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主题解读-文学论文

　　一、女性、自然、自然生态和谐

　　女性与自然的关联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中国古代朴素自然观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周易》强调阴阳和谐的自然观,“天地之大德曰生”。道家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取自然,融入自然。儒家以人为本,建立和睦相处的人伦生态环境,如《孟子》倡议“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中国学者王诺先生认为,生态文学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关注生态责任。自然不在人之外,人也不是自然的主宰,许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就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女性通过身体功能与自然接近,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

　　西方学者苏珊·格里芬在其著作《妇女与自然:女人心底的怒号》中也主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

　　因为了解,所以关怀。因为关怀,所以和谐。

　　源于此,中国女性作家对生态环境、生态文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作品中,自然和女性因其自身独特而共同的价值,女性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女性化”,妇女与大自然共语。女性文学就有了新的资源——自然,回归自然生态和谐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永远的梦想,也是永恒的主题之一。

　　以水为例

　　女性和水是永不干燥的话题。毕淑敏的散文《女人与清水、纸张与垃圾》中说“水是女人天生和谐的盟友,水是女人与自然纯真的纽带”,从中表现出作家对生态环境的敏感。迟子建在散文《女人的手》中道:“女人大都爱水,米浆、洗衣水的每一次浸泡都使得手获得一次极好的滋润。”女性在水的滋润中益发有女人味。

　　女性和水是同义词。台湾作家琦君的小说《七月的哀伤》对水路上自然暴风雨侵袭的叙写,正视了自然本身不可忽视的生命力量,也是对含辛茹苦、勇于承受苦难的女性的敬重。

　　大自然得到了女性最细心的呵护。琦君用温厚的文字书写《水是故乡甜》,乡愁中构建自然生态空间。《女人与清水、纸张与垃圾》中纸扎水牛只为女性陪葬的习俗隐含一个深刻的内涵,“在生活用水的耗竭上,女性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自然的价值不能被简化为对人类生活的用处,女性更有责任结束人无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的现状。

　　大自然是女性最仁慈的避难所。茹志鹃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中,物质生活极度困乏的兄妹俩在西湖山水中寻得了温情与安居,从而表达了人对“安居”自然的回归。“安居是凡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安居”意为“处于和平中,处于自由中。自由在其本质上保护一切。安居的根本特征是这种保护,它遍于安居的整个领域”。

　　以城市女性为例

　　台湾作家朱天文的小说流淌着“柔性的生态主义”关怀。《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米亚,居住理念环保,在窘迫的生存环境和拥挤的建筑物之间,选择在楼顶搭建轻质化环保建筑;生活方式环保,养了满屋子干燥花草,像药;时装理念环保,反皮草,服饰颜色多是海滨浅色调,沙漠柔淡感;化妆自然即美,身体也是环保主义的,“合乎环保自然逻辑,微垂胸部和若即若离腰部线条,据称才是真正的性感”。在米亚的世界里,“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③。
　　在这个花园世界中,女性气质更适合为保卫自然生态和谐而战,而接近女性气质的大自然也将更为和平和谐。“真正的美就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最大的美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那种化出化入、生生不息、浑然不觉、圆通如一的和谐。”

　　二、女性、男性、社会生态和谐

　　作为社会生态和谐的一部分,性别和谐是人类最基本的和谐,成为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主题之一。

　　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是“寻找男性”,渴求感情的归宿。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们开始抛开男性,却又陷入“女人自己嫁给自己的战争”,尤其是卫慧们的“身体摇滚写作”,更是非理性地在一个人的世界中拒绝男性在场。

　　一个人的世界不完整,一种性别的世界不圆满。在女性艰难的突围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主张,不要把男性和女性绝对对立起来,性别差异不是彼此争锋的利器,而是各自的优势。作品主题中应浸透男性和女性共同体验到的女性对生活的一切爱和恨。只有两性和谐共处、彼此关爱,社会生态和谐,才是完整圆满的世界。

　　张抗抗在演讲词《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中表述:“不能说男人和女人谁比谁更好或更坏。他们都有各自的和共同的问题……生理劣势的不公正是上帝的错误,我们所能做的是,以勤奋和潜在量、以优势战胜和改变劣势。”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后加的评注:“不是‘上帝的错误’,而是:世界因此而和谐和富有生命的情趣。”

　　这一评注意味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超越了传统的单一性别的狭隘视角,往前跨了一大步:两性不是彼此对立的,应保持各自的性别特征,在宽容和谐的氛围中,在性别、性格乃至文化的互补中共同追求人类生存的完满境界;两性世界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依共存、互助共建,用相互关爱来营造和谐圆满的世界。正如叶文玲的《三生爱》发出的追问:“女人在这个世界上顶多就像一条船,男人……对了,男人就是船上的桅杆!没有桅杆,女人的这艘船就无法开航,就只能孤独停泊,永远只能孤独的停泊!”

