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综述-经济论文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历来都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强烈关注。由于各国学者研究的角度、方法、深度都有所不同，自然也就造成得出收敛和发散两种不同的结论，这也成为如今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我们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两种。

　　（一）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通过资源合理调配，各区域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将会趋向统一，这种统一还包括区域经济体内部各产业和各部门的平衡发展。新古典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源于以Solow（1956）和Swan（1973）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比经济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程度将趋于一致，最终达到均衡发展的状态。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且资本、劳动、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是无成本的，不受限制的。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张部分地区或者部门先发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联动发展，强调重点地区的重点产业和部门。Myrdal（1948）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各区域间的经济进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对等的，区域间的差距通过“积累性因果循环”，使得初始条件较好地区优势不断巩固，而落后地区则越加贫穷，这就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Perroux（1954）提出增长极理论，他强调的是那些拥有支配地位或者国家主导产业的部门成为增长极，进而联动的影响周围其他地区和产业部门进一步发展。Williamson（1965）提出伴随着一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区域间的人均收入不平等性也出现倒“U”型。就是说，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间的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但从长远来看，区域间发展水平始终呈现一种收敛的状态，即发展均衡。

　　二、金融发展理论

　　（一）国外研究历程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专门研究金融发展以及从金融角度探讨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论。但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尚处于争论的状态。从历史来看，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很早便开始了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货币数量的变动并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一大批经济学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其中以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最为著名。他认为货币能够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因而它是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一理论的提出，推翻了之前古典经济学派统治多年的结论，为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Gurley和Shaw（1984）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指出，货币是影响产出水平和产出组成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指出了货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Goldsmith（1969）首次提出了金融结构论，并且他也是第一个运用实证方法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他通过分析35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金融结构，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这个概念，并以此作为金融结构发展程度的度量衡，他认为“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是平行关系，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它的金融结构规模和复杂程度也会增大”，这项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薄弱点，但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的肯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金融压抑论”，主要代表人物是Shaw和Mckinnon（1973）。这种理论认为，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现实条件下，利率和汇率价格的扭曲将会极大的阻碍经济的发展。与“金融抑制”相对，Shaw还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放开过多的金融管制，形成完善的金融市场化体制，消除“金融抑制”，更好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随着金融深化的展开，问题也随之而来，过渡的金融自由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学者们开始寻找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金融与经济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来研究两者的关系。这其中要以King和Levine（1993）为代表，他们构造了新的金融中介指标，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问题已开始被学界广泛关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关系这一问题，大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谈儒勇（1999）通过研究发现，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在总结了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以后，建立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史永东（2003）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技术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通过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入测量金融中介发展程度的指标，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王景武（2005）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密切的关系。

　　相对于国外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研究，目前国内缺少一些基本的理论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整理回顾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借助国外既有理论对国内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这一状况也是与我国的实践和理论的现实状况相一致的。

　　三、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从研究范围看，大多基于国家宏观层面的研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失衡的国家，国家范围的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另一方面，金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要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征，而且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金融的区域化运行得以实现。因此，就有必要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其的影响。

　　（一）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或没有显著影响

　　近年来，一些学者发现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甚至具有反向作用。张兵、胡俊伟（2003）用货币化程度（M2/GDP）作为衡量指标对江苏省进行检验，结果货币化程度与该省经济发展程度呈负相关。沈坤荣、张成（2004）通过对中国各省历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后认为，私人部门贷款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李萍（2005）以银行贷款额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区域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彭耿、刘芳（2012）通过缩小研究对象的区域范围来控制地理因素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影响，利用1994-2009年湖南省14个地区的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湖南省多数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

　　（二）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

　　相比上文总结的部分结论，现今学界对这一问题达成的普遍共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正向的作用。周立、王子明（2002）认为地区金融发展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因素。并通过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以后发现，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十分显著。胥嘉国（2006）通过对我国各地区面板数据的研究分析后发现，金融发展在量上的增长和质上的提高都能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并且质的提高比量的增长更能体现增长效率。董绳周（2007）分别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东部金融效率的提升，中西部地区银行信贷规模的放大对经济增长的效用都非常显著。吴拥政、陆锋（2009）利用分位数回归统计法，对我国336个样本地级市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的不同条件分位数处，金融发展作为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差异和波动都是显著的。

　　（三）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

　　我国地域辽阔，巨大的地区性差异，也导致了金融发展上速度的不一致，最后体现在经济增长上的差距。艾洪德、徐明圣、郭凯（2004）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同区域存在很大差别，东部地区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却出现了负相关。因此他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应与地区经济水平相适应。马瑞永（2006）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1980～2000年期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而在东、中部地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则出现了上升的趋势。沈丽（2007）首先用金融相关比率，证明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然后她在对不同区域的研究中发现，东部的相关比率最高，体现出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高度的一致性，而中、西部地区相对金融发展比较落后，但受益于国家政策扶持，金融增长速度较快。陈守东、杨东亮、赵晓力（2008）他们在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时，提出了“门限”的概念，即存在一个经济稳态，此时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相等。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大小完全受其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就是门限效应。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对经济的影响最大，但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反而会制约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王景武（2005）杨艳、李新波（2009）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得出结论，我国地区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差异比较明显，东部地区比较显著，而西部地区则存在着相互抑制的关系。

　　四、小结

　　对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最终的目的是要探究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纵观国内现有的研究，从理论的适用，分析方法的借鉴，经验证据的解读，都是十分具有借鉴意义的。面对我国日趋扩大的地区发展差异，现有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角度和方向进行论证。国内现有的实证研究，从指标上来看，大部分都采用金融相关比率，银行贷款额占GDP的比例这样相对单一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程度，随着我国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化和多样化，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阶段的研究。比如我国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布，证券交易量，银行存贷款比例等金融性资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其传递性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化研究，这也反应出现有理论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

 文章来源于《时代金融》杂志2012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