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书写的力量与《金陵十三钗》叙述范式-电影论文

　　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表现的题材是二战中沦陷的南京城里卑小人物的命运。现就这一影片文本叙述范式作一探讨。

　　一、构建表演身体的仪式化过程

　　《金陵十三钗》叙写的是在沦陷的南京城内一个小教堂里发生的故事，表现的是教会人员、中国军人、秦淮河妓女、唱诗班女学生的遭遇。影片是以小集体的生存状况反映历史宏大叙事主题，折射人性的光辉，完成了用身体来书写的拯救与被拯救、抗争与自赎等精神的仪式化表达。影片文本意义指向的是在战争极端环境体验下的个体生存状态，凸显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取向，这一指向关乎人类普世的哲学观问题。

　　作为电影语言的身体（表演身体），它既是一种表意语言，本身又是“人”的全部载体，它还具有实用性质和自然审美意义（日常身体）。当电影中人物身体成为电影语言，日常身体成为表演身体，身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就成为电影阐释的重点。《金陵十三钗》中入殓师、士兵、妓女和女学生的身体成了影片的话语中心。约翰作为入殓师和牧师前后呈现出不同的身体话语，入殓师的不端形象和牧师仁爱形象呈现给观众的审美差异迥异。同样，秦淮妓女在完成向教会女生服装、发型等身体元素转换后，她们的身体语言完成了由日常身体向表演身体的转换，呈现了一群普通女人在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光辉。

　　表演身体仪式化，是审美移入的仪式过程。通过建构表演身体的仪式化，将导演想要在影片中传达给观众的认知及理念，并以审美的形式通过人物的身体表演进而移入到影片中，让一个个角色成为具有审美性的对象。

　　约翰以善良战胜懦弱完成自我救赎。约翰的职业是个入殓师，他酗酒、爱钱、好色，在教堂里到处找钱，却发现了酒，随后又被玉墨等秦淮艳女这群不速之客的千娇百媚所打动，更是一见钟情于赵玉墨而企求寻欢作乐。在日本兵突袭教堂，强暴女学生时，内心跌宕起伏之后，终于在邪恶面前他选择了挺身而出，他在救女学生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灵魂救赎。此时，个人身上的“善”勇敢地站出来，战胜自己身上的“恶”，战胜自己身上的懦弱，战胜自己的贪念，成就了人性应该坚守的品质。当玉墨等人提出替代女学生去演出之后，他的灵魂再次得到洗涤，完成了自我灵魂的救赎。贝尔这一角色以其动态个性演变因有着基督式的博爱逐步走入观众审美视野里。

　　卑微妓女舍生取义完成自我救赎。秦淮艳女们进入教堂后，与教会的女学生发生身份及心理冲突，从女学生们的眼神和争抢厕所等细节表露出来。秦淮妓女们情欲化的身体呈现，搅动了入殓师和女学生们的心理。在教堂经历日本兵突袭后，她们身体发生变化，同时心灵上的蜕变也在悄然发生。豆蔻为了年轻的中国军人浦生，勇敢地跑回青楼，但没能活着回来。当女学生打算集体自尽以逃开日本兵的凌辱时，秦淮女子们不惜舍命要求替女学生去死。即使她们曾经卑微，她们在战争中蜕变为美丽的花朵，为了保护柔弱的女学生们，她们慷慨大义，勇于舍弃宝贵的生命，这些普通的小人物身上散发着人性大义的力量。

　　血性的抗争凸显民族的自救和个体的觉醒。与一些新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一样，本片也用商业类型片的叙事策略来包装“民族记忆”和“革命记忆”。在《金陵十三钗》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李教官本可率领作战小分队弃城而逃，即使作为军人，惨不忍睹的战场景象也让他们惊恐、发狂，内心的恐惧更是如影随形，每个人都在死亡边缘挣扎着。但这些中国士兵遇到了一群正在被日本兵追杀的教会女学生，激发起他们中国军人的血性，他们义无反顾地去奋战守护这些“战争之花”。当李教官将生命垂危的年龄最小的战士浦生送到教堂，招来妓女们的责骂。有着不同诉求的群体之间的冲突成了戏剧性看点。他请求妓女们照顾一下这个还是孩子的军人，然后在一旁守护，选择继续与敌人战斗，守护教堂里的这些残弱的生命。直到最后一刻，他与敌人同归于尽。通过书娟的视觉，我们看到了军人的勇敢，感受到了战争本身的压抑与残酷；我们看不到痛杀敌人的英雄主义狂欢，而是以一种平民化的视觉来重新阐释战争语境中的英雄，表现出战争语境中个人的人性冲突、悲哀、无力与恐惧。

　　受众在感受这些个体在战争这一极端环境下的体验的同时，也思考着残酷的生死背后，对生命的价值应有的认识。

　　二、身体表意系统的多重构建

　　（一）电影叙事方式

　　影片通过书娟的视角传达着对人物身体的隐秘体验。第三方叙述是个自由游弋的个体视角，时而旁观时而消失在电影文本里均不会破坏整体叙事感，反而使我们更深入地接触那段历史的其他人物和事情，将大历史变革时间节点上的人与事从历史的边缘推到了我们关注的前沿。教会女学生的清纯、秦淮歌女的妩媚娇艳、李教官的杀身成仁、约翰的人性苏醒，四条线索在浩劫之城的废墟里各自铺展并最终汇聚，编织出一幅远超个体经验的“历史”画卷。影片的重点叙事是借助女性的身体维度的表演去表达抗争与拯救的“家国”命题，呼唤人性的拯救与自赎。

