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过年》为例浅析当代题材影片中的情节冲突-电影论文

　　无论是场景上的点缀，或是情节发展的载体，又或是直接进入创作的民间故事，总之，当我们说到“民俗电影”，更多的还是局限在“古物残存”“陈风陋俗”“猎奇探秘”这类范围。那么在描写现实生活的当代题材影片中，究竟有没有民俗的一席之地呢？如若有，它的表现方式和最终的表现目的又是什么？下面不妨以影片《过年》为例加以探讨。

　　电影《过年》拍摄于1991年，它以春节为背景，描写了发生在当代一个普通家庭中的种种琐事，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揭示出了新旧更替的时代环境下，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受到的冲击。影片中有两场戏，颇能代表全片的风格。大年初一，小儿子程勇带着女友小凤看完通宵电影，早上才回到家中。两人一进门便蔫头耷脑地准备到程勇房里睡觉，程勇刚要跟着小凤一起进屋，就被母亲一把拦住。母子俩在房间门口爆发了一场口角。

　　然后，程勇便进屋关上了房门。母亲还不依不饶地在门口叫喊，程勇又一把拉上了窗帘。之后的一场戏，父亲回到家中，一听此事，开口便埋怨起母亲：“你个老糊涂，没结婚能一块儿睡觉吗？”在父亲的威逼下，程勇不得不转去大哥屋里睡觉，此时只听小凤对着父亲不满地嘀咕了一声“老封建”。

　　这两场戏中的矛盾所在，其根本是两代人在婚姻观念上的分歧，首先是对于婚姻确立程序的不同理解。程勇的理论是，“初三小凤家就来人订亲开单儿了”，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与小凤的婚姻关系已经确立了。而母亲却认为，单凭“订亲开单儿”，还不足以建立婚姻关系。在中国古代，婚礼通常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而程勇所谓的“订亲开单儿”充其量也就到了“纳征”的环节，也就是订亲、下聘礼，婚礼仪式并未完结。在父亲和母亲看来，一场婚姻，如果要为风俗所承认，必须经过婚礼这一环节。即以婚礼的有无，“衡度两性之结合正确与否”③。婚礼作为结婚的仪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宗教性”，二是“社会性”④。所谓“宗教性”，即通过婚礼将结婚之事向神灵宣布，以求获得庇佑。而所谓“社会性”，总结而言，“不外将结婚的事实，公诸社会”⑤。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婚礼“宗教性”的作用大大削弱。而相应的，由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多样化，婚礼的“社会性”作用却不断提高。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有一场戏，张大民娶了青梅竹马的云芳为妻，两人几乎是隔壁邻居。但在结婚那天，张大民的迎亲车队从云芳家出发，载着新人，在城里兜了一大圈，才回到张大民家中。这一场景，绝非编导杜撰，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屡有发生。究其心理，张大民无非是想将“保证婚姻的合法与持久所必需的舆论扩大”⑥加大范围。通过强化婚礼“社会性”的功能，使婚礼获得最大程度上的合理性。现在不少人结婚都要大摆筵席，婚礼的参加者往往还包括同学、同事，甚至领导。这就使得婚礼舆论散布的范围更为广阔。同时，在婚礼过程中，新人与宾客不乏直接接触。如新郎敬酒，新娘点烟，更是体现了一种“求得社会认可与庇佑”的心理。因此，即便某些年轻人选择了不办婚礼的“裸婚”，此类革新总会招致不少流言，尤其难为长辈接受。影片《过年》中的这两场戏正是此类矛盾的代表，在对婚姻确立程序的理解上，父亲与母亲坚持婚礼办完才算真正成婚，而程勇却认为这一程序更多的是建立在聘礼定金，即“开单子”的基础上，于是二者爆发了矛盾。

　　第二层观念上的分歧在于对婚姻中“家族为先”的理解。《礼记》中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颇能体现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婚姻的真正主体并非婚姻当事人，而是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家族。在《过年》中，程勇已经成年，他感觉婚姻是个人的事，因此他不满于母亲“操那么多心干吗？”虽然最后他屈服于父亲，但从他不以为然的态度中，可见其对于父母插手此事的愤然。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婚姻的缔结首先当以家族利益为重，当代虽然提倡“自由恋爱”，但婚姻还是与双方家庭的“面子”息息相关，而这也是程勇与父母爆发冲突的另一诱因。

　　纵观整部影片，诸如此类的矛盾冲突比比皆是。仅就婚姻一事而言，大儿子是个木讷的“妻管严”，“男尊女卑”被彻底颠倒；二儿子找了个高干的女儿，把“门当户对”抛诸脑后；大女婿在外拈花惹草，夫妻间何来“相敬如宾”；二女儿更是跟着一个架子工私奔，婚姻不再遵从“父母之命”。老两口所持的传统婚姻观念在这些冲击下土崩瓦解。春节团圆，所有的矛盾同时爆发，环环相扣，成为全片高潮所在。

　　作为一部当代题材影片，电影《过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中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情节的铺设。生活中的矛盾，“表面上是在人与人之间，然而，深层的却是人与传统民俗之间、相异的民俗信息之间的纠葛、较量、搏斗以及相互的影响”⑦。我们每个人都储备有一定的民俗信息，“由于家庭、环境、教育、职业、经历等民俗氛围的差别，个人所接受的民俗信息以及储存，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程度观念、层次上的差异”⑧。而这种差异，外化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中。在某些时刻，面对某些具体事件，这种差异便会激化为矛盾。矛盾爆发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加强巩固已有的民俗储备。在民俗巨大的向心力作用下，由民俗信息差异所触发的矛盾不断加剧。因为任何一种背离原有民俗储备的行为，都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与舆论压力。仍以《过年》中的老两口与小儿子为例。他们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本，正是由于两代人所储备的婚姻方面的民俗信息有所差别。儿子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所处的环境与父母亲截然不同。外界新的刺激，沉淀在他的心里，形成了不同于父母亲的民俗信息。在面对具体的事件，即“能不能在一起睡”的时候，民俗信息间的差异激化为矛盾。父母亲认为没办完婚礼，就不算结婚，如果让儿子与小凤睡在一起，不仅有悖于他们的婚姻观念，而且将受到别人的耻笑。在双重压力的驱使下，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将儿子拦在了门口。在儿子看来，婚礼与婚姻的关系却十分松散，前者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于是，他也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要突破父母亲的阻拦，在行动上实现与自己所持民俗观点的一致。于是，矛盾进一步加剧。如果抛开道德标准，单就民俗范围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无所谓对错的。因为持某种民俗观点的个人，会力求与其他持该种观点的人趋于一致，“甚至当他感觉到他们对刺激的反应是不正确时也是如此”⑨。因此，此类矛盾，用简单的说教难以平息。在影片中，儿子与母亲始终互不相让。最后，儿子进屋锁上了门，才终结了他与母亲的冲突。而面对父亲的强迫，小儿子看似妥协，实则内心仍处于抗争的状态。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