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上海电影市场国产影片崛起之原因-电影论文

　　从战后上海电影业的发展模式来看，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技术、经济、文化等），不同于美、英、法等国家由制片业带动放映业的发展路径，而是恰恰相反，即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利润丰厚极度繁荣的电影放映业，随后才出现电影制造业的发展和成熟。标志性事件是：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46年3月17日，而上海市电影制片工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48年4月15日。显然，战后上海影院放映业的市场成熟度在先，而电影制片业的市场成熟度在后。放映市场的高度成熟，拉动、刺激了国产制片业的快速发展。由于放映业的发达和进口好莱坞大片的娱乐性时尚性，战后的新旧上海人都喜欢上了电影这一特殊的文化消费产品，这就为国产影片进入文化娱乐市场提供了潜在的观众基础。

　　在这里有一个观众口味转变的过程。在战后初期的1946年，整个上海电影业基本上是好莱坞大片的天下，不管是中产阶级观众或是普通上海人，都对好莱坞影片情有独钟。在这些观众中，中产阶级观众在豪华影院享受着观赏首轮大片的时髦和身份优越感；而更普通的观众则乐于模仿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各自根据自身的购买力在三轮、四轮的普通影院中去感受好莱坞影片所展现的美国式的奢靡生活。但1947年后却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好莱坞电影不得不面对上海观众大规模流失的现实。促使好莱坞影片此前所享受的独霸上海电影市场的这一绝对优势发生迅速逆转的根本性原因，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得好莱坞分账大片的供应商，出于逼迫中方放弃票价限制政策的目的，而制造“西片停供”事件；并在事件平息后，出于利益考虑而逐渐减少对上海影院的好莱坞影片拷贝供应量。同时，国产制片业也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积蓄力量，培养新人，学习制作技术，为重新进入上海电影市场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国产片填补因“西片停供”事件而出现的市场真空创造了条件。再者，作为影院商人看重的是利益而不在乎放映的是西片或是国产片，而好莱坞供片商同样看重的也是利益。当放映商和好莱坞供片商之间在利益上不能统一时，上海影院商自然就会想到片酬更低的国产片。当时影院商人和好莱坞片商之间利益分割的焦点是分账比例，最直接的利益表现形式是票价高低。在影业市场的利益博弈中，观众虽然有选择的权利，但作为各方争夺的目标，更多的时候并不占有绝对的主动权。就购买力而言，票价是观众选择片源的重要依据，而影响票价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环境。就观影心理而言，习惯性的观看会强化观众某一方面的趣味取向。低票价适应了普通观众的购买力,因而从根本上保证了对国产影片的习惯性观看。所以，在战后上海电影市场国产片的崛起过程中，低票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此，笔者有一个大胆的推断，如果战后的上海能继续维持其表面的繁荣，并且能滋生出更多的中产阶级观众，那么好莱坞影片绝不会在短短两年之后就淡出上海电影市场。有资料显示，战后的美商从追求利益最大化考虑，并不愿意中国影院商分享好莱坞影片带来的利润，而是力图按照他们在美国国内所做的那样，将影院纳入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体系之下，自己控制院线，②故而曾有计划在中国新建一批电影院。《申报》1946年8月28日刊登的一条短讯《远东最大影院将在沪滨出现》即可见其端倪，该短讯报道：“据最可靠方面消息：美商米高梅影片公司准备在本市建造一所远东最大之电影院，地点已择定静安寺路梅白克路口之空地上。该戏院筑成后，将远胜‘大光明’及‘美琪’。该项动议，已获得吴市长之同意。现闻该公司负责人已向工务局接洽，不久即可动工。”该短讯的刊出，距离1947年3月“黄金风潮”的爆发仅半年之隔。显然，正当米高梅建造该影院的各项筹备业务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上海的金融形势便全面恶化了，因而其拟议建造新影院的计划才未及实施。出于相同的目的，美商将新建影院的计划调整为高价购买颇具运营实力的华商影院。在这一背景下，大华电影院于1946年被米高梅收购。米高梅收购大华成功，引起了上海影院业一片恐慌。不仅如此，1948年美商又计划从美国搬运300所“活动房屋电影院”来华，连同放映机、银幕、椅子、门票乃至窗帘都已经在美国装备齐全，因为当时战争和政治形势越来越不利于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政府，该计划终于搁浅。⑤好莱坞这些见诸报端的庞大计划、已实施的行动都让中国影院商感觉到了威胁。假如不是金融环境恶化，假如不是视美国为盟友的国民党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全面失败，美商的上述计划都会一一实现，彼时好莱坞影片在美商建造的影院里放映，则华商影院对于美国片商将失去意义。这些潜在的威胁迫使上海影院商不得不考虑和国产影片制片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即便如此，上海电影市场所形成的由来已久的运营惯性，亦即好莱坞供片商和中国影院商所结成的习惯性利益同盟，其既有趋势之强大，决定了如果不是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全面失败，国产影片想要在上海电影市场与美商分一杯羹,其步履亦将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上海电影市场的运营惯性和既有趋势，却在1947年春上海爆发的“黄金风潮”的冲击下，骤然终止。“黄金风潮”使得经济环境急转直下，电影业极度依赖的金融业变得异常脆弱，再加上先期出台的限价政策，严格禁止影院商通过提高电影票价来弥补损失，使西片商不愿冒险将含有大量资本的最新电影拷贝投放上海电影市场。西片供应减少甚至停供，导致上海影院普遍出现片荒危机，从而为国产影片大规模进入沪上影院尤其是首轮影院创造了机遇。在外国片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的时候，电影票价相当昂贵，不是一般沪上平民所能问津的。然而1946年下半年上海市推行限价政策之后，因为物价上涨因素的作用，生活指数上升快，而电影票价的涨幅在政府控制下，其相对价位降为原先的六分之一，一般的老百姓都看得起电影了。这正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连映三个多月纪录、观众达到70余万人次的前提。而沪上人口在此期间的迅速增加，从1945年的337万猛增到1949年的545万，净增208万，则无疑为电影市场提供了比此前更为庞大的潜在观影群体。观众总人数的增加、票价的低廉，共同加速了电影的普及和大众化。正是在1945～1949年间，电影成为上海大多数居民的主要娱乐方式。

