无根本矛盾。但作者经过在巴尔蒂地区的实地考察，判断噶尔乐舞形式应是先在巴尔蒂地方产生，然后传至拉达克地区，再由拉达克传进西藏。这个观点显然使西藏噶尔乐舞的源流关系更为清晰、完整。

　　中央广播电台陆水林的调查报告，涉及音乐较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恩洪在巴尔蒂斯坦做的调查比较深入、全面。从她在《伊斯兰化的小西藏（巴尔蒂斯坦）民间文化考察》一文的叙述，可知巴尔蒂斯坦居民曾经先后信奉本教、印度教、藏传佛教等，但从１６世纪起已普遍改信伊斯兰教。当地目前还保存着众多体现原始崇拜与佛教信仰的岩刻、岩画；居民仍使用藏语西部方言。由于宗教信仰的改变，认为藏文是佛教的工具，藏文已在当地失传。

　　当地学者认为巴尔蒂斯坦的居民基本上是藏人，但已混入达尔德人、希腊人、伊朗人、突厥人等多种血统。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巴尔蒂斯坦居民已具有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混合的特征，皮肤较白，鼻梁较高，深眼窝，翻眼毛，外形更接近雅利安人。

　　杨恩洪是我国研究《格萨尔王传》史诗的专家，她是专门为了了解《格萨尔》史诗在巴尔蒂斯坦流传情况而去访问的。据她的文章所述，格萨尔史诗在她访问时的１９９４年，仍在巴尔蒂斯坦流传，但能完整演唱史诗章节的艺人已为数不多。杨恩洪仅找到一位能够演唱史诗开篇三章的老艺人哈桑巴布，而德国海希西教授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前去巴尔蒂斯坦采访时，曾找到１０位格萨尔说唱艺人进行采访和录音。

　　据杨文，格萨尔艺人演唱到一定段落时，听众与艺人的应和方式等，与我国藏族安多地区和土族地区的格萨尔说唱方式相似。其韵散结合的说唱形式，用道白讲述故事情节，用演唱表述人物的对话，都和西藏的格萨尔说唱的形式相同。史诗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内容，但已有一些伊斯兰教与印度文化的反映。同时，史诗演唱的音乐也已有变化。杨文中写道，“说唱格萨尔王传的曲调与西藏流行的曲调有较大的差别，笔者（杨自称）认为是融入了来自中亚及伊朗的影响，与藏式曲调迥异，而与当地民歌的曲调接近。”虽然杨恩洪未在文中专门论及当地的民间音乐，从她这句简短的话语，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巴尔蒂斯坦的民间音乐也已伊斯兰化，具有中亚西亚的音乐特色。

结 语

　　由以上根据第二手资料所做的介绍，可得到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一）藏文化圈的形成显然与吐蕃王国的历史，以及藏民生活的高原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维系藏文化圈文化特质的纽带，主要是共同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与此相反，剥离文化纽带的因素，也主要在于宗教信仰的变化。

　　（二）从周边各个地区的音乐文化比较而言，巴尔蒂斯坦地区的音乐文化变化最大，与西藏本土音乐的特征距离最远。由此可看到，宗教信仰的变化与外来的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是使民族传统音乐发生变迁的强大推动力。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历史上原有的传统文化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保存于它曾经繁茂生成的地方。

　　（三）从西藏周边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看，各地的宗教音乐——藏传佛教音乐的宗教内涵与艺术形态保持最为稳定，宫廷乐舞形态的保持次之，民间音乐的地域性差异最大。由此可见宗教文化的规范性、延续性对宗教艺术的控制力，同时也可看到与各地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俗艺术所显示出的地域性与多样性。

　　（四）进行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特别是进行境内外传统音乐的比较研究，难度较大。它要求学者除了具有必要的学术能力之外，还必须对境内外民族音乐的两部分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

　　目前国内学术界已对地跨五省区的广大藏区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是对于境外藏人的传统音乐考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国内已出版、发表的有关材料大多来自国外论著的翻译、整理，缺少直接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国外学者对中国境外各国的藏族传统音乐已进行了不少实地考察，并发表过一些论文，但其考察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在藏传佛教音乐方面，对于藏族的民间音乐、宫廷音乐研究成果较少，而且没有对跨境生活的藏人传统音乐进行比较研究。如果国外学者有意愿做此项比较研究，当他们面对中国地跨五省区浩如烟海的藏族民间音乐时，期望在一定时期内全面地熟悉、理解、掌握它们，并非易事。

　　相对而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西藏周边边缘地区的地理范围有限，人口亦远较中国境内的藏族人口数为少，进行实地考察的工作量会远低于在国内藏区进行工作的分量。因此，对西藏周边跨界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深入的比较研究的学术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国音乐学者，特别是西藏音乐学者的肩上。

　　任重道远，深信我国学者的信心与能力，让我们乐观地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