　　应该说，在构建身体表演过程中，电影比小说更有艺术表现优势。原著小说更多是个体心理的刻画，而电影将视觉传达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整部影片以书娟的视点聚焦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国军教官的杀敌战死，一是“十三钗”最终献身赴死。这两大叙事严格控制在同一时段同一地点，以书娟的视角调解叙事节奏，并与受众形成潜性对话。比较电影与小说后，我们会发现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处理身体表演支撑家国命题与人性呼唤这一仪式上的不同。

　　（二）电影文本内在链接的“义妓”文化心理

　　“义妓”故事在中国源远流长，如春秋之西施、汉代之王昭君、三国之貂蝉、隋唐之红拂女、明清之“秦淮八艳”、民国之小凤仙等，或以死明志，保全名节，或勇赴国难，献出身体，以息兵灾，这些有名有姓的红颜都是被著之竹帛，流芳千古。

　　相比上述那些绵亘历史的有名有姓者，《金陵十三钗》的主角全部出于历史边缘化的秦淮艳女，一群卑微的小人物。为展示这群妓女的转变，电影的处理较之小说更为直观和细腻，或者说，更符合影视艺术的逻辑特点和受众的大众化口味，只是这种改编使得受众自然去质疑影片情色爱国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影片浓墨重彩地将这个“仪式”的每一道程序展示在观众面前：当玉墨等妓女换上了学生装，装扮成清纯女学生，秦淮风尘女子们宣告完成了身份“蜕变”。玉墨仿佛将肌体多年来积淀的“污秽”一洗而净，内心重新持有着13岁前未被玷辱的那份“纯真”，向入殓师表白着自己内心作为正常的一个能爱和被爱的女人尊严。妓女们在战争中成长起来，懂得人格和尊严，懂得爱与被爱，懂得获得与牺牲，完成了人性的转变。受众在接受过程中也许不会简单去否定文本创作者着意渲染的人物，因为她们有不同的动因，不同的心灵发展史，因为更为复杂更为催人思考的是人性。

　　（三）现代性语境下的战争题材电影镜像话语自我调适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战争电影叙事策略调整符合当下中国现代性社会变革带来的美学观念调整和人文价值判断的重构要求。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遵循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规范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这一价值规范的积极拓展与突破，更多思考战争背景下的个体生存与价值取向。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这种镜像话语自我调适行为在之前的《集结号》中初现端倪。《金陵十三钗》这一影片中“崇高”“伟大”的概念可以体现在英雄身上，比如国军士兵，也可以由平民去演绎。约翰从一个无良浪子转变成救人性命的勇士；秦淮艳女从与学生争厕所的青楼女子转变为赴死义女；汉奸既送工具又想救女，重塑了汉奸这一中国历史文化里特定的概念形象，虽然结局是惨死街头。不论角色的转变是否令人信服，但普通人救普通人，在个体与家国受难之时，能够相互扶持已是国产战争电影叙事里难有的表述。在这样的现代性语境下，风尘女子可以情义纷呈，汉奸并不一定非得助纣为虐；为了人性的普世价值，就连中立的教会人士也难以旁观。其实，普通凡夫俗子的爱恨情仇更能体现出命运的诡异与人性的本色。影片里面都是些小人物，却又做着些不小的事情，在国破家亡个人命运不可知不可控的特定环境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又不得不在形势所逼的情形下释放出各自人性的光彩与华美。

　　三、身体书写的当代美学力量

　　《金陵十三钗》中拯救日军大屠杀背景下的一群女学生并非救世主上帝，而是一个贪财好色的入殓师和一群风尘女子。在自身善的力量（约翰的同情心、玉墨们的感恩心）迸发后勇敢去救助那些女学生逃出人间地狱。这是一种普通的凡人拯救行为，而非神的行为。毕竟，神是不存在的，凡人的生命却能永远延续。尽管影片发生的时间在圣诞前后，发生的地点也是基督教堂，但是神没有从天而降救助那些呻吟的生命。基督世界里的仁爱、宽恕和博爱精神在战争这一杀人机器面前软弱无力，只有个体内心世界有爱才会产生生命的力量。这也是影片在呈现身体表演而着眼的人文思想价值，企图在呈现中建构当下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应有的精神维度。

　　因此，《金陵十三钗》以边缘性的历史档案，质询着大屠杀的历史黑暗时，重新点燃了作为人拯救的历史希望，引领我们反思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将历史当做叙述对象，昭示着人类追求永恒及原始的美好，表达对堕落现实的不满与抗争。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命运，昭示了生命超越自我的另一种可能，而在历史感淡化的资本全球化时代，个体只有将自己的血脉与历史重新连接，个体才可能消除虚无感的缠绕而实现生命的真正丰盈。

　　历史是人自己的历史，历史的界域也是人自己的界域。在表象和平的年代对历史的关注也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将个体生命与历史链接起来，重新点燃面对未来的希望，是生命在历史的可能延展中获得超越自我的历史性价值，这是很多表现战争题材电影的普世价值所在，无疑《金陵十三钗》作了这样的美学选择与文化思考。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