　　关于票价这一关系到美商和影院方根本利益之所在的关键问题，在黄金风潮爆发后，双方围绕“分账制”问题纠纷不断，从而加速瓦解了上海影院商和好莱坞供片商的联盟。好莱坞供片商为了抵消通货膨胀造成的票房损失，一再要求影院涨价，而影院方虽尽力争取却往往难从其愿。因为电影票价是政府管制项目，每涨价一次都要经过上海社会局、警察局、财政局的逐一批准。上海影院业为自身利益考虑，早在1946年初便持续不断地向政府呈文申请涨价，但得到批准的票价涨幅总是远远低于当时的物价涨幅。查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关于调整电影票价问题向市政府社会局等主管机关的报批文书》（S319-1-21），从1946年1月到1949年4月，影院业向政府提请电影票涨价的呈报文书以及主管机关的批答文书多达118件！足见影院业在争取票价上涨问题上行动之积极。但政府方面的答复往往是：“查电影系人民正当娱乐生活之一，所有座价仍以逐次调整，呈局核准为要。所请随生活指数自动调整一节，未便照准。”在这种情况下，美商非但不谅解影院方面在政府管制下的种种苦衷，反而以大幅度减少新片供应相制裁，“并一度使出了停止供片的杀手锏，而后虽然恢复，但数量大不如前”。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导致美商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尽管问题的症结不在上海影院，双方也曾在1946年度密切合作，但美商从1947起动辄以减少电影拷贝供应量、甚至以停供的方式实施制裁，表明上海影院商是否因为没有新片供应而营业受损已不在美商的考虑之列。显然，上海影院商与好莱坞供片商的合作基础是极不对称也极不稳定的。为了应对1947年以后好莱坞新片供应量大大减少导致营业不振的局面，上海影院商只好转而向国产电影制片公司寻求片源。

