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及其“锯齿状”消费路径——经济与管理

一、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 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生计问题的公认特征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缘辽阔，农村人口众多，面对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的经济转型和农村改革，我国农村居民所遇到的不确定性更加广泛与严重，不确定性感受更加深刻。 （一）人均纯收入偏低且增速缓慢 从农村居民收入的角度看，人均纯收入低下且增长缓慢，导致居民心理上对不确定性因素风险的厌恶程度更高。事实上，由于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收入在我国农村居民的总收入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其总纯收入中的比重为47.86%），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增速缓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恩格尔定律会使得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加之我国农村居民普遍科学知识、市场意识不足，劳动生产效率不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低以及容易受到风险因素影响等，相比于城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农业、农村和农民只能处于弱势地位。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面对“三农三弱”的境况，必然使得他们的不确定感受更强，他们不得不考虑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威胁。 表1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的频数主要集中分布在[2.0，3.5]，平均值为2.61，最大值为3.33，最小值1.82。实际中城镇居民还有很多的福利性收入，例如城镇居民一般还会有住房公积金、公费医疗、失业保险及各类补贴、津贴等，而这些收入农村居民是不可能享受的，如果将这些收入考虑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1]。 （二）收入结构不稳定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二者的比重几乎一直保持在90%以上。然而对于这两种主要收入来源，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农村居民的自身素质、农业生产的自身特性等因素影响，其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程度较大。具体来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较小，被认为是农村居民的暂时性收入（孙凤，2002）。近些年来，随着户籍管理与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迅速。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18.15%稳步增长到2011年的41.07%，上升了22.92个百分点，其不仅成为了农村居民的基本收入来源，也是其纯收入增长的最大贡献源。但是农村居民的该项收入来源很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典型的就是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即当经济发展形势好时，企业纷纷投资和扩张，就业机会多，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保障；而当经济发展低靡时，则正好相反，很多农民工可能无事可做，收入水平立马降低。除此之外，很多农村居民还具有“两栖型”的特征，农忙时节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他们必须回乡参与部分农业劳动，而农闲时进城又面临重新寻找工作的不确定性问题。再加上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较低，他们往往是依靠出卖劳动力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活，因而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收入低和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使得很多农民工一旦年迈，又选择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工资性收入就此消失。因此，种种因素使得农村居民对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较强。 家庭经营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的最基本、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该项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呈现了下降趋势，比重从1985年的74.44%下降到2010年的47.86%，下降了26.5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非常明显。构成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主要是农业收入（2010年的比重为60.84%）。然而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大，这不仅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由于农业生产的自身特性，也容易受到多方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农业的生产过程中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这使得农业生产同时受到“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的影响（如图1所示）。其中自然风险也称农产品产量风险，是指农业生产依赖于水、土、光、热、气等自然条件，而这些自然条件一般难以人为控制，并且变化不定，一旦发生自然条件的异常变化（例如农业经常会受到洪、涝、旱、病、虫、鼠、草、风、暴雨、雹、冷冻等），便形成农业灾害，造成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不确定性；农业市场风险也称农产品价格风险，是指农产品在销售过程中的供求关系、品种和质量、价格等市场因素可能发生变化而给农业生产者造成损失的危险，其中尤以价格的不确定性成为农产品市场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蛛网”效应，农村居民往往依据往年的价格来决定下一年的产量（经常表现出大量的竞争性生产、同质的产品等），最终供求矛盾的作用使得价格发生预期之外的变化。农业双重风险的共同作用致使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灾年的减产与丰年的“谷贱伤农”、“菜贱伤农”等现象时有发生[2]。 （三）存在流动性约束的影响 在西方流行的消费理论中，“标准化”的消费者不存在收入不足问题，因而也不会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然而我国农村地区的实际状况是农村居民收入不仅不足，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正规的金融市场，在借贷上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国有商业银行不自觉遵循着“偏农离农”的路径，其分支机构最多设置到县级，农村地区根本就没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执行的只是简单的“吸储”作用，而且亏损严重（田岗，2004），邮政储蓄更是只存不贷；而对于农村的非正规金融，不是被政府正规化，就是被打压、禁止发展。截至2007年末，全国共有农户约2.3亿户，其中约有1.2亿的农户具有贷款需求，而有机会获得贷款的农户数为7 800万多户，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3.2%，金融市场的匮乏使农村居民在进行消费时很难获得他们想要的信贷支持，流动性约束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3]。不仅如此，在农村地区借贷还是一个很令人丢颜面的事情，甚至会被认为是整个家族的失败。因而，为了预防将来不确定性支出，保证消费的平稳性，农村居民往往维持较高的储蓄水平，以降低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心理。 （四）社会保障资源不足 社会保障资源的不足，会使得农村居民对一些重要支出项目缺乏支付能力，进而产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感受。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投资和社会保障几乎是政府的盲区，农村地区的修路、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各项支出完全由农村居民自己买单，而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风险也完全是由他们自己承担。因而在农村，“量入为出”和“勤俭节约”的观念比城市更加强烈，其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将来的不时之需，保证生活的平稳安定。近些年来政府对农村地区的保障性投入有所增强：2003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截至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覆盖所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农村居民参合人数8.35亿，参合率达到95%；2007年国家免除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开始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这些惠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但是农村合作医疗较低的报销率和严格的报销范围、高等教育较高的入学机会和高昂的学费以及新农保的刚刚起步和较低覆盖率等因素，加之住房支出越来越大、婚丧嫁娶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村居民对未来的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并未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