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民商事冲突解决方式成本的法经济学分析比较——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一）非诉讼方式解决冲突的成本分析
1. 自力救济方式的成本分析
自力救济的典型方式是和解，即纠纷双方以平等协商和相互妥协的方式来和平解决纠纷。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而达成的协议就是合同，对当事人双方都具有约束力。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纯粹是矛盾双方依靠个人力量来独立解决纠纷，没有外来因素介入，从纠纷解决过程到结果都充分体现了双方的自主意志。
如果当事人通过自力救济进行和解，这是成本最小的冲突解决方式，应当大力提倡。这种方式所需的成本包括：（1）经济成本：当事人为进行谈判而收集、处理证据材料以及其他有关信息而支出的费用；往来奔波，赴约谈判而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监督赔偿的履行的费用以及向权利服务提供者等中介组织支付的费用。（2）风险成本：谈判的风险成本主要是因缺乏强制力导致救济活动陷入冗长谈判之中，从而耗费更多的成本。但是，这种和解方式存在与诉讼外调解同样的问题，即没有法律作为保障，很可能最后白忙一场，甚至可能因自助行为发生违法行为而产生负成本。
2. 社会救济方式的成本分析
（1）社会调解方式解决冲突的成本分析。社会救济方式主要是调解。社会中介力量依据善良风俗、高尚道德、国家法律等价值规范通过说服教化等方式，在矛盾主体之间进行斡旋，使其相互谅解和妥协，最终化解矛盾，这就是调解方式。国家机关行政调解、社会团体民间调解以及基层群众组织人民调解等是我国目前的主要调解形式。比如，因交通事故赔偿而产生的纠纷，公安机关参与协调；土地使用权发生的争议，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可以参与调解等，这些都是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来参与协调和解决民事纠纷。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大型的厂矿企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了我国大量的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是我国民间纠纷的主要解决力量。消费者协会调解消费争议，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纠纷以及仲裁机构对民间冲突的调解等，都是社会团体组织的调解。社会调解方式并非诉讼的前置程序，诉讼之前纠纷主体是否经历调解一般是其自主选择。即使经过调解事后也一般不会影响其提起诉讼，而且调解人员没有权力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都是以第三者身份参与解决矛盾，调解结果大多没有强制执行力。但要注意的是，仲裁庭依据调解协议的结果制作的调解书或者裁决书，则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社会调解的经济成本一般来说是较低的，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和乡镇政府的调解是不收取费用的，这是社会调解具有吸引力之处。但是社会调解缺乏程序保障和法律效力保障，当社会调解没有得到当事人的遵从而需要重新诉诸诉讼的话，已经进行的调解活动归于无效，从而影响了社会调解的实效性，它的成本优势可能将不复存在，所以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
（2）由民间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成本分析。当事人可以在纠纷发生前的合同条款里，或者纠纷发生后通过协商，约定将争议交给民间仲裁组织来解决。民间仲裁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仲裁迅速在全世界普及。不仅如此，仲裁的适用范围由最初的商事纠纷扩展到整个民商事冲突以及劳动纠纷、消费者纠纷等。仲裁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三项：第一，经济成本：向仲裁机构交纳的仲裁费用；其他仲裁费用，包括勘察、鉴定、公告、翻译费等；向法院交纳的申请费，包括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执行等的费用；当事人为参与仲裁而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等。第二，风险成本：仲裁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即使最终承担不利后果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符合“愿赌服输”的游戏规则。第三，时间成本：仲裁庭应当在组庭后三个月内做出仲裁裁决书，适用简易程序的仲裁，一般在三十日内做出仲裁裁决书。可以看出，相对诉讼而言，仲裁的时间成本是比较低的。
（二）诉讼方式解决冲突的成本分析
诉讼方式即公力救济，在民商事冲突解决领域，就是民事诉讼，即国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审判权来解决私人之间的矛盾。它是民商事冲突最终的解决途径。与其他几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相比，民商事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在程序上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在结果上具有执行力和终局性。