　　于是,张抗抗将“翡翠”嵌在《作女》中,翡翠象征物质生活,鸟喻示自由与美的精神,而翡翠鸟就暗喻人世间的红男绿女有差异又能构成一个整体,是对两性和谐的企盼。在这部作品中,女性已由客体转化为主体之一,在社会中打拼,独立自主、朝气蓬勃、潇洒自在。

　　到了迟子建《第三地晚餐》,陈青和马每文的柴米油盐家庭生活占据读者的阅读视野,女性和男性更渴望搭建的是“家”,因为“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可以转换,可以看做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它们紧紧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想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持。”这与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理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中提出的男女间的“伙伴关系”不谋而合。尤其在作品结尾处,双方关系由矛盾转为理解,由对抗转为对话,由冲突转为和谐,更寓意着两性搭建的“家”是相互关爱、相互扶持的作品。

　　王安忆更是以一种客观的“超性别”立场来看待两性关系,重塑精神之塔,她试图兼顾男女两性生命经验的需要,共建平衡发展而不是男女对峙的世界:“女性为了人性的解放进入社会中心,男性为了人性解放从社会中心重返人性家园,成为男女两性所共同遇到的问题。只有在两性对话中,男女才能对社会性与人性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更清醒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因此,在各自保持性别特征的前提下,真正的和谐是两性彼此敬重,真正的幸福是两性彼此爱慕。

　　三、女性、文明、精神生态和谐

　　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疯狂入侵,文明人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文明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对抗关系,精神层面危机四伏,表现为生命意识淡漠、道德底线沦丧等。要解决危机,“必须首先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恢复人类丧失的天性,使人类回归内部的自然,返璞归真。只有回归人的自然、本真状态,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科技等的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研究道德生活,强调女性与文明之间的精神和谐,一方面关注女性作为精神主体之一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注生态系统在女性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在此指导下,敏锐地把握到文明与生命的相背反,努力寻求人类与文明和谐一体的整体文化观,以此重建精神和谐的世界生态。于是,女性与文明的精神生态和谐,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主题之一,具体表现为对生命的尊重。

　　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和理解。张翎的“水叙事”中,生命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同时也是精神性的存在。择水而居是人的天性,三代人分别出生在飞云江、瓯江、安大略大湖,始终在“寻找一条更大更宽更适宜居住的河”,象征着生命的衍生和水密切相关的。可下一代又会出生在哪里,“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喻示生命的困惑同样也与水相关。

　　对世间生灵的尊重和怜悯。请看朱天文《巫言》中巫女的家人们:初中生喂养着厅堂里的煤玉蜘蛛,老社长精心照顾拣拾回来的满院弃兰,伯母喂养流浪猫狗、救助折翅黑鸟、收集一切垃圾并慎重地将其送往生界。无不表现出对万物的平等与体恤,显示出女性气质和生态立场:关心、爱护、信任、和平。

　　对文明生命的尊重和敬仰。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文明观,文明如有机生命体,有孕育、出生、成长、成熟和衰落的周期。对文明生命的尊重在朱天文的作品中细化为对“字”的敬仰:“文字不灭,故不可废弃。”“字,举凡纸上有字的,哪怕碎小到是从何处撕下来一截纸头记着号码歪斜难辨的,皆不许弃为垃圾。字的归字,只可回收,然后再生。我的再生界里,字归最高级,应列入第十一诫颁布:‘不可废弃字纸。’”女性比男性更有内在自觉、也更有能力去尊重生命,创造和谐。

　　可见,女性生态主义文学尝试以更广泛的生物中心观取代人类中心观、工具主义价值观,认同自然界的事物都有价值,尊重和同情所有生命,强调生命过程的相互关联,期待女性和文明的精神生态和谐。

　　女性主义的世界是一个和平的世界。致力于和平、回归和谐成为当下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主题。作家们从生态主义的视角切入文学创作,构筑了建立在自然、性别、文明三个维度之上,统一于和谐理念的生态空间,也呼唤着更多的人自觉地进行自然生态和谐,社会生态和谐、精神生态和谐的绿色抒写。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下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