　　以上原因虽然为战后国产影片的崛起和兴盛提供了条件，但这个崛起和兴盛的得来并不容易，是各制片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意识形态之争的夹缝中、在艺术与商业的拉锯战中、在政局动荡物价暴涨经济凋敝的艰难时局中，辛苦经营辗转腾挪多方努力赢得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稳定供应上海影院的三大国产片源：一是上海各官营、民营制片机构的出品；二是香港各制片公司的出品；三是北平各制片机构的出品。这三个地方的制片机构或制片公司并非各自独立，而是渊源很深，经常表现为导演、编剧、演员等方面的人才共享。其中沪港两地制片业的互动尤其频繁，很多在上海拍片的人员，经常会承接香港的拍片任务，反之亦然。而在人才共享方面，最令人惊叹的要算国民党官营制片机构的主要演职人员，往往同时是共产党支持的昆仑影业公司的主创人员。影院业也是如此，上一个档期放映国民党官方推崇备至的《忠义之家》，下一个档期又上映被国民党视为有共产党色彩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如能赢得观众络绎前来观看，任何政治倾向的影片都可以在上海的影院里和观众见面，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国民党政府的电影检查。正是各派力量的汇集，各种力量的角逐和碰撞，共同创造了国产影片的繁荣局面。国产电影制片商的资金、人才、技术经过艰苦的发展及资源的共享，使国产影片的制作水准大幅度提高。1947年后好莱坞影片供应量大大减少留下的市场空间，基本上被国产影片填补了。上海影院业也就随之变成了以经营国产影片为主，好莱坞影片所能带来的盈利空间则迅速缩减，所占市场份额亦快速下滑。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47年是国产影片在上海电影市场由弱转强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好莱坞影片虽然还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但其进口量已经大幅度减少；二是63部国产新片相继面市，B11为沪上影院提供了在好莱坞影片撤离后维持其营业所需的宝贵片源。更为重要的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了情》《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夜店》《天堂春梦》《幸福狂想曲》《乘龙快婿》《松花江上》等一批描摹现实生活的优秀影片问世，不仅创下了最高达到70万人次的票房奇迹，而且使现实题材影片成为最受欢迎的影片类型。

　　到了1947年之后,上海影院上映的大部分都为国产影片，且婚姻爱情片占了较大份额。这正是上海作为移民城市在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面对婚姻形态的转型产生的一系列情感困惑，在娱乐文化领域的一种反映。平、沪、港三地出品的大量影片，如《芦花翻白燕子飞》《秋水伊人》《长相思》《各有千秋》《春之梦》《桃花依旧笑春风》《苦恋》《终身大事》《遥远的爱》《青青河边草》《郎才女貌》《大地回春》《浮生六记》《湖上春痕》《卿何薄命》《龙凤花烛》《玫瑰多刺》《同是天涯沦落人》《肠断相思》《何处不相逢》《子夜歌》《无语问苍天》《春雷》《春城花落》《海茫茫》《碧血千秋》《万象回春》《青梅竹马》《几番风雨》《哀乐中年》《夜来风雨声》《同心结》等，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种角度，表现着移民社会的人们对新型爱情关系、婚姻关系的困惑，对爱情、家庭温馨的渴望。社会转型期观众的情感需求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呼唤着这类影片的规模化生产。再加上爱情婚姻影片有不错的票房价值，因而刺激制片公司大量生产投放这类影片以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同时也使影院商获得更大的利益。

　　自1947年以来,随着这些以婚姻爱情为主要内容的现实题材影片的风行，上海普通观众被激发起来的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品味，对浪漫爱情、温馨家庭的渴望，自然而然地与国产片所呈现的生活图景产生共鸣、同情，顿时使得首轮外片影院着力营造的好莱坞梦幻显得苍白而遥远，好莱坞影片也因此失去了在上海电影市场的观众基础而褪去其影坛霸主的光环。更因为票价的下调，使占上海人口比重最大的中下层观众也看得起电影，这些普通的中低阶层观众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使他们与好莱坞大片中所渲染的梦境般的奢靡生活格格不入，而国产片所呈现给他们的景象却使他们能找到生活中的位置，片中所讲述的故事也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或者正是他们所向往的生活，因而使他们倍感亲切。国产电影制片商及时抓住了观众的这一心态,源源不断地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影片，最终牢牢地站稳了上海电影市场，为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