民商事诉讼跟其他几种解决纠纷的方式相比似乎具有较强的优势，但是，其程序复杂、时间持久以及成本较高等却是其明显的劣势。其一，民事诉讼技术性强，太专业，一般民众不能理解和操作，不像和解等非诉讼方式，程序简单明了，当事人能够亲自参与和控制。其二，民商事诉讼程序法定且拖沓冗长，成本较高并且难以掌控，而和解等方法意思自治，成本低廉。最为重要的是，民事诉讼在有些时候不能适应国情，不能满足当事人既不伤和气又要解决问题的需要；而一些非诉讼方式却能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理性妥协，获得双赢的结果。
（三）各类民商事冲突救济方式的成本比较
对前面两种民事纠纷救济方式的成本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总体而言，通过人民调解促使当事人之间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是综合成本最低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对救济婚姻家庭、继承、相邻权等熟人社会中的民事纠纷来说，既能够保持较低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又可以修补受损的人际关系，获取良好的社会收益。第二，标的额大的纠纷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诉讼具有终局性，就可能获取的经济收益而言，纠纷救济成本还是相对较低的，但小额纠纷就不一定有此效益。第三，仲裁在专业性比较强的纠纷中优势非常明显，因为在此类纠纷中，当事人最看重的两个成本——时间成本和风险成本，都比民事诉讼和私力救济低；就当事人的收益而言，又比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高。第四，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在处理新型纠纷，特别是消费者权益、产品责任、环境侵权等涉及公益的民事纠纷时，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行政救济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较低，行政调解达成的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效力，行政裁决也要接受司法审查，因而并不丧失继续诉讼的机会，并不必然承受不利后果，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也不高。第五，私力救济的经济成本可谓最低，但风险成本一般较高。规范的私力救济可以降低风险成本，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对抵押、留置和定金等的规定。另外，债权人于情势紧急而无法求助于公权保护其合法权益时，对债务人人身或财产实施必要的强制性措施往往也在国家容忍的范围内，比如在债务人转移财产时扣押其财产，或在债务人企图潜逃时暂时拘束其人身。此时债权人的自助行为，就是将私力救济可能造成的成本耗费分配给债务人承担。在市场经济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私力救济能够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市场流通，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
总之，要降低民商事冲突的救济成本，实现权利救济收益的关键就在于既加强各纠纷救济机制间的互动与协调，发挥整体效益，又保持它们的竞争关系，构建多元化民事纠纷救济机制，合理配置纠纷救济资源。
四、结语
当事人的效益追求不仅体现在商品生产流通环节，也同样体现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我国现阶段各类民商事冲突解决方式基本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解决体系，并且它们之间往往是成本各异，利弊互补。对当事人来说，如果对成本预算较为苛刻，对纠纷解决结果要求不高，那么就应该考虑用和解、调解或者仲裁方式。但是，如果当事人希望结果利益最大化，对成本付出无所谓，那么就可以选择诉讼方式。当然，当事人的选择权不能突破我国法律的限制性规定，比如我国有关劳动合同关系法律规定，涉及劳动纠纷，由劳动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和由劳动仲裁委员会先行仲裁是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
我国的人民调解和民间仲裁，因其机构较多且方便快捷，费用也较低，本应该是很实惠的解决纠纷的方法，但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对此规定不够健全，致使这两种方式缺乏强制性和权威性，当事人常常是想用但又不轻易使用。这就造成民事诉讼多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处于解决民事纠纷的“垄断”地位。我国地域广阔，人数众多，而我国法院能力毕竟有限，民事诉讼与民间纠纷必然形成“供求矛盾”。同时，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民事诉讼的“垄断”地位必然导致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不断扩大，甚至可能产生法官审判态度粗暴，导致民事诉讼“质次价高”。因此，完善法律法规，为多元冲突解决机制的齐头并进创造有利环境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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