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公众与社会-电影论文

　　影片取名“大事件”，并非单纯指匪徒抢劫商铺枪杀警察造成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而是指经过媒体聚焦、扩大化了的“媒介事件”。有学者定义：“传媒出于某种目的、自身或与外界合作而生产非自然发生的事件；或者介入正在发展的客观事件之中，通过发掘、推动等行为，影响该事件的原有进程与方向。”在这个新的媒介时代，警匪之战在媒体力量的催化下，瞬间就会膨胀、放大，进而演变成大型表演。

　　这部影片除了警察和匪徒外，还有一个真正的主角——媒体。导演自己也说“在《大事件》里可以体现媒体的力量”。影片里涉及的几股力量：两伙劫匪，孤身进入大楼的一位重案组警察，警方代言人方洁霞所代表的政府力量，香港市民，他们之间各有冲突但彼此又没见过面。在这场几股力量互不见面的斗争中，电视、互联网、平面媒体、手机等这些媒介形式成了警匪双方利用和制约的工具。影片一开始就显示了媒介的力量，媒体拍下了警员向匪徒举手求饶的画面，然后传输到电视和互联网，导致媒体和市民对警方的声讨。导演在此处肯定了媒体作为公众权益代言人和“监督政府的哨兵”的作用，这也符合传播学者施拉姆在总结媒介功能时指出的媒体应具有社会雷达作用，雷达作用指的就是传播信息、环境的守望和关注。此处的片段，媒体处在很主动的位置，监督着政府的办事，在各个情节中均在履行传播信息这一职责。但在《大事件》接下来的几场重要戏中，媒体又常处于被动传播信息和受利用的境地，片中最擅长利用媒体作秀的警方代言人方洁霞就说：“会利用媒体，他就是英雄。”为了重塑警队形象，她把警队出发的相片挑出造型最酷的几张发给传媒，拍摄的片段请电影导演剪辑出一版最能体现警队纪律性、神勇的一个版本。电影所提供的“幻觉”和电影工作者的努力，在这里受到了导演的嘲讽。

　　此片的主角——“媒介”就像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负监督政府的责任，又被政府机构利用。匪徒们通过互联网让全港市民看到他们如何善待人质，播放了人质全家“融洽”吃饭的画面，匪徒用“人性化”方法影响警队采取什么程度的抓捕行动。警方也非常针锋相对地利用媒体，重新争夺舆论的阵地，方洁霞让所有待命的警员、媒体都吃一顿丰盛的午饭，并且通过电视直播给市民看，“不仅匪徒要吃饭，警察也是人，也要吃饭”。警队不是冰冷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而是一个个有着鲜活生命的个体组成的，这种生命观水到渠成地过渡到影片高潮处警方的全力一击。警方利用媒体播放这些画面：让那个举手求饶的警员出来解释自己的懦弱，“我有妻子，还有刚生下来的孩子，警队从来不鼓励我们做不必要的冒险”，从而获得了市民的同情。在第一场枪战中受伤截肢的警员和失去儿子、失去丈夫的警员家属纷纷通过媒体发言来谴责匪徒的暴行。警方对于媒体的使用使公众人心倒戈，此时警方才说“现在可以采取行动了”，出动武装力量全力歼灭匪徒。

　　媒体介入的另一个重要场面是警方代言人陈慧琳向市民播放警方的战绩，而事实上是警方部队被匪徒击退，一片惨迹，警方这么操作：“找几个电影导演剪一剪，市民除了看到英勇的机动部队进攻，其他什么都看不到。”而匪徒们把手机拍摄下的机动部队被狼狈逼退的片断上传到网络，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源”，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反应，他们质疑警方在说谎。如果是集权或半集权的国家，媒体会乖乖地充当“传声筒”的作用。而片中的香港政府，无疑有着民主的媒介机制，它可以监督和质疑政府机构，但依然存在这样的危险：当政府和公共机构出于某种目的故意提供某种信息而遮蔽了其他信息，媒体也无计可施甚至无所察觉，更谈不上“舆论监督”。媒介在秉守新闻良知主动监视环境的同时，又陷于无可奈何的处境——当信息源的提供途径单一时，媒体无法甄别真假。观看此片的过程中，观众感受到的快感不仅仅是来自于枪战场面，更有警方所代表的传统势力被新的信息戳破颜面的尴尬。公众因为拥有了更多的渠道去判断真伪，而获得了观众的会心一笑。片中的匪徒们恰是信息渠道多元化的代表，因此他们没有被描绘得穷凶极恶，这股本该是破坏社会的“恶力量”，却善待人质，不像警方谎言连篇地作秀，被捕时也充满了浪漫情调。反而是作秀的警方——这个垄断信息源的代表，成了整部影片的大反派。

　　杜琪峰认识到了在多元化的媒介社会，信息多渠道的重要性；也认可传媒在面对重大公共事务时“公正报道”的角色和对公众的引导作用。媒体充当了公众和政府间的桥梁，向公众传达信息，又将公众意见反馈给政府进而影响政府行动。“媒体作为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社会事件爆发到公众认识形成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媒体话语权逐渐发展，俨然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要点，在本片中都有体现。

　　导演对媒体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认可媒体的责任和力量，同时，他又有担忧媒体有时面对公共机构又无能为力，甚至妥协勾结。影片还表现了媒体更为复杂或“阴暗”的一面，媒介掉转个头又去“愚弄”公众，这种愚弄甚至是和官方机构“合谋”。在影片中有这么一段情节——警方逼退匪徒的谎言被揭穿广受批评之后，警方发言人马上想出对策：“找几个谈得来的记者帮忙……去转移外界的注意力。”几个与警方关系良好的媒体为警方发表一些正面报道。媒体和政府的妥协合作也进入了导演反思的范围。杜琪峰说：“媒介现在不仅仅是观察者和信使了，他们更是政府里的主要演员。”这种看法也许与他对香港媒体的印象紧密相关，他曾不满地说：“媒体的操守，在香港好像全没有。”香港弹丸之地却那么多家报纸、杂志、电视台，港媒的“追腥逐臭”的动力让杜琪峰对于媒体失控深为忧虑。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